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砂麦酒株式会社，位于台湾台北市上埤头（即今日台北市八德路二段与建国北路交叉口一带），创立于台湾日治时期的大正八年（1919年），其大正九年（1920年）4月落成的啤酒厂是台湾第一座、也是日治时期唯一的啤酒制造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砂麦酒被台湾省专卖局接收，厂房几经更名，于1975年改为建国啤酒厂，由于仍保有日治时期的部分建筑等原因而指定为古迹。
高砂麦酒会社是由日本芳酿株式会社社长安部幸之助号召成立，于大正七年（1918年）11月30日截止募股，隔年1月13日于横滨召开创立大会，同年4月在台北设立工厂，大正九年（1920年）4月完工后开始生产，第一批产品则在该年6月初出货:19、59。该公司创业时资本额为200万日圆，社长是安部幸之助，常务董事为柏熊福太郎，董事有唐仁原景俊、李景盛、吉村铁之助、田中丸善藏、后宫信太郎，监察人则由矢岛荣助、斋藤丰次郎担任:60。其工场占地有14000多坪，机械设备自美国夏威夷进口。该公司成立的目的，除了供应台湾市场的需求之外，也计划向南洋发展，因而创社之初的规划是总制造量为30000石，平时生产量约20000石，而平时生产量的12000石供应台湾市场，剩余的8000石便往南洋出口:60。然而由于台湾12000石的啤酒市场已有日本惠比寿啤酒与麒麟啤酒进驻，此一计划在初期便设置产能20000石的工场，想要同时占有已有的市场与开拓新市场，导致损益平衡点上升，而该公司产品又因原料而带有苦味，此外亦因产品单价偏低难以迅速获利，使得该公司累积的营业额无法达到获利的水平:61。有基于此，高砂麦酒改由后宫信太郎担任专务，新股东赤司初太郎担任总经理。
大正十年（1921年）8月31日，为救济营运出现困难的高砂麦酒，台湾银行总裁中川小十郎、副总裁森广藏、生产局局长高田元治郎与台湾总督田健治郎曾聚会达成整顿高砂麦酒业务，促进与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的合并，但该年9月5日大日本麦酒社长马越恭平向总督田健治郎表示合并有困难:62。后来9月14日虽提出过两会社的合并条件，但合并计划最后仍中止:63。此外赤司初太郎亦在11月6日与12月5日向总督田健治郎说明新竹制糖与高砂麦酒的临时救济事宜:63。
大正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台湾实施酒类专卖，今后各酒类的制造与贩售均由专卖局负责（酒精不在专卖范围内），但啤酒在“酒类专卖令”里规定“暂时除外”:63。除外的原因，田健治郎在日本帝国议会是以高砂麦酒仍在测试时期，啤酒并未作为酒造税课征对象为由而不纳入专卖，专卖局文书则是以台湾啤酒需求主要是进口日本制啤酒来满足，高砂麦酒则是为了往南支南洋出口而成立，且成立时间尚短，基础需要加强，收购高砂麦酒会使专卖制度实施经费增加为由，故不纳入专卖:56。但李振华认为真正的理由是要保护日籍资本家利益:57，当时亦有类似的舆论，而岩村益典〈日治时期台湾啤酒专卖之研究〉一文则认为啤酒除外是因为高砂麦酒的收购问题——总督府方面希望在1922年实施计划以解决财政问题，因而需先让法案在1921年12月通过帝国议会审议，如此就需要在10月底前须做出预算案与法案，且为了防止招致反弹，相关计划必须保密，但同一时间高砂麦酒正计划与大日本麦酒合并，难以确认收购经费，遂先将啤酒排除在专卖范围之外:63、64。
大正十二年（1923年），高砂麦酒开始进口捷克的麦芽与啤酒花，调整风味，之后也试着使用德国的原料:98，此时日本的啤酒因经济不景气而一箱降价2圆，高砂麦酒则因品质改善反而一箱加50钱（1圆为100钱），拉近日本本土啤酒与高砂麦酒产品之间的售价差距，另外6月24日高砂麦酒曾举办普利摩啤酒试饮会，9月则因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使日本本土出口到台湾的啤酒量减少，使得高砂麦酒的销售量增加:101。隔年高砂麦酒开始生产黑啤酒，获得好评，但该年12月第5期末决算结果总损失金为628674圆38钱:101。大正十四年（1925年）8月的啤酒试饮会上，高砂特淡啤酒曾被评为市场第一名:101。
昭和元年（1926年），日本本土对啤酒的酒造税加税，日本本土的厂商开始致力于促进对台湾的销售，而高砂麦酒则以生啤酒与其竞争，并以赠奖方式来促销，而由于对高砂啤酒的需求增加，一度引发台湾冷藏冰块供不应求的现象:102。这段期间高砂麦酒会社销售量日渐增加，但因为赠品活动的经费以及销售量与制造产能难以平衡，负债并未减轻:102。隔年（1927年）安部幸之助去世，后宫信太郎接任社长。
昭和三年（1928年）4月，高砂麦酒打算减资重整，而于18日召开临时股东会:110，减资100万圆:124，同年8月总督府打算将啤酒纳入专卖，引起业者反弹:102。隔年高砂麦酒表现尚佳，社长后宫信太郎曾在《台湾日日新报》表示主要是因为品质改善与生啤酒销售通路完备所致:102，当时除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以外，高砂麦酒也在台南、高雄与花莲港增设啤酒屋，并改变以往以重建债券与绸布等作为赠品的方式，改送扇子与杯子等低价赠品:103。昭和五年（1930年），由于各家厂商对于恶性竞争已感到疲倦，遂共同成立了“麦酒贩卖株式会社”，改采依分配比例销售的模式。该公司原预定在2月11日营运，但因登记问题到了3月3日才开始负责销售啤酒:121。
台湾总督府方面在昭和元年（1926年）已有开始将啤酒纳入专卖制度的计划，但当时因故未实施，岩村益典〈日治时期台湾啤酒专卖之研究〉一文认为是因为当时啤酒市场前景不明，故与实施啤酒专卖相比提高清酒的生产技术与销售量对专卖局较为有利:107。而后昭和三年（1928年）8月专卖局再次推行专卖计划，但该年9月日本大藏省核定前消息走漏，引发业者抗议而停止实施，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河原田稼吉于该年11月8日表示啤酒专卖计划无限期延期:108、119。
昭和八年（1933年）5月1日台湾总督府以律令表示开始要将啤酒纳入专卖，并于该年7月1日正式实施。但与其他酒类不同的是，专卖局采用“收购专卖”方式，让高砂麦酒继续生产啤酒，再统一由专卖局购买销售。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收购高砂麦酒的经费问题，当时在1932年时该公司尚有340万圆的负债，若要收购便亦须处理此一负债:124。不过同年1月起，高砂麦酒的业务已开始好转，隔年因营业状况良好，股东可以分红:140。
昭和十一年（1936年），因啤酒专卖销售良好，专卖局开始有收购高砂麦酒后再改善设备或是直接增设专卖局的啤酒厂来实施完全专卖，并满足台湾增加的啤酒市场需求，但是由于隔年（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台湾经济体制改变而搁置此议题:140-145。中日战争爆发后，制造啤酒的大麦是从日本本土与满州进口，啤酒花从德国与波兰进口，直到该年秋年改为进口日本与朝鲜所种植的啤酒花:152。
昭和十三年（1938年），专卖局酒课长樋口友吉离职改任高砂麦酒的常务董事，可显示专卖局有意加强对该公司营业的管理:157。隔年，日本的大日本、麒麟、樱花三家麦酒会社以每股60圆收购后宫信太郎、中辻喜次郎等股东手上的股份，获得了过半的股份，使得高砂麦酒成为日本本土啤酒公司的子公司:157。隔年高砂麦酒再次改革，改由赤司初太郎担任社长，并自麒麟麦酒招聘技师长，从大日本麦酒聘用远山二郎担任专职董事，而除了三大麦酒会社外，高砂麦酒的大股东还有台湾银行与麦酒贩卖会社，同时高砂麦酒还增资了420万圆:157。
昭和十五年（1940年），日本本土啤酒产能受到限制，出口到台湾的量减少两成，而台湾本土只有高砂麦酒的台北工场，只能以延长工时的方式提高产量，而同年担任董事的樋口友吉取得了日本制啤酒在台销售的代理权:157。隔年起高砂麦酒进行扩张产能工程，开始负责对缅甸供应啤酒，之后在昭和十七年（1942年）决定在缅甸建厂并勘查现场，昭和十八年（1943年）成立缅甸分部，除生产啤酒外也生产清酒与酱油，稍后也开始产硝:162。
1945年日本战败，该公司为台湾省专卖局接收改为台北啤酒公司，厂房几经更名后在1975年改为建国啤酒厂，近年改称台北啤酒工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