西蒙·露西·埃内斯蒂娜·玛丽·贝特朗·德·德·波伏娃（法语：Simone Lucie Ernestin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法语发音： ）》中讲述她跟西尔维亚的关系犹如十五年前跟其已故好友扎扎的关系。西尔维亚后来成为了德·波伏娃的养女并承继了德·波伏娃的所有遗产和著作。
在女权领域中，德·波伏娃与土耳其女权主义者吉赛勒·阿利米和伊丽莎白·巴丹德有着巨大的影响，她们让世人了解到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之后以及法律允许堕胎以来，女性所遭受的折磨。随后的“343荡妇宣言”— 由343名妇女联署要求获得堕胎自由的请愿也由此而生。德·波伏娃与吉赛勒·阿利米一同创建了非政府组织 Choisir，旨在推动自愿堕胎的合法性。德·波伏娃一生都在探索自己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她参观工厂和学校，拜访的人物上至政界领袖，下至工厂女工。
1980年，薩特辞世，德·波伏娃出版其自传作品《告别仪式》，当中叙述了她在薩特最后的十年中是如何陪伴着他，对于二人的亲密生活以至薩特服的药都描写得很细致，其露骨的描写触犯了不少哲学家。
1984年8—9月，《与让·保罗·薩特对话》于罗马注册后出版，她在书中描写薩特对于自己作品的某些观点，仿佛他并未离世人远去。同时在此书中，波伏娃想要让世人知道薩特是如何被贝尼·勒维（英语：Benny Lévy）控制，指出他让薩特承认在存在主义中有着某种宗教倾向，而这点又是无神论所不容的。在德·波伏娃眼中，薩特再也无法从他的才智中获得快乐，亦再也无法在哲学上进行辩论。同样地，她也含沙射影地承认自己对于薩特的养女阿莱特·尔凯姆-薩特（英语：Arlette Elkaïm-Sartre）的厌恶之情。她是这样总结的：“薩特的死使我们分离；而我的死也无法使我们相聚。就是如此；他早已厌倦了我们这么久的纠缠不清。”
1986年，养女西尔维亚·勒·庞·德·波伏娃与克劳德·朗兹曼的陪伴下，德·波伏娃在巴黎与世长辞。其葬礼甚至比薩特的更为举世瞩目，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女读者们也追随至此。德·波伏娃死后葬于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其墓就在让·保罗·薩特的旁边，其手上戴着艾格林送给她的戒指。
在2008年，为了纪念德·波伏娃而创立了国际人权奖项—西蒙·德·波伏娃奖。
据宣布，Vintage将于2021年出版一部德·波伏娃以前从未出版的小说，由劳伦·埃尔金（Lauren Elkin）翻译。该小说于1954年所著，详细描述了她年轻时与伊丽莎白·“扎扎”·拉科恩（Elisabeth“ Zaza” Lacoin）所拥有的“充满激情和悲剧性”的现实友谊，并以安德烈（Andrée）和西尔维（Sylvie）两个人物进行描绘。这部小说被认为“过于私密”，无法在德·波伏娃的一生中出版。
波伏娃终其一生推广存在主义，她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探讨人类如何在无法选择出生的世界的荒谬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尽管有联系，但波伏娃的作品不同于萨特，她将人物描写得更为具体细致，偏好向自身的经历进行一种直接且连贯的思考。
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女权运动的“圣经”。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认为：“我们并非生来为女人，我们是成为了女人。……如果说在青春期以前，有时甚至从婴儿早期，在我们看来她的性征就已经决定，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本能在直接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的，而是因为他人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要素。于是她从小就受到灌输，要完成女性的使命。男性亦然。”这是这本书的最重要的观点。（这一概念是从特土良的思想中提炼出来）：正是由于个体的组成不同使得我们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拥有不同的属性，也才会有两性。书中提出女人因为体力较差，当生活需要体力时，女人自觉是弱者，对自由感觉恐惧，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来，而女人还是甘心服从。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说的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使男人重新获取权力，认为历史上女人从没有得到过权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她认为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向中性化过渡。她这本书的英文译本在美国极度畅销，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书为波伏娃招致抗议甚至恶意诽谤。虽然波伏娃获得支持寥寥，但却打动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后者认为从人类学角度看，波伏娃的这部作品是完全可被接受的。一些同时期的大作家反对波伏娃所写的，并有众多诽谤者。
2006年：《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电视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