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日耳曼语

原始日耳曼语（英语：Proto-Germanic），或曰共同日耳曼语（Common Germanic），是猜想中存在的一个所有日耳曼语族语言的共同祖先。原始日耳曼语的相关内容，并非以存留至今的文件，来证明其词根的形式等的，而是以比照法来重构的。另外，有些人认为，有些约于公元200年左右写成，并存留至今的卢恩字母写成的碑铭，其题字里的语言是原始诺尔斯语或甚至于是直接从原始日耳曼语发展而来的晚期共同日耳曼语 。有人认为，有些存在于非日耳曼语言当中的日耳曼语言借词，被认为是在原始日耳曼语时候就被借入这些语言的。例如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的kuningas（意即“国王”）这个词，就和原始日耳曼语的*kuningaz这个字的形式相似；另外，原始日耳曼语本身是一种由原始印欧语发展出来的语言。原始日耳曼语的演化始于这种原始语言因为地域的分隔而使各地的发音开始分歧。由于各地的语音习惯有所不同，使声音慢慢地产生转变。基于学术界对日耳曼语起源的一种主流观点，大约在4500年前起，亦就是北欧青铜时代之前，印欧语言的使用者们从日耳曼人的“理论发源地”（或者直接称为Urheimat）的中央地区，到达了位于瑞典南部和日德兰半岛（丹麦及德国北部，当时的居民称作朱特人）的广阔平原地带。这里是唯一的一块没有发现前日耳曼语地名的土地。在这些移民未迁入之前此地已然有人居住，而地名的匮乏或是不完整性势必意味着原始印欧人曾经的长期、古老而又频繁的迁入，以至于既有名称的反复更替。如果说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待共同语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手段(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假设),那么印欧语言的使用者的身份就应该确认为是跨度更为广泛的绳纹器文化时期（又名条纹陶器文化时期）或战斧文化时期，可能还涉及之前一直发展至西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漏斗颈陶文化时期的缔造者。随后原始日耳曼语从在Urheimat地区使用的印欧语中分离出来，考古学的成功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在公元前750年左右，该语言真正分化成为独立的日耳曼支系之前，原始日耳曼语的使用者居住在南斯堪的纳维亚和西至荷兰海岸、东至威斯杜拉河的广大地区。原始日耳曼语在定义上被认为是构成自公元后500年所有已确证日耳曼语之祖先的语言基石。贯穿使用于北欧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500年）的晚期原始印欧语方言，被提出并认定为“前原始日耳曼语”或更为通俗地称作“前日耳曼语”，尽管该语言除去日耳曼语外亦没能够确证出其他的衍生语言。至公元前250年止，原始日耳曼语已分化成五个较大的日耳曼语语支，其中东面一支，西面和北面各两支。根据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原始日耳曼语被看作树状模型的一个交叉节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语言的所有衍生语言能够被类比为生物学中的系谱世系，那么原始日耳曼语就可以作为交叉点或者是结节出现在系谱图中，从它可以衍生出所有的后代，而原始日耳曼语本身又可以作为一个支系的末端由另外一个结节——原始印欧语衍生出来。关于“结节”问题的其中之一就是它将意味着不自觉地强制定义一些固定语言的存在，而事实上“原始日耳曼语”在如此久远的时间序列中必然发生着持续的音变，任何一种法则或是分组只有在这些变化完成之后才会生效。美国历史语言学家威弗列德·莱曼（Winfred P. Lehmann）认为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提出的主要针对辅音的“第一日耳曼语音音变”（又名格林定律和维尔纳定律）和曾经数十年认定前原始日耳曼语衍生出原始日耳曼语的理论，以及他的“上限理论”是对口语或重音在音节上的一种强制限定。而主流学者的观点则认为原始日耳曼语经历了一个由可变音位口语组成的，如同根据单词的音节长度，由一系列规则决定重音位置一样的“高低音调的改变”。重音的固定直接引发了非重读音节的音变。引用莱曼的观点，“较低限”即为非重读音节中最终的-a或者-e的发音所能降到的程度。例如，原始日耳曼语中的woyd-á。另一位学者安东森在上限理论方面的观点与莱曼相一致，但随后不久他在古卢恩文字中发现了没有发生音位下降的证据：ékwakraz ... wraita, "I wakraz ... wrote (this)".他说：“我们必须得为原始日耳曼语找到一个新的‘较低限’”。安东森个人的构想是将原始日耳曼语划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部分，早期部分包括重音的固定和“自发元音音变”，而关于晚期的定义他列出了十条复杂的规则来同时描述元音与辅音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原始日耳曼语中来自其他印欧语的借词，再与日耳曼语的语音转变时间作比较，从而推断出这些词语被借入的时间。不过，由于事件的发生时间没有一个准确的纪录，这些推断的准确性仍然会被质疑。原始日耳曼语的子音借由作用在原始印欧语子音上的格林定律和维尔纳定律而产生。下表显示出了重建后的原始日耳曼语的子音，斜线的部分被省去，以清楚表示发音的符号，在同一个格子当中，中间有“或”字样的两个发音，表示它们是同位异音，而其间的关系，则在下方进行解释。格林定律是一套用来解释原始日耳曼语从原来的原始印欧语经过一连串的发音转变至原始日耳曼语的机制。它的内容大致可以用以下的表格详列（各音素前后的"/"号被省略）。在擦音或其他塞音的后方，p、t和k通常不发生改变，像例如拉丁语（有着遗传自原印欧语的t）的stella（意即“星星”）和octo（意即“八”）与中古荷兰语的ster和acht等（有着未发生推移的t）的对照即一例。这个因此遗传下来的t，后来和从有声子音转变而来的t相混合，也就是说多数的/t/的发音，有可能是来自因为上述例外而留下来的/t/，或者来自经由子音推移而来的/t/。维尔纳定律致力于对格林定律而言的一类例外：浊擦音有时出现在格林定律预期清擦音的地方；例如，PIE *bhrátēr > Pgmc *brōþēr "brother"而PIE *mātér > Pgmc *mōðēr "mother"。这个定律声称清擦音：/s/, /f/, /θ/, /x/在前导著非重音音节的时候是浊音，但是这个重音系统是在前原始日耳曼语中的PIE音高重音系统。维尔纳定律因此最终服从格林定律并先于原始日耳曼语的音强重音。某些/s/依据维尔纳定律浊化而产生了新音位/z/。有时语音转移产生了依赖最初语境的对辅音的不同发音（同位异音）。关于最初的/k/或/kʷ/ Trask声称：“结果的*/x/或*/xʷ/在词首位置上被减弱为/h/和/hʷ/。”在音位表中的双写字母表示已经在某些条件下被加长或延长的辅音，在某些后代语言中出现为双写字位。这个现象因此叫做长辅音。Kraehenmann声称： “因此，原始日耳曼语已经有了长辅音...但是只在词中位置对比于短辅音。此外，它们不频繁出现并且只出现在元音间且几乎专门在短元音之后。”林格（Ringe）认为，/b/、/d/、/g/和/gʷ/这几个音“在某些状况下是塞音，在其他状况下则是擦音，但这些同位异音的细节尚不是非常地清楚。”这些擦音与维尔纳定律所定义之擦音相混合。在开始时它们是否全是塞音、或全是擦音、或塞音擦音兼有等这点依旧不明朗。以下是一些已知的规则：Krahe把ē²（第二ē）当作是同一于ī。它可能延续原印欧语的*ei或*ēi，并可能已经处在原始日耳曼语时期的从双元音到长单元音的转变过程中。哥德语没有正字法，因此可能在ē¹和ē²之间可能没有语音区分。两个原始日耳曼语类的音位的存在由两个e类的Elder Futhark卢恩字母Ehwaz和Eihwaz的存在所支持。借由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可以了解许多关于原始日耳曼语的内容，但应当要知道的是，以下的内容基本上为假定，同时原日耳曼语的重构有着多种版本存在。所有重建的形式皆以（*）标明。许多人宣称比起希腊语、拉丁语或梵语，日耳曼语言的形态变化是高度简化的。虽然在某些方面这是对的，但比起较早期的祖先语言，这种现象更有可能是因为日耳曼语言被证实的存在时期较晚而产生的。事实上日耳曼语言的屈折系统是否完全地简化这点也是具争议性的。一些比日耳曼语族还要早的印欧语，像赫梯语（Hittite language），也被证实有着简化后的变格系统。可以说两者均已弃用了复杂的变格系统，或者说二者虽然变化过程类似，但并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名词和形容词至少有六个格变化，它们分别是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工具格和呼格。较早期存在的方位格和离格形式的剩余亦可稀疏地见于少数代名词与副词的形式。工具格和呼格仅在单数中出现；同时工具格仅存于西日耳曼语支当中，而呼格仅存于哥德语当中。动词和代名词有三个数：单数、双数和众数。虽然在所有最早期的语言当中，代名词的双数皆存留了下来，但动词形式的双数只存留于哥德语当中。（被假设存在的）名词和形容词的双数形在最早的文献纪录出来前就已经消失了。就如同意大利语族的情况一般，这些双数可能在原始日耳曼语分化成不同的语言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原始日耳曼语有六个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工具格和呼格）、三个数（单数、双数、众数）、三个性（阴性、阳性和中性）、三个语气（直陈式、来自原印欧语祈愿语气的虚拟式、以及命令式）、两个语态等。这和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存在公元200年左右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状况相似。名词变化系统有很大一部分是传承自原印欧语的。以/a/、/ō/、/n/、/i/和/u/等“词干音”对不同的性数格等所做的变化为主要的名词变化。最前面的三种“词干”形式特别地重要，并同时被用做形容词变化的基础。最前面的两类“词干音”变化（/a/类和/ō/类）分别有/ja/和/wa/，以及/jō/和/wō/的变体形式。本来这些变体就和它们所相对应的母音词干形式进行相同的变化，但之后的发音变化却倾向于将它们变为该两种母音变化类（/a/类和/ō/类）的子类。/n/类的名词有着许多的子类，包括/ōn/（阳性与阴性名词）类、/an/（中性名词）类和/īn/（阴性名词，多半用于抽象类名词）类等。“根”名词（以许多不同的子音结尾）、亲属关系名词（以/er/结尾）以及以以/z/结尾的中性名词（这一个类在德语当中，很大幅度地扩张）等所构成的一些较小的子类亦存在着。动词的现在分词形，以及少部分的名词，则以/nd/结尾。在所有的类别当中，中性名词的主格与宾格结尾，不同于阳性名词和阴性名词的，其中阴性和阳性名词的主格与宾格结尾相似。以下以*wulfaz（意即“狼”）和*gastiz（意即“客人”）这两个字做为不同词干音名词变化的范例：形容词与名词的性、数、格等相呼应。形容词的变化分为强变化和弱变化两类，而它们本分别带有非限定和限定的意义。弱变化因为其限定意义，因而在其后裔语言当中，变成是和指示代词与定冠词的出现相联系的一种变化。“强变化”和“弱变化”的称呼，是基于这些变化在德语以及古英语等语言当中后来发展出来的状况而命名的，在这些语言当中，强变化结尾有着较弱变化多的“变化形式”。在像哥德语等较古早的语言当中，这个称呼和“变化形式”的多寡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强变化源于名词的/a/类和/ō/类词干音的变化模式和原印欧语的代词变化结尾的相混；而弱变化则是以名词的/n/类词干音变化为基础的。以下以*blindaz（意即“瞎的”）的强弱变化形式进行说明：原始日耳曼语有着一个同时用作指示形容词与指示代词的“指示词”。在一些后裔语言当中，它发展成所谓的定冠词以及许多其他的指示词。对比于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等具有六到七个时态的语言，原始日耳曼语只有两个时态。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原始日耳曼语发生了一种丢失原始印欧语完成时等时态的“去屈折化”（Deflexion）的过程所造成的。然而许多其他语言“多余的”时态（未来时、未来完成时，可能再加上过去完成时以及未完成时等）看起来像是它们新创的，而这些“多余的”时态亦未出现在原始印欧语当中。动词的时态系统是日耳曼语言屈折系统当中，明显简化的部分，它只剩下现代时和过去时两个时态，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