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传统命名

满族人名是指满族人的姓名。从女真时代至现代，经历了数百年间的巨变。满人在传统上使用满语人名。满语人名可能因年代久远，大多数都难以找到定义。一些学者试图对其进行分类。埃里希·海尼士（英语：Erich Haenisch）它们划分成十六类包括动物、植物、品质等。清史学者陈接先将满族人名划分为七个主要类别:245。满人也有使用数字做名字的:243：常得自其诞生时父亲或祖父的年龄。如那丹珠（七十）、乌云珠（九十），或用汉语，如六十七、七十五等。表示品质的名字有的以-ngga/-ngge/-nggo结尾，也可以使用蒙古语后缀-tai/-tu结尾:243。以“Songgotu”为例，在满语中，songgo为“哭”的词根。Songgotu之意，即为好哭。尼堪（Nikan，意思是“汉人”）是一个后金时期常见的满族名字。尼堪外兰是一个女真首领，为努尔哈赤的一个敌人。:49努尔哈赤的孙子中也有一个名叫尼堪的亲王，乃是废太子褚英之子，是多尔衮的支持者。:902清中期以后满人多用汉语名字。下表列举数类名字。传统上满人受蒙古人影响，称名不道姓，正式名字中通常不包含姓氏。然而为了表示家族源流，传统上满人有哈拉和穆昆的概念。哈拉和穆昆都表示血缘集团，穆昆是哈拉之下的次级区分。早期满洲人单独使用名字，或将名字与头衔连用称呼，但不将姓氏和名字一齐称呼。例如在准噶尔之役中功勋显赫的满洲正白旗董鄂氏的费扬古，由于“费扬古（幼子）”是常见的名字，通常被称为"Fiyanggū be"（费扬古伯）。与汉人和欧洲人不同的是，满洲人的名字并不与姓氏连用。虽然有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等连姓带名称呼的例子，但都是现代的用法。需要指明自己的姓氏时，传统上满洲人一般用“Donggo hala-i Fiyanggū”（董鄂氏的费扬古）这样的说法。有些兄弟间的名字在发音上是类似的。例如努尔哈赤（Nurhaci）、舒尔哈齐（Šurhaci）、穆尔哈齐（Murhaci）兄弟。再比如，某家族的兄弟名字为：Ulušun、Hūlušun、Ilušun、Delušun、Fulušun和Jalušun。自清初以来，满族逐渐倾向于采用两字的中文名（不包括姓氏），再将其音译为满语。例如乾隆帝的满文名字叫“Hung li”，就是派生自其汉语名“弘历”。上层人物满文名字倾向于将两个音节分写为两个词，而平民倾向于两个音节连写成一个词。至乾隆时期，传统满族姓氏与汉族习俗结合，形成了随名姓。乾隆帝为避免这种汉化现象，曾特意下旨，要求大臣阿桂家子孙不得效法。在后宫中，他又将自己妃嫔的单字姓改为“某佳氏”，使其满化。辛亥革命后，许多满人将传统上的满族姓氏改为汉姓，有一些是依据音节改为单字姓，另一些特殊的改姓是随名姓。现代满族人普遍使用汉名。由于汉语资料中，满族人名音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从他们的汉语音译重建原始满语拼写是有困难的。另一方面，同一个满语名字，有多种读音相去甚远的汉语翻译，如“Songgotu”一名，被翻译为松果托、松俄托、松古图、索额图等。即使是同一人物在官方文件仍无固定的汉语译名。现代研究者对傅恒之子福灵安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官方的满文、汉文档案中，福灵安的满文名字译为汉文时，书写者往往随意为之，产生了至少六种汉语译名。此类现象，在清代文献中是为常见。在满人正式名字不包含姓氏的背景下，有时候一个满族名字音译为汉语后，第一个字常被误解为汉名的姓氏。比如，编写了著名游记的满族官员图丽琛，常被误认为是汉人。由于汉语官话发音不符合传统的满语音节惯例，音译汉语的名字，如果多个音节连写，会有确定音节的边界的问题（每个音节分写则无此问题）。例如“广应”和“关庆”如果写成一个词，在满文中默认都会写作ᡤᡠᠸᠠᠨᠺᡳᠩ（Guwang-ing/Guwan-king）。针对这个问题，满文中可以将ng的部分和后续的i分开写（也可看作插入一个字母a），成为ᡤᡠᠸᠠᠩ᠇ᡳᠩ（Guwang'ing）。在Unicode编码中为该音节分隔标记设置了码位：该标记称为“蒙古语锡伯语音节边界标记”（U+1807），用于锡伯文和满文，其形状与字母a的词中形相同: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