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智（越南语：Đỗ Cao Trí，1929年11月20日－1971年2月23日），是一位越南共和国陆军（南越陆军）的四星上将（1971年2月23日追赠），素以军事才能和突出的指挥风格著称，先后服役于法国陆军、越南国军和越南共和国军。在佛教徒危机期间担任第1军（第1军区）司令官时，曾以强硬手段重挫了抗议总统吴廷琰独裁统治的僧侣、民众运动，但之后又参加了推翻琰政府的1963年南越政变，最后导致了吴家的文人专制政权倒台、吴氏也在政变中被军人捕杀。
之后，杜高智被军政府中的要员——南越空军将领出身的总理阮高祺逐出，但当陆军将领阮文绍掌权之后，又任用杜高智担任第3军司令官，在任内的1970年，领导该军与美军联合攻入柬埔寨，直捣越共在该国境内的根据地“鹦鹉嘴”，而被美国人誉为“鹦鹉嘴的巴顿”（Patton of the Parrot's Beak）。1971年，奉命到第1军区去接替黄春览将军的第1军司令职位时，却因为搭乘的直升机坠落而身亡，在死后1971年2月23日追赠四星上将。
杜高智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时期的同奈省边和市，位于西贡的东北方。父亲是富有的地主，祖父则是任职于阮朝的官僚。
杜高智毕业于西贡市内的老牌私立学校“张永记中学”（今黎鸿峰中学（英语：Lê Hồng Phong High School））。1947年加入法国驻殖民地陆军后，从杜有谓（Đỗ Hữu Vị）军官训练班结训，下一年前往法国加入步兵学校。1953年，身为越南国军军官的杜高智，又到河内去接受指挥与参谋课程，第一次带部队则是在空降旅内担任的队长职务。在杜高智的军事生涯中，三度从针对自己的夺命事件中脱身，而使他自认为具有“对战死的免役力”。
1954年，杜高智以一名年轻中校之姿当上了陆军空降旅的旅长，驻屯在首都。1955年5月西贡战役后期，时任越南国首相的吴廷琰，击败了私人武装集团平川派而夺得越南国政权，当上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与此同时，拥戴吴家掌政的人士们与一群被控忠诚度不足的将军发生对立。之后，杜高智听闻阮文伟少将在内的三名将领被挺琰派人士拘留在宫里，而打电话威胁他们，若是不在半小时内释放这三位将军，就带队冲入宫内捣烂一切。
1958年，杜高智到美国堪萨斯州李文渥斯堡（英语：Fort Leavenworth）的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受训。同年亦从华盛顿州基斯勒堡陆空联合作战学校（Air-Ground Operations School, Fort Kisler）结业。
杜高智在1963年佛教徒危机期间一件恶名昭彰的事迹，就是于指挥南越北部的第1军时，下令军区内所属的部队以暴力镇压当地反抗琰政府的示威游行。当时位于第1军区东南部的大城和王朝旧都顺化，兴起了佛教团体的示威活动，因此下达集会游行禁令，而身为军区司令的杜高智也调兵遣将，在市内四处逮捕不合作运动中的参与者。6月3日下午13时，一群试图沿街游行前往慈昙寺（英语：Tu Dam Pagoda）、为数1,500人的抗议队伍在横越香江的御津桥（Chợ Bến Ngự）旁集结。正当他们准备出发过桥时，桥边的南越陆军发动六次催泪瓦斯和军犬攻击，但都无法成功令人群解散。18时30分时，陆军对抗议人潮洒下了红褐色的液态化学药剂，造成现场67名僧侣因为受伤而紧急送医，而且全部都有皮肤严重起水泡、呼吸道疼痛的症状，是为“顺化化学攻击”事件。到了午夜，由于宵禁令和戒严的实施，使得顺化市的情势变得更加紧张，甚至有谣传指出3人在冲突中遇害身亡，美国纽约的《新闻周刊》报导则称顺化警方在当天向市民投掷糜烂性毒剂。此类事态一度使美国人关注事件中是否已经采用了毒气攻击对付平民，而华府也因此威胁要谴责西贡当局、并与其疏远，但之后的一份调查报告里，排除了南越政府军动用毒气和芥子毒气等毒性化武的嫌疑。
尽管南方的西贡地区也因为全国各地的反政府运动而发生动乱，但在杜高智之下的顺化，暴力冲突甚至比首都圈更加严重。当时僧侣们敲响锣鼓和铙钹向市民警示，而群众们也在午夜时分响应，从家里上街、准备去保护佛寺。在佛教运动领袖释智光法师所驻的慈昙寺，僧侣们准备按惯例，将已经牺牲的教徒装在棺内，接着进行焚烧。此时配备M1加兰德步枪的南越陆军部队闯入佛寺开火、扣押了所有的棺材、毁掉一尊释迦牟尼像、之后还洗劫了该寺。在士兵们引爆炸药，夷平佛寺之前，已有许多教徒被子弹或棍棒打死。
在杜高智指挥的顺化镇压行动中，最关键的一起抵抗发生在旧顺化京城附近的妙谛寺（英语：Dieu De Pagoda）外。当部队开始在通往该寺的桥上架起路障时，市民以石块、木棍和拳头袭击全副武装的军人，并捡起朝着人群中发射的催泪弹，再丢向追捕他们的军人。经过五个小时的混战后，军方出动装甲车向人群发动攻坚，才于黎明拿下该桥。在妙谛寺与桥上的冲突中，共计30人死亡、200人轻重伤。事件平息后，共动用了10辆卡车把守桥群众送去监狱，整个顺化市共有500人被捕。顺化大学的47名教授内，有7人在该周稍早前，即因军警向校长开枪，而以请辞表示不满。一名神父高文伦（Cao Văn Luân）则由于反对总统吴廷琰的二哥——即当时担任天主教顺化总教区总主教的吴廷俶，而一起被捕。
杜高智在南越中部以铁腕手段配合了琰政府的反佛政策，但实际上他早在佛寺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就开始参与颠覆吴廷琰政权的密谋了。
当杜高智知道军方即将发起政变推翻吴廷琰后，就于1963年10月29日从顺化动身前往岘港，离开由吴廷琰的弟弟——吴廷瑾所控制的中部地区。11月1日政变当日，杜高智安排了省长与亲琰官员的会面，接着在兵变爆发后将所有人锁在会议室中，使他们无法向忠于吴家的军警部队或私人武装团体联系。政变成功后，顺化市民愤怒地包围了吴廷瑾和其年迈母亲的住宅，掌控大权的军事革命政府才同意吴家人可以利用安全管道出国，而杜高智也告诉想取得日本外交庇护权的吴廷瑾，说可以护送他去比较安全的西贡，但只能搭美国飞机，再由美国驻南越大使馆的人员与他见面。不过，美国人不久后就将吴廷瑾交由军政府处置，而他在1964年被枪决。
由于吴廷琰和吴廷瑈兄弟已在政变中遭到杀害，军事革命政府在上台后就面临了舆论施压，要求根除行政体系中的亲琰势力。但总理阮玉书将挺琰官员从要职上撤下的措施，却同时遭到两方挞伐。反琰派批评汰换过程不够有力，部分挺琰派人士则声称这次人事异动是变相复仇。而在该场风波中，杜高智的留任成为另外一项巨大争议，因为他的部队在顺化处理反琰示威的手段过于残忍，已经闹得很大。但杜高智之后还是被调去中央高地当第2军的军区司令官。
杜高智优渥而奢华的生活使他被外界怀疑从事贪污，1965年时公家机关也对此展开调查，对杜高智构成压力。而调查背后的主控者之一，便是当时兼任总理的空军少将阮高祺。之后与杜高智成为死敌的阮高祺，将杜高智逐出军事政权之外。1967年陆军中将阮文绍当上总统后，阮高祺担任他的副手，而杜高智被阮文绍派去汉城担任南越驻韩大使。
然而，随着阮文绍与阮高祺间的嫌隙扩大，使杜高智有了重新得势的契机。1968年北越发动新春攻势时，阮文绍正好离开西贡，到湄公河三角洲过农历新年。留在首都的阮高祺便抓住机会，领导南越政府军打击越共、逼之撤退，也趁势吸引了传媒的目光。此事和两阮之间的政争使得美国对阮文绍施压，要求他给阮高祺更大的职权，但阮文绍政府断然拒绝，并开始积极扩张公权力，颁布戒严令、扩大征兵，还发起仅限于门面性质的虚假反贪措施。以越共的威胁为由来巩固权势的阮文绍，正在大动作地逮捕、驱逐或撤换亲祺派的军政界人士，这无意中间接减弱了杜高智回国时的阻力。
阮文绍将杜高智从韩国召回越南，担任首都圈西贡所在的第3军区司令官，进而反制任何可能发生的政变。至于原本的司令——亲阮高祺的中将黎元康，则在杜高智接任前就遭到撤换。此时的阮文绍，直接从总统大位上下达指令给他在军中的数位支持者，甚至绕过三军参谋总长高文园上将。根据时任驻越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上将的说法，杜高智“每周都与总统有一到两次饭局，并且就在用餐时取得作战许可之类的权力，而高文园将军都被排在此外”。同时，杜高智和阮高祺的之间的不和与僵局依然持续下去，虽然两人时常在官厅内的通道上相遇，但都没握过一次手。
当1970年，杜高智在柬埔寨指挥的作战取得成功时，又被控涉入假钞走私案。那时杜高智的住所是在家乡边和市的一栋大型别墅，院里还附有游泳池。除了挥霍的生活外，他的招牌形象便是穿着丛林迷彩服，配戴绣有三颗黑星、显示中将军衔的军便帽，还有一把随身携带的点三八左轮及一支手杖（他语带讽刺地说自己“用这手杖来抽打越共的屁股”）。在第3军司令官的任内，杜中将指挥了南越陆军对柬埔寨的侵入作战，并在其境内发动攻打“越南劳动党南方局”的“全胜1.71”（Toàn Thắng 1.71）战役。美国新闻媒体给他起的绰号“鹦鹉嘴巴顿”便是由杜高智在柬埔寨的战绩而来。
1971年时，杜高智奉命去南越北方担任第1军司令官职务。当时该军区在蓝山719行动中派去入侵老挝的部队，因为司令黄春览中将的不当指挥而陷于劣势，于是将杜高智调去那里接手。但在出发后，搭乘的直升机就在柬埔寨境内坠落，机毁人亡，享年41岁。美国《时代杂志》以“战将之死”（The Death of a Fighting General）为标题发表了他的死讯，遗体则下葬于边和军队义庄。
杜高智将军殉职后，入侵柬埔寨的南越政府军面临共军的全面反击，被迫撤回，许多殿后的护卫部队遭到围歼。
1983年，边和军队义庄被越南当局捣毁，杜高智遗体被亲属火化，并将骨灰安置在家乡边和的一座宝塔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