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的性（Human male sexuality）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感觉以及行为。对男性而言，性吸引力可能会由于许多对于潜在伴侣的生理以及社会特质倾向所引起。男性的性行为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演化心理学、个体人格、教养方式，以及文化等因素。大部分的男性是异性恋，不过也有相当比例的男性是同性恋或是不同程度的双性恋。
男性对于女性配偶的偏好有外貌方面的因素，也有一些是和外貌无关的因素。男性的偏好中有很大部分是跨文化的，不过也有少数的例外。
研究指出男性比较容易会被年轻且身体对称的女性所吸引。脸部对称性、女性气质以及平均水平（不要太胖或太瘦，太高或太矮）也和对男性的吸引力有关。一般来说，女性的乳房对男性是有性吸引力的，而且在许多文化中都是如此。许多文化中比较喜欢浅肤色（英语：Light skin）的女性。
腰臀比（WHR）相对较低的女性比较有吸引力，理想的值随各文化而不同。在西方文化中，比较理想的腰臀比是0.70。其他可能的外貌吸引力因数包括有较低的身高体重指数、较细的腰围、较长的腿、较大的下背部曲率。苗条或丰满体型的偏爱会随文化而不同，不过多半可以预期。若是食物稀少的地区，丰满体型的女性表示其社会地位较高，较有吸引力，但在西方国家则恰好相反。
男性一般会希望妻子的年龄比自己小一点，理想年龄差也会随文化而不同。较年长的男性会希望和妻子的年龄差距大一些，而青少年可能会喜欢比自己略年长一点的女性。
在人类交配策略中，外貌因素的重要程度会依不同文化而有不同。
男性在选择长期伴侣时，会希望有聪明、仁慈、善解人意以及健康的伴侣，也会希望伴侣有相同的价值观，在个性及态度上也有相似之处。
女性婚前贞操的重要性，会随不同的文化而有不同。不过在各文化中，妻子婚外情带给男性的痛苦，比其他妻子所能造成的伤害都要大。
许多因素会影响男性的性行动，包括演化的倾向（例如对性开放（英语：casual sex）的兴趣），以及有关个体及社会性，和成长方式、个性，以及目前感情状态有关的因素。
相较于女性，男性对性开放（英语：casual sex）的兴趣较高。平均而言，男性比较希望有多位的性伴侣，在寻求性行为可能性的等待时间较短，在寻找短期对象时的标准明显的下降，会较多的性幻想，而且许多幻想会和有多名性伴侣有关，比较容易因为性欲而驱使其他的行为，比较容易为了失去性行为的可能性而感到遗憾。男性有婚外绯闻的比率较高，也比较会寻找性伙伴（非恋爱关系，但有性行为的朋友），也比较常会进行性交易或一夜情
一项研究发现，好几种因素会影响两性首次性交的年龄。在该项研究中，不论年龄层（13-18岁）为何，具有以下特征的人都会相对少地发生性行为：双亲仍在婚、社经背景较高、学业表现较佳、宗教信仰较虔诚、照顾者对自身期望较高、较感受到照顾者的关怀。相比之下，身体意象较佳的人较多会发生性行为。
拥有固定伴侣关系（英语：committed relationship）的男性的社交性性取向（英语：sociosexual orientation）受到约束，他们的性行为跟没有相关限制的男性不同。社交性性取向受约束的男性较不愿与固定伴侣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且较不会随心而行，以为了跟伴侣保持情感亲密，对之忠贞不渝。
社交性受约束的男性较少接近腰臀比例较低（0.68–0.72）的女性，这一比例一般较有吸引力。
伊丽莎白·卡什丹认为，两性交配策略的差异，可由对男性在亲代投资上花费多少的期望来解释，她同时提出了支持此一假说的证据。若相关期望较高，男性便会倾向于以展示投资能力的方式吸引女性。除此之外，与没有受到期望的男性相比，受到相关期望的男性较有可能强调自己对心仪对象多么忠贞不渝。相关期望较低的男性则会以自身的性吸引力或性能力作卖点。卡什丹认为研究支持了以下观点：受到亲代投资期望的男性较为看重展示他们多么忠贞不渝，而这一种策略的成本较高（因为繁殖机会较少）。这说明这一种行为是有益的；要不是有益的，那么就不会被选择上。
父子确定性，即一名男性在多大程度上知道或相信一名女性的孩子是他的。
在奉行多配偶制的社会中，男性可能在父子确定性较低时，表现出更大的性嫉妒。这是因为他们不想承担花费时间资源去养育一名不属于他们的孩子的风险。
不同文化的社经差异也会影响父子确定性。在一些像纳米比亚般，习惯“自然生育”的国家当中，96%男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性嫉妒。
除此之外，若某地避孕用品或方法不能够容易取得，那么父子不确定及放弃养育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强奸的施行者大多为男性，相关数字远比女性施行者为多。这可能是因为强奸本身为其他演化机制（比如对多个性伴侣的渴求、渴望在零投入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对性机遇的敏感度、物理攻击能力较强）所带来的非适应性副产物。就男性的情况而言，性别角色及性权利感皆为与强奸有关之态度及行为的预测因子。但也有理论从演化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强奸本身就是自然选择底下的一种适应策略，以此解释部分案例中男性的行为。此一解释受到来自好几个领域的学者批评。戴维·巴斯表示，不论哪一种原因，都欠缺明确证据佐证。
性取向是指男性、女性，抑或两性对某人所产生的相对吸引力。大多研究性取向的研究者聚焦于探讨产生吸引力的模式，而较少着墨于他们的行为或认同。这是因为文化会对行为及认同产生影响，而行为和认同最终都可归因于所受到的吸引。
社会上一些人不是绝对的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而是在某程度上属于双性恋者。Bailey等人估计，不论文化如何，当中大多数人的性取向都会完全倾向另一种性别，少数人的性取向会完全或不完全地倾向同一性别。在一项西方调查中，约93%的男性自认为“绝对的异性恋者”，4%自认“多半为异性恋者”，0.5%自认为“较兼爱的双性恋者”，0.5%自认“多半为同性恋者”，2%自认为“绝对的同性恋者” 一项对67份研究的分析发现，男性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终生盛行率（不考虑性取向）因地而异——东亚地区为3-5%，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为6-12%，东欧地区为6-15%，拉美地区则为6-20%。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人口当中约有3-16%为男男性行为者。
性取向可以用自我评估量表量测，也可以用生理测量的方式确认。有许多种生理测量的方式，包括先给予男性及女性的性感素材，再量测阴茎勃起时间、观看时间、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以及瞳孔放大程度，这些结果都和自我评估的结果有高度的相关性，其中包括自我评估是“多半为异性恋者”或“多半为同性恋者”的男性。
同性恋对一个人的社会认同影响程度会随文化而不同。在人类文化中，是何时将同性恋的性欲以及行为加以概念化，这个问题仍有许多争议。
现今众多社会的人民皆会以其伴侣的性别为依据，以此定义自身的性认同。但对于一些社会来说，性别角色才是定义的主要考量点，性行为上的表现反而较为次要。
尽管尚未有一种有关性取向形成的理论得到科学界广泛支持，但生物性因子得到更多的证据支持，对于男性的情况而言更是如此。相关证据包括不论文化， 同性恋跟童年时的性别不确定皆有一定关系；双生子研究中所发现的中度遗传影响；产前激素对脑部组织的影响；出生次序的影响；在男婴因身体畸形，而被视作女童抚养的情况下，他们日后还是会认为女性较有吸引力。社会性因子的支持证据仍是十分薄弱，且当中受到混杂因子扭曲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跨文化证据仍偏向于非社会性因子。与相对不包容同性恋的文化相比，偏向包容之的文化也没有出现相关盛行率显著较高的现象。尽管男同性恋行为在英国单性别寄宿学校当中相对普遍，但曾就读相关学校的英国成年人没有出现从事更多同性恋行为的倾向。即使是较为极端的例子 ——桑比亚人（英语：Sambia people）——他们的青少男需在该段时期从事同性恋行为后，才能与女性交往，他们大多于最后也会成为异性恋者。
目前研究者尚不完全了解哪种存于基因库中的基因为“同性恋基因”。另外有假设以亲属选择的角度来解释，认为同性恋者会对他们的近亲后代进行大量投资，以抵消不直接繁殖的成本。尽管此一解释并不受到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研究所支持，但数项于萨摩亚进行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支持证据。另有假说以性对抗性（英语：Sexual conflict）基因为基础，这使得同性恋倾向在男性当中表达；但若在女性方表达，则会增加繁殖机会。研究显示不论文化背景西方与否，此一假说都受到证据支持。
除了上述假说，亦有假说认为同性恋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适应（英语：Adaptive behavior (ecology)）表现，以让同性男子建立同伙关系，不过这种倾向因每个人的基因而异，且较常在需为得到女性伴侣，而发生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出现。演化心理学家戴维·巴斯对之予以批评，称大部分文化的年轻男性皆不需要以同性恋行为来建立同伙关系，反之同性间的伙伴关系很多时候皆不需要涉及任何的性行为。此外他还说没有证据显示从事同性恋行为的人在建立相关关系上表现较好。其他研究者同样对之有所批评，评论道有关性行为的跨文化数据很粗略，质量不一：并指没有必要认为同性恋行为跟其他性行为不同——即认为它不是中性的副产物，而是直接选择下的结果；并指假说忽略了性取向本身；并认为这跟双性恋者或同性恋者获得较少父爱的结果相矛盾；灵长类动物的同性恋行为不是能够划一解释的，而是有很大差异的现象；且由于人类是以性方面的情感为依据，来选择同性性伴侣的（跟倭黑猩猩相反），故此相关的同性关系一般只会在对方对之也有好感的情况下发生，这类型的变异也不能以自然选择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