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角色从警察国家转型成混合经济福利国家成熟的今日，政府的成长在宏观层次，可归类为“价值转变”、“社会发展”、“经济混合”、“政治过程”、“科层习性”，是为政府成长理论。
西方社会在十八、十九世纪认为，政府是为了维持基本公共生活的“必要的恶”，应为“有限政府”。但是近百年来，社会、经济和科技均有重大变迁，而且变迁速度愈来愈快，已经成为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资讯社会；国家权力再也不是必要的恶，而是积极的美德。
一、现代社会是个工商社会，依赖人口比率逐渐增加，政府责无旁贷的承担并加强福利性政策产出。
二、税赋扩张的“移位效果”理论：动乱或战争时期，社会唯有依赖政府解决困境，因此人民对政府赋税的忍耐程度会增强；一旦危机解除，由于社会习惯新的赋税和支出，政府不会降低支出到原来的标准，而是利用新增税收去挹注新的施政计划，所以人民的忍税能力每经过一次社会危机就会往上移位。
凯恩斯主义主张经济萧条萎缩时政府应增加公共支出以抵销经济衰退影响，从此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取得理论的正当性。但是实务上经济衰退政府增加支出有之；经济繁荣时政府减少支出则无之。故凯恩斯经济主义只有被自由国家实行一半。
一、经济富裕增加政府税收，连带促进政府增加支出。
二、人口增加、都市密集化、依赖人口增加，政府介入社会活动是必然的结果，政府支出势必大幅增加。
三、政府成长是为回应工商业界扩张投资的需求，国家必须提供产业必须的资金以应技术升级、经济规模、对外竞争等超出私部门的大量资本需求。
自由多元社会的工商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稳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企业的大型化和集团化发展，让政府新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到企业侵犯、调解劳资纠纷、政商沟通等多样角色。
民主政治系统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中，各方的参与和竞争会助长政府成长。
人民容易要求政府增加支出提供更多的公共财货和服务，而难以表达减少公共产出的要求，形成“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情况。
利益团体向政府机关游说关说来施压，对公共问题经常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其主张常着眼于社会特定人口或活动的团体利益，难以等同公利。各方竞逐政府支出资源的结果，经常是强势团体获得到较多利益，但是其成本却由社会大众分担。
现任政府为寻求连任，有选前扩张产出、放出“利多消息”的倾向，严重者带来财政危机。
“科层体制(Bureaucracy)”原本是中性的学术概念，描述行政机关专业分工、层级节制、依法办事、功绩管理的组织用语，然而若干组织特性助长政府支出易涨难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