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非洲裔，是指居住在中国境内的非洲裔（含北非地区的阿拉伯裔、柏柏尔裔在内）人士。
唐朝的海上丝绸之路远至波斯湾乃至非洲东海岸一带。有学者考证，唐宋时被称之为昆仑奴、僧祇奴、黑小厮、乌鬼的群体，主要是指来自东南亚岛屿及南亚的尼格里托人，也有极少量来自非洲的尼格罗人种，僧祇奴的僧祇就是非洲奴隶出口地桑给巴尔的音译，而源自诃陵国、室利佛逝国的僧祇奴可能来自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直到今日，尼格里托人仍少数散居在马来半岛以南的诸海岛上。也有学者指出唐代黑人并非来自非洲。
宋代沿袭了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东南亚、南亚、非洲东海岸有着贸易往来。蒙元朝廷与和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有政治上的往来。元朝时期的权贵，以“黑厮”作家奴为时尚，时人称“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清末中国大量华工被贩卖到非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非洲热”，对非洲的生产水平发展亦有所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非洲黑人前来广州做生意，并留居在中国，在中国境内形成一个非洲黑人社群。2003年，广州市的非裔人口有两万，人数每年以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速度增长。现时广州一共有二十万非裔人口，以尼日利亚籍的人占最多。但合法的黑人有10344人。有网上评论认为黑人因语言不通及文化冲突等因素，长期面对着不公平的待遇，但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认为：“现在广州的黑人每年以30%～40%速度递增，他们已经自然地形成了很多集聚点，同时，贩毒、抢劫等刑事案件上升很快，要不了几年，问题会很严重，现在该是正视的时候了。”。
广州黑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为“黑人村”，卫生情况恶劣，有人当街宰羊并将动物内脏随处丢弃，又有黑人随地吐痰，故不少广州人尽量避开“黑人村”。
2015年，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有49,792人，较2014年的人数增加了8,115人，增长19.47%。
在2016年，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有61,594人，较2014年的人数增加了11,802人，增长23.7%。
截至2017年2月25日，在广州实有非洲国家的合法人员为10,344人。
截至2017年4月25日，广州的非裔合法人员约占广州外国人总人口（8.8万人）的17%，即14,960人。
一则来自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在2020年发表的报告以Adams Bodomo在2019年的推测为例，估计中国的非洲裔总人口约500,000。
据澎湃号“寥寥无几的”指出，在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有25名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妇女嫁到了这里。当地的村民因为没有足够的金钱在中国娶到媳妇，因此一般通过在外务工的朋友或者媒人介绍去海外购买媳妇。这些非洲新娘来到中国以后，面临着很多挑战。她们到中国后就马上“结婚”生子，成为了母亲，然而因为户籍问题，她们并不能办理结婚手续，她们的婚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或者说她们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再者因为地域文化的差异，她们和中国丈夫之间也有很多矛盾。很多非洲新娘会想回家，但是身在异国他乡的这些姑娘都在努力接受中国文化，希望融入中国的生活，经营好现在的这个家。一名嫁到浙江的马达加斯加新娘费古丽娜表示，她还有5个姊妹通通都嫁到中国的浙闽山区来了。居住在浙江省泰顺县的马达加斯加新娘易菲因为地域文化的差异，她们有许多习惯与中国不相同，甚至是完全不懂，易菲因为没有烧好晚饭等丈夫回家，与表姐出去玩，被下班回家的丈夫暴打。
网传在2011年，一名53岁的中国北京画家杨彦，和来自塞拉利昂，当时只有24岁的爱达结婚。这位中非夫妇的婚礼耗资4千万人民币，并曾经登上北京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大秀恩爱。有了妻女的杨彦，在创作上也更加顺畅，他不但荣获了美国5个城市市政府颁发的6个奖状和荣誉证书，还被誉为对美国社会与文化有突出贡献的文化使者，前几年，他们一家三口还一起上了春晚，时至今日，他们一家依然幸福如初。
另外一名从埃塞俄比亚嫁四川省广安市的女子莎莎，在两人登记结婚的第三天，其丈夫阿伟给莎莎打来热水，但莎莎并未理会，而是蒙着被子睡觉并将阿伟打来的热水踢翻了。阿伟有些生气，习惯性地说了一句“滚”。但阿伟没想到，这一次莎莎竟听懂了自己说的“滚”字，随后莎莎便开始生气并打算离婚，却发现根本找不到懂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的官方语言）的人才来进行离婚手续。
2017年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交一份名为《建议国家从严从速全力以赴解决广东省非洲黑人群居的问题》的提案，认为非洲裔外国人“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对国内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公共卫生问题与民族种族问题等重大隐患。
据报道，2016年以来，广州查处的“三非”外国人员（指未经合法手续而在中国非法就业、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总量连续两年下降，2016年同比减少了20 .7%，白云区的公安人员透露，外国人管理工作存在不少困难，比如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将“三非”外国人遣送回国后，一些三非外国人员因为在广东打工收入高，很快又回流了；一些孕、病、残人士又不具备进看守所的条件，给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压力；许多房屋租赁机构不能按规定及时向公安局反馈相关情况。
有学者表示，与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的情况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的状态下，居民之间产生摩擦冲突的几率较高，语言、宗教和风俗的不同都可能产生摩擦，相比起在单一民族聚居的情况下个体之间所发生的摩擦，换在多民族混居的状态时较容易上升到民族冲突的层次；又指出如果外来移民群体的人数在当地占比较少，他们一方面因为与原住民接触交流机会较高而更容易融合于原住民的生活，而且他们也因为人口数量稀少或人口占比极低的劣势而能有效遏制外来移民群体之中不轨之辈的异念；如果外来移民群体在较短的时间内，人口膨胀到很大数量就可以原来的种族或宗教等为凝聚核心而形成了足够大的单一外来移民群体势力，这个外来移民群体势力在东道国或东道国局部地区内的人口逐渐上升，只要东道国的政治环境许可，声称代表这个外来群体的政治力量就将应运而生。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形成，为了维护及扩张自己在东道国政坛上的地位，该政治力量所想要推进的就不会是令外来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反而是刻意强调、乃至制造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的种种不同，并片面要求对这类与当地社会或原住民的不同给予“宽容”，在西方世界的诸如“多元文化”之类“政治正确”的思潮影响下，这种片面要求当地社会或原住民向外来移民群体“宽容”的倾向又会受到进一步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