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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中，对于人的行为到底是取决于结构还是能动性一直是持续辩论的主题。结构指的是一种一再重复的安排，而这种安排可以影响─或限制─人能够取得的选择或是机会。能动性指的是个人能够独立行动，做出他们自由的选择的能力。对于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孰多孰少的辩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社会化与自主权之间的议题：人到底是作为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还是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被社会结构所支配的个体。
对于结构还是能动性两者间的孰先孰后的争论，涉及著一个在古典和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本体论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产生了社会世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社会世界的产生，而影响又是什么？”、“是社会结构还是人的能动性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结构功能主义者，如涂尔干等人，视结构和阶级组织为建立具有社会意义的存在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像是马克思等的理论家，强调在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大部分人的剥削。在上述的两个例子中，“结构”可以同时指称物质上的（如经济上的）和文化的（例如：社会规范、风俗、传统和意识形态）。
一些理论学家在此种基础上更提出了，我们之所认知的“社会存在”，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社会结构。人们所认知到的能动性也可以被社会结构的运作所解释。赞同这种观点的理论体系包括：
在这种脉络下的这些学派，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整全观：一种“在所有部分的总和之上有一个更主要的整体”观念。
另一方面，其他理论学家强调个人能够去建构和重新建构他们的世界的能力─他们的能动性。赞同此观点的理论体系包括：
最后，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学家企图在上述两种观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们视结构和能动性为相互补充影响的力量。结构影响了人类的行为，但人类也有能力改变他们所居住其中的社会结构。结构化理论是这种观点的一个极佳例子。
第一种取径（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广泛出现于古典社会学中。理论学家认为，社会世界的独特面向不能单单地以所有人存在的总和来定义和解释。涂尔干坚信，集体性有它突出的性质。他也看见了一个对这种性质（集体性）进行研究的需要。然而，第二种取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等等）在社会科学中也有稳固的地位。许多理论学家仍然遵循着这种观点（例如：经济学家通常反对任何一种整全观）。
因此，这场辩论的核心乃是那些相信方法学上的整全观的学者，和那些拥抱方法学上的个人主义的学者之间的争论。所谓方法学上的整全观，是一种“行为者都是被社会化，或是被嵌入在社会结构的个体。这些社会结构和机构限制或允许了人们可以做或不做，能做或不能做些什么，进一步导致了它形塑了人的秉性、能力、和行为”的想法。第二种想法─方法学上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行为者在社会体系里面都是最重要的存在本体，社会结构乃一种附带现象，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所产生出来的结果”的想法。
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年3月1日 - 1918年9月28日，柏林）是第一代德国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开创了社会结构和能动性的概念。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大都会和心灵生活》和《货币哲学》。
诺博特·伊里亚思（1897年6月22日 - 1990年8月1日）是名德国社会学家，他的作品专注于权力、行为、情感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他开启了后来所谓的历程社会学或型态社会学。
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年12月13日 - 1979年5月8日）是美国社会学家，也是行动理论的主要理论家（常误称为结构功能主义）。他的作品分析社会结构。对于帕森斯而言，没有结构和能动性相对抗的问题。它是一个伪问题。
皮耶·布迪厄（1930 8月1日 - 23 2002年1月），是名法国理论家。他基于结构和能动性的二元关系提出了文章，提出了他的实践理论。从1972年开始，他在《An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Practice》首度提出惯习概念；他的作品《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被国际社会学协会誉为20世纪中十本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
布迪厄的著作里的几项重要概念环绕于惯习、场域和资本。在场域中，角色和（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会推演发展成一套脉络（场域），让个体在场域中被社会化。当个体（人）在场域中安置他们的角色，并针对他们自己的身份建立起与其他角色的权力关系时，个体便内化了这些关系，并预期这些关系将会在这社会领域中被执行。在一段时间内的这些内化的关系、习惯、推测、关系的形式就是“惯习”。
布迪厄的作品试图调和结构与能动性。他将外部结构内化为惯习，而个体的行为将与其他角色之间的互动，具体地外化成了场域的社会关系。因此，布迪厄的理论是“内部外化”和“外部内化”的两相辩证。
彼得·柏格和汤马斯·卢克曼在他们的《现实的社会建设》著作中，看到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社会塑造了人，而人又创建社会─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循环。
詹姆斯·塞缪尔·科尔曼的《科尔曼船》，连结了宏观社会学的现象和个人行为之间的联系。“一个”宏观角度的现象煽动了个人的独特行为，而这将导致接连的宏观现象。以这种方式，个人的行动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中被检验，而透过许多个体的行为，将导致宏观结构的变化。
虽然当代社会学普遍致力于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调和，但安东尼·纪登斯在《社会的构造》一书中发展了他的“结构化理论”，提出了一个企图超越结构和能动性二元论的想法，并主张一种“结构的二元性”：社会结构同时是社会行为的媒介和结果，而个体和结构都是相互被建构起的实体，都具有相同的“本体性地位”（equal ontological status）。
对于纪登斯而言，一个个体与结构所做出的互动，可以被描述为“结构化”。而“反身性”则被用来描述一个个体能够“有意识地”改变他／她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能力。因此，全球化和后传统社会的出现，可以说明是提供了一种“更大的社会反身性”。
社会理论家和法哲学家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发展了所谓“否定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表明了能动性和结构之间的问题。在他针对“假的必要性（False necessity）”的论述中，昂格承认结构的强制性和它浇铸个人的影响力，但同时，他也发现个人有能力抵抗、否认，甚至是超越这种（结构的）脉络。各式各样的抵抗正是“否定能力”。不像其他讨论结构和能动性的理论，“否定能力”不去化约个人仅仅只能在结构中顺从或是抵抗的这种二元观点，相反地，它认为人有能力参与各式各样自我赋权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