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又称清言，流行于魏晋时期。汉末黄巾之乱，中央政权瓦解，地方势力抬头，儒家经典随之衰落，乱世之中，老庄思想逐渐抬头，一般文人不谈俗事，不谈民生，祖述老庄立论，大振玄风，最常谈的是《周易》、《老子》、《庄子》称为“三玄”。何晏、王弼、夏侯玄、王衍、郭象等人皆有辩才。何晏“好老庄言”，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和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成为一时风气，往往废寝忘食，甚至可以把人累病谈死。“当时名士清谈，特如斗智。”是后世国学大师钱穆对当时清谈的叙述。
东汉的清议以人伦鉴识为要旨，而郭泰与之不同，《后汉书‧郭泰传》记载郭泰“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而《抱朴子外篇‧正郭篇》也提到他“周旋清谈闾阎，无救于世道之陵迟”。这说明郭泰不具体评议朝中人物，所以当党锢之祸时，可以幸免于难。郭泰只是一个开端，魏晋两朝的清谈又是另一个面貌。
清谈分为两期。西晋初期清谈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方法。到了西晋后期直至东晋时的清谈已是口中或纸上的玄言，丧失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于名士身份的装饰品。
一般认为魏晋清谈形成的时期在于“高平陵事变”到司马炎称帝这17年的政治动荡期。余英时则认为“自汉末到魏晋，士大夫的精神还是有其积极的、主动的、创造的新成分，不仅仅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压迫和挫折才被动地走上了虚无放诞的道路。这个成分便是‘个体自觉’或‘自我发现’。”清谈的艺术，通常就是道家，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东晋时期清谈到了后期，与佛教思想结合，渐渐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新学，替后来宋朝融合三教、探讨性命的理学奠定了基础，成为新型态的形而上学。
柳翼谋谓：后汉之季，由朴学而趋游谈。汉末魏际天下大乱，乘时趋势者，不以道义为重。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清谈者崇尚老、庄，则以任天率真为贵，推之政治，遂有鲍生无君之论，反之者又崇尚务实，勤于人事。盖时当大乱，人心不宁，或愤慨而流于虚无，或忧惧而趋于笃实，皆时会所造，因其性而出之。清谈有尚简括者，有尚博辩者。然以敷陈义旨、演述周析为尚，是亦学术之一大进步。清谈所标，皆为玄理。谈论者为玄言，著书者为玄部。稽其理论，多与释氏相通，故自晋以来，释子多治老、庄，清谈者亦往往与释子周旋，佛教于是与中国学说融合；或以佛与儒、道诸书并称，渐为儒释道之沟通融会。
思想史学者唐翼明的学术专著《魏晋清谈》将魏晋名士热衷的清谈话题总结、归纳为以下12类：
山涛为司马氏的姻亲，虽然曾经好老庄，但终究依附司马氏。而琅琊王氏本是司马氏的党羽，家世遗传与环境熏习都足以使王戎、王衍变节，他们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己已有之旧说去发明另一种新的学说，以为自己辩白，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相同的由来，按此说法，意谓自然为体，名教为用，自然可以名教为本，《后汉纪》即记载名教之用为“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有了此说，变节之辈自可兼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享朝廷富贵亦不失林下风流，可谓名利双收。
原先林泉隐逸，清谈玄理，虽无益民生国计，然亦不致误国。可是当满朝高官皆崇尚虚无，口谈玄远，再不理世事之务，国家必然遭殃。《世说新语·轻诋类》中记载桓温叹道：“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刘孝标引《晋阳秋》标注时提到王衍要被石勒所杀时，曾告诉别人：“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看得出来王衍自己也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当“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士大夫纷纷以不务正事、“动口不动手”为清高，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其结果最后导致了西晋终于灭亡，中原地区进入长达数百年的胡人统治分裂时代。
余英时说：“清谈决不完全等于空谈，即以清谈一事而论，不但谈士必须博学（见《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诫子书》），而且清谈本身便发展出一套礼节，转为谈士的一种约束。”
万绳楠，〈清谈误国（附“格义”）〉，《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台北：云龙出版，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