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现代性（英语：late modernity），或称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是对当今高度发达的全球社会的描述，是现代性的延续或变迁，而不是其后的后现代的要素。
波兰-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引入该概念，将其称为“液态”现代性。晚期现代性的特征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对服务的私有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信息革命。
斯科特·拉什（英语：Scott Lash）、乌尔利希·贝克、齐格蒙·鲍曼和安东尼·纪登斯等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认为（相对于后现代主义者）现代化一直持续到当代，因此，当代应该被视为晚期现代性的极端状态。对于1960年代以来的技术革新和社会变迁，“晚期现代性”的概念认为，当代社会是现代制度变迁和文化发展的明显延续。这些作者讨论了反身性现代化（英语：Reflexive modernization）过程：用纪登斯的话说，“社会实践会根据传入的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信息而不断地被检验和改革，从而在本质上地改变其性质”。当前，现代性倾向于自我参照，而不是像古典现代性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定义为与传统主义的对立面。
安东尼·纪登斯并不反对自“高度”现代性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但他认为我们没有真正放弃现代性。相反，当代社会的现代性是发达的、极端的“晚期”现代性——但这仍然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从这种角度看，后现代主义仅表现为现代性的高科技形式。
该主题是在晚期现代性中建构的，其背景是相互抵触和形成对比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文化的碎片化的世界。晚期现代人格的建构环境是晚期现代性的流动社会关系冲击个体的模糊的方式，产生了反身（reflexive）和多重的自我。
引入液态现代性概念的齐格蒙·鲍曼写道，它的特征与个体有关，即不确定感的增加和矛盾心理的私有化。这是现代性的一种混乱的延续，其中一个人能够以一种流动的方式从一种社会地位转变到另一种。游牧成为“液态性现代”人的普遍特征，因为他们像旅行者一样生活，不断变化位置、工作、配偶、价值观念，有时甚至更多——例如政治或性取向——将自己排除在传统的支持网络之外，同时使自己摆脱那些网络施加的限制或要求。
鲍曼强调，液态现代主义给个人带来了新的责任负担——传统的模式将被自我选择的模式取代。拥有自己的立场并有资金能力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全球化社会，就像在老式的商队驿站接待旅客一样。结果是形成了一种规范的思维模式，它侧重于转变而不是停留——暂时替代了永久（或“固态”）承诺——这种新模式可能使人误入歧途而陷入自身存在创造（existential creation）的一个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