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运（1889年－1969年），台湾古典文人，同时是日治至战后台南地区重要士绅。字笑岩，号杏庵，另有笔名幸盫等。出生于凤山县一甲庄（今高雄市路竹区），活跃于文学、文化、政治、金融与工商等领域。文学作品主要发表于日治时期的《三六九小报》以及战后创立的《台湾诗坛》。著有《杏庵诗集》、《王开运全集》。
1889年出生于凤山县一甲庄（今高雄市路竹区），为清朝例贡王栋第四子:50，从小即受汉学熏陶。1900年入大湖公学校（现高雄市路竹区大社国小）:文献资料卷，276，1906年入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乙科（今台北市立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前身），同届有蔡培火、曹赐莹等，上下届有李赞生、陈逢源等人。在国语学校期间新接触了教育、史地、理科、画图、农业、商业等科目，其中教育科和商业科对王开运日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9。1910年毕业，于同年出任大湖公学校训导，1914年离职，迁居台南，转往政商以及艺文领域发展。
1917年进入台湾银行台南支店担任书记一职，此为王开运初入金融界。1927年转至大东信托台南支店担任代理，至1930年离职。于此期间，王开运同时先后任台南商工业协会会长、台南劝业协会评议员、屏东第12回全岛实业大会代表，除金融业外王开运亦投资运输业，自1931年担任台湾运输组合评议员与常置员，1932年任南郡运送株式会社董事长，直至战后仍持续经营南郡运送事业。:48-52。
王开运于1928年当选台南市协议会议员，直至1935年改制，连同市会议员资历连任长达16年。1930年担任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本部理事兼台南支部常务干事，1931年派任高雄州路竹庄庄长，1935年当选官选台南市会议员，直至1944年止。除政治活动外，王开运亦关注慈善事业，1928年与友人共同成立“台南爱护会”，亦被遴选为副会长，专门进行乞丐收容工作:111-115。
缘于银行金融背景与同时精通中、日文，1944年王开运受台湾银行推荐前往海南担任日本所设立之海口琼崖银行总经理，一年后因日本战败，在海南岛之台人遂组织“旅琼台湾同乡会”，推举王开运担任会长，其分批协助近3万名台人于1946年返台。:147-149
1947年初王开运于台南市开设玉丰行，专门经营上海布料进口贸易。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王开运于3月11日在玉丰商行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遭逮捕，后经友人台南盐务局长帅云风奔走营救之下于3月26日被释放。羁押期间遭受刑求，后向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提出赔偿申请，认定赔偿项目为伤残、遭受羁押、健康名誉受损。
1950年在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黄朝琴的延揽下，任职该银行协理，此后便长期担任第一银行高层职务。同时担任台南市进出口公会首任理事长、台南市第七信用合作社理事长、台南市第一届建筑合作社理事主席:48-52。1951年参选台湾省临时省议会议员选举，当选为第一届临时省议会议员。于议会开议期间，王开运在问政、提案、连署其他议员提案各方面皆有积极表现，关注的议题包含地方发展建设、交通、财政与教育等。
王开运有笔名幸盫、幸庵、悻庵、笑岩生、花道人、花外仙、花仙、花哥哥、花探侦、花曼倩、花债生、走卒、弃人、弃人王、弃人大王、变态伟人、只眼生、小丑、少丑、杏狂、老杏、振毂、震谷。文学创作以汉诗文为主，创作生涯主要活跃于1930年创刊的《三六九小报》以及国民政府来台后所创立的《台湾诗坛》。受曾考取功名的父兄影响，王开运相当熟稔传统汉学。1910年，王开运就读公学校时期，便已在校内发表〈游圆山公园〉、〈游苗圃偶咏〉二诗。:176-177
1921到1930年间，王开运曾于《台湾青年》、《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民报》发表时事文章，对于当时台湾文化习俗以及经济建设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杂文卷，页2-16。1930年，王开运与台南南社、春莺吟社的成员们共同创办《三六九小报》，并担任编辑。《三六九小报》以汉文创作为主，多以诙谐趣事为其主要内容。王开运积极的投入，并串联传统文人与新兴知识分子的参与，编辑委员赵雅福、洪铁涛、蔡培楚、谭瑞贞、张振梁等人都是重要的推广者与发稿人，文友郑坤五、萧永东也透过积极发稿支持该刊发行。除了发表多首诗作以及心情随笔之外，与洪铁涛一同撰述“花丛小记”专栏，记录当时艺妓歌女的生平事迹。
1951年，王开运赞助《台湾诗坛》成立，与国民政府来台的文人诗歌唱和。侧重个人闲咏的《台湾诗坛》，是他在战后主要参与的文学社团，也是诗作发表园地。与陈逢源、王鹏程等青年时期即熟识、志同道合的文友，在期间多有往来。1955年，与林熊祥、陈逢源也同任该社副社长。但王开运在《台湾诗坛》的创作数量与社交情况皆不比于日治时期:68-70:189-191, 209-211。
王开运创作体裁，目前可见者，汉诗、文、小说、词、联兼具。汉诗约存460余首，以文人间赠答酬唱为最大宗，绮艳诗作次之，感怀诗第三，记游诗第四；《瀛海诗集》主编黄洪炎谓其“汉学汉诗之造诣颇深，兴到笔随，其所吟咏，每为人传诵焉。”文30余篇。王开运研究者林建廷认为，王开运诗、文的运用上是有区隔的，“杂文作品比较带有理性的特色，与相对感性的汉诗泾渭分明”:245。
台湾文学研究者施懿琳认为，身处日治时期台湾上流社会的王开运，生命应该充满喜乐欢愉，但其作品却反而满怀“忧世情怀”、“带有迷离难解的愁绪”，究其原因，或与其在日本统治下，身为知识分子却保有故国情怀、对文化教育界不复以往的感慨，以及社会风气的日益败坏而备感忧虑有关:51-52。
王开运一生著作如“幸盦随笔”、“乱弹”、“静室小言”，与他人轮写之“花丛小记”:70，除王家后人提到由其自行抄录的“杂咏录”外，因个人未有自行编纂的诗文集，相关著作发表于《台南新报》、《台湾日日新报》、《三六九小报》、《中华诗苑》、《诗文之友》……，以及在他人别集之中:诗词卷，序5。经王开运之子王神岳集其父诗作编成《杏庵诗集》，尔后又由国立台湾文学馆出版《王开运全集》共三册，透过其中“诗词卷”、“杂文卷”两册，将王开运相关著作统合: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