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

中古汉语使用于南北朝、隋朝、唐朝时期，继承自上古汉语，后来发展为近代汉语。现代语言学家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重建出其特征。对于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有材料称为近古汉语）的分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唐宋时期的归属上。很多现代汉语的特点在中古汉语中就已经奠定了，例如一字一音、没有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的辅音丛、有辨义作用的声调、音节结构等等。一个字的字音，也就是一个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和声调。声母是开头辅音，韵母必须包含一个韵腹（主元音），韵腹前面也可以有一个韵头（又称介音），韵腹后面可以有一个韵尾（元音或辅音）。相传唐末沙门守温创制三十字母，来代表中古汉语后期的声母，后来衍生为三十六字母。晚清陈澧写了《切韵考》，介绍分析《切韵》的体系的一种新方法。当时《刊谬补缺切韵》尚未见世，因此他研究的其实是《广韵》。他运用系联法来分析反切上字，发现三十六字母与《广韵》声母系统的差异，如正齿音“照、穿、床、审”在《广韵》中各分为两类。结合系联法和梵汉对音、方言材料，就可以拟测《切韵》时代声母的发音。这个声母系统的突出特点是存在浊的塞音和塞擦音，和其余两套（送气和不送气）清的塞音或塞擦音构成了三组对立的格局。（如帮p、滂pʰ、并b）其次是只有双唇音p、pʰ、b，没有唇齿擦音f。有些学者认为知彻澄娘可以并入端透定泥，云可以并入匣。对于俟母一些学者认为其在洛阳方言中存在，而在其他方言中不存在。研究中古汉语韵母最基本的材料是《切韵》，其次是韵图，由于对《切韵》是否反映实际语音、是否反映一时一地的语音，韵图的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主元音的差别、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介音的差别等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分歧，学者对中古汉语的拟音不完全一致，有时在韵母的归类上也有细微差别。普遍认为韵图中的合口字存在类似u的介音。又由于《切韵》中三等字的反切上字自成一套，和其他等不同，因此普遍认为三等字有一个类似i的介音。有些学者（如高本汉、王力）认为四等字也有介音，有些学者（如潘悟云、郑张尚芳）认为二等字也有介音。中古汉语的韵尾也没有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的辅音丛和浊塞音，但仍然比现代普通话丰富，有-m、-n、-ng、-p、-t、-k、-i、-u等8个。其中-t在一些方言中是-r，而-k在一些方言中弱化为-ɣ。过去认为中古汉语有10个以上的元音，现在的一些研究则认为中古汉语有6个或7个元音。分歧在于来自上古汉语相同韵部的不同等的元音是否相同。但即便认为这类元音不同的学者也承认，这类元音是非常接近的，并且常常在诗歌内通押。以下以中古汉语6个元音的系统来说明问题：《切韵》把汉字分成四大部分来编排，每一部分是同一个声调，分别称作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其中入声就是韵尾收-p、-t、-k的字，但是其他声调由于缺乏资料，很难重构出准确的调值。唐代《元和韵谱》说：“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也有学者据此认为平声是平调，上声是高调或升调。对中古汉语语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切韵音展开的，但是即使在《切韵》产生的年代，各地的口音也是不统一的。《颜氏家训》说：“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证明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和北方口音是不一样的。《切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到中古后期又发生了若干变化。在声母方面，从帮、滂、并、明中产生了非（f）、敷（可能类似fʰ）、奉（v）、微（ɱ），已如前述。另外唐朝后期的译经师用鼻音对译梵语的不送气浊塞音，日本汉音用清音p来读《切韵》的b，而用浊音b来读《切韵》的m，有些学者认为是部分汉语方言出现了鼻音口音化现象（如今也出现在闽南语）。韵母系统也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是相近的韵母合并了。《广韵》有些韵注明与其他韵同用，韵图把不同的韵放在同摄同等，都反映了实际语音的变化。也有小部分字归类的变化，例如白居易《琵琶行》：“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拿有韵的“妇”字押暮韵的“故”字，可见“妇”一类字已经转到暮韵去了。在声调方面，原来全浊音（浊塞音、浊塞擦音和浊擦音）开头的上声字变成了去声。韩愈《讳辨》说：“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简言之，韩愈认为“杜”（《切韵》上声）和“度”（《切韵》去声）是同音的，因为他把“杜”也读成去声了。其次是四声根据声母是清辅音还是浊辅音，各分成了两部分。日本安然《悉昙藏》说：“承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声势大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中古汉语的语法材料有非常丰富的文学作品，但其中多数是按照上古汉语的经典著作的语法来写的，不能直接反映当时的口语。另一方面，流传或出土的大众题材的作品，例如民歌、小说、变文、曲子词等为研究口语语法提供了材料。中古汉语语法上承上古汉语而有所变革，开了近代汉语语法的先河，如新的被动式、完善的使成式等等。中古汉语仍然是单音节词占优势，中古汉语的名词和上古汉语比起来，除了词义的变迁，上古汉语的词头废弃了（如有），取而代之一套新的词头和词尾。最普遍的词头是阿，其次是老；最普遍的词尾是子，其次是儿、头。阿可以加在疑问代词谁、人名、亲属称谓、排行、人称代词的前面；老的出现比阿晚得多，唐代之前，只有加在姓前的例子。子和儿起初都是实词，后来发展成小称，再后来发展成词尾。子的应用很广泛，人、动植物、无生物都可以用；儿起初只用在小名，后来又可以用在鸟兽名之后。词头和词尾在汉语方言里发展不平衡，在现代方言里，南方方言使用词头阿明显多于北方方言；北方方言的词尾儿很发达，吴方言大多只用词尾子，不用儿，闽、粤、客家方言则极少或完全不用子、儿。中古的人称代词比上古汉语有很大的变化，第一人称除了继承自上古的我，还有侬；第二人称是由尔发展成的你；第三人称南北朝多用伊，后来又用渠，到了唐朝，又出现了他。指示代词南北朝出现了一个尔字，通常用于远指。尔还可以解作“这样”的意思，一直沿用到唐代。到了唐朝，用于近指的这代替了上古的此，字又作者、遮。疑问代词方面，问物的南北朝有底字，到了唐朝，又出现了什么，又合音作甚。问情状唐和五代只用争字。问人用谁，问地点用何处，反诘、反问用那。那是“奈何”的合音，东汉已经出现了，唐代用得更普遍。动词的形尾著、了已经虚化，在唐代，著字附着在动词后面表示静止的状态，如王建《北邙诗》：“堆著黄金无处买。”了字附着在动词短语后面表示“完毕”的意思，这在晋代就出现了。到了五代，了就可以作为真正的形尾，表示完成了。上古汉语的判断句不需要系词，到了汉朝，指示代词是发展成系词，到了中古汉语，系词是普遍使用，取代了上古汉语的判断句式。在能愿动词方面，产生了附着在动词后面表示可能性的得。中古汉语表示劝阻时，除了用上古汉语的毋（无）、勿外，也用由代词变来的莫，莫在唐诗中最为常见。中古汉语可用来字煞尾表示过去，如又是非问不用上古汉语的乎、与，而用否定词变来的无，无后来又写作么，么即是吗的前身。中古汉语的句法基本上继承自上古汉语，基本语序和基本原则都和上古汉语相同，例如主谓宾的顺序，修饰语在中心语前，连动式和递系式（兼语式）不需要特别的标记等等。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句式上，又比上古汉语复杂而丰富了，这些句式有使成式、处置式、新的被动式等等。上古汉语表达使成的意义往往只用动词或形容词的活用实现，如《孟子·梁惠王下》：“匠人斫而小之。”中古汉语在此基础上，通过在动词后面附加动词或形容词来表达使成。如果动词带宾语，宾语可紧跟在主要动词的后面，也可跟在次要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在中古汉语的连动句式中，有时候两个连续动词的后者词义虚化了，只起补充前面动词的作用。类似的动词有表得到义的取、得，表动作趋向的来、去、出、入等。上古汉语表示“秉持”义的把、将在中古渐渐虚化，有了处置的意义，后面可接处置的对象（正常情况下的动词宾语），从而构成了处置句式。中古汉语除了继承上古的“为……所……”句式之外，还可以使用被字句式。被字从“蒙受（不幸）”的意义衍化出了被动的意义。在这种句式中，动作的遭受者变成了句子的主语，如果出现了动作的发出者，则要由被字引出。有时候，在表示遭遇的前提下，主语可以是动作的遭受者（间接受事），而动词还可以带一个直接受事作为宾语。有时候，甚至原本作为主语的间接受事也被省略了。中古汉语的词汇大部分继承或派生自上古汉语，同时吸收了周边民族语言的少量词汇。中古汉语以楷书汉字书写，也使用楷书的手写变体行书和草书。书写时竖排从上到下，换行时到左首另起一排，有时也横排从右到左书写。中古时期的口语和书面语已经有一定的差距，书面语采用上古汉语经典作品的语法和词汇，用来创作大量的文集、小说和史学作品。但是也有一些韵文诗词采用平实的语言创作，例如白居易的诗作就以语言平实著称。同时也存在一些贴近生活的散文如志人志怪小说、变文、佛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