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良（？—？），字子柔，东汉末年荆州南郡中庐人，荆州牧刘表麾下的重要谋士，被刘表誉为“雍季之论”。
公元190年，刘表到荆州接任王睿荆州刺史的职务，正苦思平定荆州祸乱的计策。就于宜城请教蒯良、蒯越，就问道：“此时宗贼横行，民众不附，袁术在南阳又蠢蠢欲动，祸乱至今已经难以解决。我又希望在这里征兵，但怕民众不愿从军，两位有何对策？”
蒯良率先回答刘表的提问：“民众不归附的原因，是因为官员的仁爱不足；民众依附而势力不能兴盛的原因，就是因为官员的义行不足；一旦仁义并行、双管齐下，则民众的归附就如水向低流一样。阁下又何必忧虑，而又去询问征兵的计策呢？”
其后蒯越却不认同蒯良的说法，认为仁义之举只合用于平世，而治理乱世则要使用权谋。后来刘表听毕蒯越的计策后，大为欣赏，并以“臼犯之谋”来形容蒯越的优秀计策，但同时亦称许蒯良为“雍季之论”，并任蒯良为主簿。
在平定荆州之后，蒯良之名就不再见于《三国志》中。
但根据《世说新语》(注引《晋阳秋》)，蒯良曾任吏部尚书，并生有一子蒯钧。而蒯钧之女蒯氏，又嫁于孙权的侄孙孙秀为妻。
在民间小说《三国演义》中，蒯良在孙刘的砚山之战中帮助刘表反败为胜。蒯良建议黄祖、吕公诈作撤退，退至岘山，然后设下埋伏。终于计策成功，黄祖射杀孙坚，解除了刘表新政权的危机；第三十四回时由其弟蒯越之口提到蒯良懂得相马之术，并已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前过世。
根据《傅子》一书，蒯越乃是西汉初年的辩士蒯通之后裔。故以同理推之，蒯良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