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波女性主义（英语：Fourth-wave feminism），又名为第四次女性主义浪潮。第四波女性主义，系始于约2012年间的女性权益崛起运动，专注于性别架构的多元交织性和网络媒介的使用，而社群媒体普遍地被认为是此运动崛起的主要管道。第一波女性主义、第二波女性主义和第三波女性主义为了替女性争取更多意识和权利上的解放(liberation)、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第四波女性主义持续地推翻社会中有问题的性别规范(gender norms)。这些有问题的性别规范在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中，被视为是造成女性在社会中面临的压抑(oppress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的原因。又因社会阶层(social stratification)，与其他联锁权力系统之间的多元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让传统上已经为弱势族群的非白人的女性和跨性别女性受到此现象的影响最深。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参与者倡议(像是更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这些被边缘化的女性族群需要在政治、企业中得到更多的参与权利和能见度(representation)，认为社会可以借由更多被边缘化的女性族群的参与，融入多元的观点，替社会大众形成更公平的政策和行事准则。
第四波女性主义，更加地强调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work)的重要性，和替各个年龄层的女性争取与男性相当的工作机会(equal opportunities)；同时，试图帮助各个年龄层的男性克服社会中性别规范(gender norms)，如：自由地表达自身的情绪、感受、肢体表达方式与提倡男性须提升在孩童教育中的参与度。第四波女性主义者，借由整合大量的印刷品(print)、新闻(news)与社群媒体平台(social media)，替女性发声，和对抗滥用权力者，以寻求女性权益的提升、对抗性侵害(sexual assault)、性骚扰(sexual harrassment)和寻求身体自主权(bodily autonomy)。
虽然先前的女性主义运动在推广上遭遇到各种阻碍，像是刻板的社会政治架构和缺乏沟通与传播管道，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参与者利用远无弗届的数位媒体(digital media)平台，协助参与者凝聚群众力量、分享多元观点，和揭露各种女性在社会中遭逢的压抑经验，展开对过去的女性主义运动的省思和批判，提供了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更广泛的视角。
凯拉·科赫雷(Kira Cochrane)认为科技的使用，尤其像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Tumblr等互动式社群媒体平台，和部落格，如Feministing，奠定了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中挑战厌女症(misogyny)的基础论调。
社群媒体时代下的社会运动，能够借由推特发言纪录，体现出媒体中的跨性别恐惧症(transphobia)，或由主题标签推广活动，如广为人知的#MeToo、#YesAllWomen、#bringbackourgirls、#NotYourAsianSidekick，与#SolidarityIsForWhiteWomen。#GirlGaze，是由Amanda de Cadenet发布的网络平台，旨为推广女性之间的创造力和创业能力，强调女性主义者允许不同论辩立场存在的重要性，提高年轻女性在媒体中呈现的社会形象水平。《时代杂志》命名MeToo运动中具相当影响力的社会运动家为“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评选他们为2017年当年度的时代年度风云人物。
其他第四波女性主义中的活动，还包括像是the Everyday Sexism Project、No More Page 3、Ni una menos、Stop Bild Sexism、解放乳头运动(Free the Nipple)、荡妇游行(SlutWalk)、the 2017 Women’s March、the 2018 Women’s March、Time's Up (运动)、10亿人起义(One Billion Rising)等。此波运动在艺术上的启发，有像是Mattress Performance、10 Hours of Walking in NYC as a Woman。
社会特权(privilege)的影响，为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中常见的论辩主题。运动参与者称，传统上居于社经主导地位的族群应承认特权的存在，并将此种特权作为提升弱势或被边缘化的族群的助力。
1980年代，保守派国家领袖像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或美国总统隆纳·雷根(Ronald Reagan)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已透过社会运动取得“足够的平权和相当的既得利益”，而放弃支持女性主义运动，阻止了英美国家女性运动的持续发展。同一时期，北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与欧洲国家，虽在政府的同意下成立了妇女团体；却因州政府的干预，弱化了妇女团体应有的独立性，加深妇女团体在推广女性相关议题上的困难。
1990年代间，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发起了当地的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当时崛起中的口红女性主义(lipstick feminism)和消费女性主义(consumerist feminism)的发展，因主流女性主义无法成功融入美国学者拥护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而停滞不前。虽然进展缓慢，第四波女性主义不断地透过媒体和网络在世界各地萌芽。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参与者，大多由年轻世代的女性组成。因大部分的参与者从未透过学校或任何正式教育接触过女性主义的发展历史，她们对女性主义的理论只存在相当少的既定印象；也因为这样，参与者得以舍弃过去女性主义主张的结构理论，在网络社群中塑造出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政治理论。与过去所有的女性主义运动一样，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极力避免围绕于单一的理想主义、组织，抑或以特定群体为中心发展的女性主义思想。相反地，运动本身强调凝聚多元族群的力量、女性之间互相支持的重要性，视女性为一个整体，鼓励团结合作，达成以提升女性权益为主的共同目标。
西班牙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于1997年的一桩谋杀案──安娜之死（西班牙语：Ana Orantes）(英语：Murder of Ana Orantes西班牙语：Asesinato de Ana orantes)。安娜受邀到当地电台广播新闻Canal Sur，公开谈论长年以来经历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的历程，事后却遭先生报复，焚烧至死，陈尸于格拉纳达家中。早期西班牙的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主要以电视与报纸作为推广的管道。安娜的谋杀案引起全国性的关注，让性别暴力，尤其是家庭暴力浮上台面。有鉴于安娜谋杀案，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RTVE)和其他的新闻媒体纷，纷改变在报导性别暴力新闻的相关规定，以防范公开谈论性别暴力事件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在西班牙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关注增加后，新闻记者开始检视媒体一直以来对家庭暴力事件的刻画。与性别暴力相关的歧视言论或笑话从此被广泛地禁止。这波对家庭暴力的反对声浪也掀起了后续在网络和其他虚拟平台上对性别歧视议题的讨论，例如职场上的酬劳差异(gender pay gap)，和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2018年和2019年的11月，上千位民众于法国各地游行，抗议猖獗的性别暴力(gender violence)和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利用主题标签#NousToutes，指控政府长久漠视此议题，并缺乏制裁加害者的法律和政策。抗议民众聚集，且以紫色旗帜和紫色服饰呼应此运动。此运动启发了#MeToo运动。
拉丁美洲国家的第四波女性主义，包含了多种论调迥异且互相矛盾的女性主义。其中最具争议的女性主义论调，严格定义女性只有顺性别(cisgender)和非跨性别(non-intersex)的女性，批评酷儿女性主义(queer feminism)系一种抵抗传统女性形象和去女性化的理论。这种反对酷儿女性主义(queer feminism)和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的论调，与当时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女性主义理论形成强烈对比，形成另一种反酷儿(anti-queer)的女性主义运动。排斥酷儿女性主义的理论，普遍被认为是基于性别二元论(gender binary)和顺性别常规化(cisnormative)的传统性别架构(gender construct)建立的理论。这些拉丁美洲的女权人士称巴特勒的理论是企图抹煞女性本质且视女性为一种政治工具，称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为阴谋论。她们认为女性的定义和划分的界线应该由生理特征决定，而非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以性别本质主义(gender essentialism)取代后现代女性主义论，称酷儿女性主义为一项压迫女性本质和藏匿男性激进派('male aggressors',指跨性别女性)的阴谋论。
其中，最早发起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国家为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与波兰。有些人认为1995年在北京(Beijing)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1995)为波兰9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运动的开端。
社群媒体扮演了催化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关键角色。2018年，大量女性透过社群媒体集结上街和游行抗议是将西班牙、阿根廷、巴西的此波女性主义运动推向巅峰的原因之一。这样大规模的民众集结和抗议在西班牙早期的女性运动中是前所未见的。极右派政党呼声 (政党)和安达鲁西亚(Andalucía)的重新崛起让女性主义运动面临严峻的挑战。在阿根廷的堕胎权利(abortion rights)运动中，上千名女性和参与者围着绿色围巾上街争取阿根廷的合法化堕胎法案。
以Twitter为例，2006年在Twitter刚创立时，吸引的使用者年龄层多集中在介于18岁到29岁间年轻族群，类似的社群平台的普及让民众非常容易取得与社会运动相关的资讯，促成了后来的主题标签女性主义(hashtag feminism)。
2016年10月，美国保守派政党共和党 (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于2005年一段贬抑女性的录音对话曝光，内容包含他对女性的歧视、调戏、性骚扰行为，引起选民强烈反弹。虽特朗普事后公开道歉，但辩称录音内容是“更衣室的玩笑话。”。2019年5月，美国阿拉巴马州通过《人类生命保护法案》(The Human Life Protection Act)严格禁止所有人工流产手术，即使怀孕女性为性侵害的受害人或非自愿性的受孕，此反堕胎法案(anti-abortion bill)引发美国对“生命派”(pro-life)和“选择派”(pro-choice)的讨论。
2013年，民主党参议员温迪·戴维思在德州发起了一个耗时13个小时的冗长辩论(filibuster)试图阻止新的反堕胎法规通过。大批支持民众集结在德克萨斯州议会大厦(Texas State Capital)前声援，无法到场的人则使用标签#StandWithWendy支持戴维思的行动。公众人物相继采用此模式，在Twitter上发起与性别歧视相关的主题标签，例如#askhermore，抗议媒体采访女性公众人物往往只专注女性公众人物的外表或个人感情生活的双重标准。
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鼓励参与者针对社会问题采取实际行动(calls to action)。英国演员艾玛·沃特森，于2014年在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发表的一番演讲和她长年参与社会运动的努力启发了主题标签HeForShe的运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各国的性暴力事件渐渐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和大篇幅地报导，像是2012年印度的印度黑公交轮奸案(Delhi gang rape, India)、2012年英国的吉米·萨维尔性侵案、2014年美国的比尔·寇司比性侵案、美国的2014年伊斯拉维斯塔枪击事件、2016年加拿大的吉安·戈梅希性骚扰指控、2017年美国的哈维·温斯坦性侵事件、#MeToo运动、温斯坦效应、英国于2017年爆发的政治人物性骚扰丑闻，和西班牙于2018年发生的狼群案(The La Manada rape case)等，透过网络突破国界的限制，让民众了解事件的始末，唤醒国际上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并以行动支持或声援世界另一端正在发生的不公义。
因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相继在世界各地萌芽，各时期的理论经常同时地演化且不断地被推翻、重新定义或解释；专家学者质疑以特定时期的女性主义表达论述主题的核心架构是否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一些专家则认为了女性主义的历史框架有效地帮助大众理解或沟通主题涉及的概念，因此这些分界仍然被广泛地使用。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不免继承许多以往的女性主义论点或倡议的主题，有些人认为新世代的女性主义者可以借由熟悉不同时期的女性主义运动扩充对女性主义的理解范畴。
试图直接对照同一时期但不同国家的女性主义发展可以是非常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工作。举例，美英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是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西班牙在佛朗哥时期曾历经数次女性主义浪潮。在广义解读的前提下，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是介于19世纪中期到1965年、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介于1965年到1975年，而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则介于1975到2012年。西班牙的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约莫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西班牙裔的女性主义者Amelia Valcárcel，曾提出理论认为“西班牙的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有可能对应的是国际间的第五波女性主义运动”。
虽然各个时期的女性主义浪潮在学术上应皆具有可以辨识的特征，但就在学者和女性主义运动家不断地重新解释后，女性主义浪潮之间的界线越显模糊。传统西方观点中，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特征是女性参政权(Women’s suffrage)的推动，旨为争取女性的投票权，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利。随着女性主义运动不断地演化，在时间上交互重叠，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发起时间的断代显得更加地困难，普遍的共识系约莫1960年代间。相较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强调社会权(social rights)和个人权(personal rights)，例如同工同酬(equal pay)、身体议题(bodily issues)、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等，抵抗社会中基于性别的双重标准。年轻族群让新的女性主义直面社会特权对非白种人、酷儿、少数族群(minority group)造成不对称的负面影响的事实，拥抱文化多样性和兼容性。
英国记者凯拉·科赫雷(Kira Cochrane)与英国女性主义学者Prudence Bussey-Chamberlain在描述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时，称此运动旨在为女性争取社会正义，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性骚扰（包含街头骚扰）、对女性的暴力行为(violence against women)、工作职场上的歧视骚扰、身材羞辱(body shaming)、媒体中对性别的固化形象的刻画和歧视、网络上的厌女评论和行为、校园性侵(campus sexual assault)、公共场所的性骚扰、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上的性骚扰、和社会中的强暴文化(rape culture)。她们同时支持多元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的理论、社群媒体运动和网络连署(online petitioning)。Bussey-Chamberlain曾写道：“这其中最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在面对这类主题时)特定的态度居然仍存在。”第四波女性主义中包含的事件和组织有Everyday Sexism Project、UK Feminista、Reclaim the Night、10亿人起义(One Billion Rising)和Lose the Lads' mags抗议行动。
Everyday Sexism Project的发起人，英国作家Laura Bates，于2012年4月16日建立了一个网络论坛，让女性可以公开讨论及分享她们每天碰到的骚扰事件。
1990年代，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参与者就已经开始透过写作，导入男性特权(male privilege)的观点和相关概念。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仍持续地在学术上和社群媒体上被大量地研究及探讨男性特权。美国社会运动家佩姬·麦金托(Peggy Mcintosh)，是早期对男性特权(male privilege)发表评论的女性主义者之一。她称这种现象为（与白种人特权相关）“隐形且没有重量的背包，这个背包装着特别的分界、地图、护照、解码书、签证、衣服、工具还有空白支票。”。第四波女性主义者采取各种行动，欲减少社会特权分化族群的力量，借由使大众了解社会特权在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和提升民众对此概念的意识以消弭“隐形的背包”的影响。同直联盟受到此波女性运动的鼓舞，基于相信即使是男性或同样享有特定优势的族群，仍然可以为了社会必要的改变在自身的社群中响应社会活动、号召改变或付诸行动。伦敦作家Nikki van der Gaag，在探讨孩童教育当中的问题时，引述了Consultative Group on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Development的观点，指出在养育具有特权的年轻男性时的问题，经常是忽略强调个人责任和应有的行为准则。为了避免同样的社会问题一再地发生，女性主义者提出解决现行性别教育问题的解方，例如鼓励民众接纳性别中立的教育方式。芝加哥医学院神经科学教授Lisa Eilot指出，婴儿和发育中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任何细微的变化，于长时间的累积后可以导致剧烈的人格特质改变，造就固化的性别刻板印象。
女性主义者，称社会中固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对男性施加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社会压力和期待；相对的，女性则感受到须照顾家庭的义务。第四波女性运动普遍认为，这些社会施加的压力造成了工作职场上，甚至是遍布于当今社会中的性别歧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男性为主的工作环境当中任职的女性大部分相信他们身处的产业当中存在着性骚扰的问题或现象。
第四波女性主义和#MeToo运动在美国取得普罗大众的关注和相对的成功，尽管当地政府回应此波运动的策略不尽相同，各国民众纷纷将类似甚至是相同的社会问题以当地语言创造不同的主题标签。国际上与#MeToo类似的主题标签有：
其中一个对第四波女性主义的批评系，其依赖科技散播资讯的本质。Ragna Rök Jóns称，“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只让可以取得资源像是科技产品和社群平台的族群参与或发声。”第四波女性主义对科技的强烈依赖形成“内化的阶级主义(classism)与健全主义(ableism)”，在饱受最多社会不公的地区仍然只有相当低的（人口）比例可以拥有科技或社群媒体等等资源下，此运动不对称地放大社会中已经拥有较多资源和居于具优势的社会地位的族群观点。
评论家认为大型企业，如多芬，可能觊觎运动的大量媒体曝光，商业化女性主义运动，抵触第四波女性主义中弱化社会特权、资本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影响的试图。
保守派对第四波女性主义的评论还有像是“如果女性相信社会系统是搭建在固有的框架例如父权系统(patriarchy)下，与其与男性公平竞争，女性可能会在失去动机下抛弃长年性别平权运动争取的成果，倾向屈服在不公平的框架底下。”作家Joanna Williams在杂志写道：“第四波女性主义鼓励女性寻求外界支持，像是强调个人状态或是他们支持的混乱身份认同政治，（这种行为或理念）将好男人推开。”她将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与退步左派(regressive left)连结，称第四波女性主义为独裁和非自由派人士试图主导或利用社会可以接纳的理想主义，以达成控制和监督男性及女性的言论自由的目的。
保守派人士认为，当民众参与网络社会运动时，他们可能会忽略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具女性主义色彩的朋克乐团Le Tigre曾在2001年发表歌曲Get Off The internet评论这种网络导向的社会运动现象。2015年，Alex Guardado在推特上也发表与网络社会主义中缺乏实际行动问题的相关评论，“大家(在发完女性主义的推特文后)就继续过他们每天一样的生活，跟其他的推特发文没两样。”有些人认为他们是社会运动家但可能从来没参加过任何集会运动或接触过他们的粉丝之外的族群。就当各种女性主义运动在社群平台上发起时，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这个词也应运而生──形容社群平台使用者只在平台发表言论，而在现实生活中极少采取实际行动，或对他们的理念付出贡献。这个争议引起社会讨论关于在这个网络已经取代面对面互动的时代下，民众参与社会运动的必要前提和定义。
《哈芬登邮报》的记者Jennifer Simpkins在2014年发表她对当前女性主义的评论。她认为女性主义的意识抬头促使女性之间放大检视周遭女性的行为举止，针对“不符合理想化的女性主义的行为或言论”进行具明显敌意的攻击甚至是公开审判。英国学者Ealasaid Munro认为这种指控文化(call-out culture)抹煞了女性主义的包容性(inclusivity)，冒着边缘化少数族群或少数意见的风险。
女性的独特生活经验可能源自各种因素，例如种族、性向、社会阶层、生活背景等等具复杂关联性的变因。因此，英国学者Ealasaid Munro曾发表言论，批评主流女性主义只专注于中产白人女性的生活经验，作为探讨女性经验的单一标准，而非容纳且尊重社会中女性的多元观点，和个体间的差异性。好莱坞名人虽成为这个时期的社会运动(例如：Me Too Movement)的关键倡议者，但大众仍提出名人倡议社会运动的潜在问题和相关质疑，认为本身在经济或各种条件上拥有社会特权的名人对已经不对称的女性主义产生负面的影响、使得女性主义更容易忽视弱势族群的诉求、减低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中对社会多元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的重视。
此外，因运动主要围绕在西方女性的观点，第四波女性主义因忽视其他地区的女性生活经验或观点而饱受质疑。
其他还有像是缺乏确切的证据以证明社群媒体为促成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推手，又或者是社群媒体的使用放大现有的社会问题与夸大事件严重性。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演员麦特·戴蒙针对哈维·温斯坦性侵事件的回应：“我相信行为举止是有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对吧？像是拍某个人的屁股或强暴或是对孩童的性暴力是有差别的，对吧？”麦特·戴蒙的此番言论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强烈反弹和后续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