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雍双柱，指的是清末和民国早年在南京大学的前身学校担任教职的两位国学学者王伯沆和柳翼谋。
王伯沆（王瀣）、柳翼谋（柳诒徵），清末皆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民国初年分别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学两系教授，为现代国立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中文、历史学科的开创人。文学宗师王伯沆，史学宗师柳翼谋，秉南雍古风，传教修养于现代学府，道德学术，士林敬重，在民国早年并称“南雍双柱”。
胡先骕民国二十四年发表在《国风》上的纪念文章《朴学之精神》中记述：
“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
文史学家高明在“国立中央大学的传统精神 ”一文中并列提到柳翼谋、王伯沆两位学者，写道：
“我入学已在东南大学的时代，记得那时有许多学者故意丑诋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文不值，主张彻底地摧毁掉，办杂志大肆宣传，蔚成一时风气；唯有我们东南大学的师生屹然不摇，我们很理智地衡量，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失掉信心的人，还能爱自己的国家吗？把自己民族文化的长处完全抹杀掉，把一些小缺点拼命地夸大，以偏概全这是公平的吗？这是合乎科学的吗？把所谓“新青年”都变成“洋迷”，甘心臣服于异族，这是国家民族之福吗？我们也办了一个杂志，叫做《学衡》，唤醒学术界的理性，对一些辞邪说，要读者加以客观的理智的衡量。我们的教授柳翼谋先生（诒征）特写了一部《中国文化史》三巨册，对学生讲授，让学生看到中国文化的全貌和真象，也让青年们自己理解中国文化是否真的一文不值。我们的教授王伯沆（瀣）先生特别开了一门“四子书”的课，阐述中国文化里精微的“道”与“理”，每逢开讲的时候，一间最大的课室里，学生总是坐得满满的，到得迟一点的就挤站在门口和窗口的走廊上，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息，只听见伯沆先生的南京口音在侃侃而谈，娓娓不绝，渊渊入微。抗战的时期，日本人进攻南京，伯沆先生得了中风症，不能随校撤退到后方，一介书生，贫饿交迫，日本人闻讯，送钱送米，到他家里，都被他拒绝了。他的情形，被沦陷区的学生知道了，并传到后方，后方的学生也节衣缩食，筹集款项，与沦陷区同学合作，接济他们的生活，直到他的逝世。”
以此可以管见柳翼谋和王伯沆对国立中央大学（原南京高师，以后先后改名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并在台湾复校）学风和精神的影响，以及发扬中国文化的情形。唐德刚自传回忆在中央大学求学生涯时写道：“中大毕竟是继承明朝国子监、民初两江、东南的国学传统”。张其昀《国立中央大学的学风》谈到：“国立中央大学可说是中国现代儒学复兴运动一个策源地。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历史文化持怀疑与抨击态度者，滔滔皆是。当时南京的我校，则屹立而不为动摇，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有砥柱中流的气概。我校所宣导的新学术，虽深受西洋思想的影响，而不为所转移，而益充实光辉。这种儒学复兴运动，经过四十年的时间，由发轫而渐趋成熟，以期成为吾国学术的正宗，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常以此自勉，当为世人所共见。”
王伯沆、柳翼谋影响近代南雍学风极大，但其影响不限于南雍、不限于受业弟子。南高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史地研究会、之后中央大学之国风，以及学衡、中国科学社等等学人及今之众多学者，多受王伯沆和柳翼谋思想影响。其思想撒播遍及各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