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

夏志清（1921年2月18日－2013年12月29日），江苏吴县人，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夏之父为银行职员，夏于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已大量阅读了中国文学名著。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因研究威廉·布莱克档案（William Blake Archive）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博士。在纽约州立学院任教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又称洛氏基金会）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也奠定他学者评论家的地位。1961年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几年后接任翻译家王际真（Chi-Chen Wang, 1899－2001）之教席。2006年7月，当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该院成立以来当选时最高龄的院士，夏志清表示“好像在作新娘子”。夏济安是其亲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由于当时正处于西方与中国大陆的冷战时代，资料取得有限，无法作到全面性的观照，因此历史感略嫌不足，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里，却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并且从中发掘了钱锺书与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他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在1960年代，是石破天惊的。夏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钱锺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夏也相当欣赏白先勇的作品，在《白先勇论》一文中认为：“《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他推崇白先勇兼采中国传统与西方小说技巧的优点，作为小说家，他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艺术成就是无庸置疑的。夏氏是西洋文学专家，但以中国文学扬名，从其《中国现代小说史》撰述的用功精神，“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融合中西的治学方法，并且挖掘许多现代极有潜力的作家，对于当代作家如余光中、陈世骧、卢飞白、於梨华、陈若曦等人都有极独到且公正的见解。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英文著作外，另有英文专书《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以及《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鸡窗集》、《印象的组合》等文学评论集。夏氏以一贯西洋文学专家来看中国文学，他语重心长的指出“……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所以我在本书第一章里就开门见山，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陀两翁，他们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托陀两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对当时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危机都自有其见解，也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说教无误。但同时也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和信仰，也可说超越了他们人道主义的精神。”，“索、莎、托、陀诸翁正视人生，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生之谜到头来还是一个谜，仅凭人的力量与智慧，谜底是猜不破的。事实上，基督教传统里的西方作家都具有这种宗教感的。我既是西洋文学研究者，在《结论》这一章里就直言：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夏志清：“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亚瑟·伟利、艾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看的人很多，大家说：就是好！翻译得多了，就没什么好了。小说也一样，《西游记》翻译一点点，大家觉得很好，后来多了以后，就看得很烦，中国人不觉得什么，洋人就觉得长，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夏志清：“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1961年夏志清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对鲁迅评价比较低；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年—1980年）立刻写了书评《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现代作家都缺乏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特点：“寥寥数笔便刻画出鲜明的场景和揭示出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高超技艺。”夏撰文反驳，这两篇长文都刊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英语：Oriental Institute, ASCR）的杂志“东方文学（匈牙利语：Archiv orientální）”（Archiv Orientalni）上，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之作。1976年写〈劝学篇——专覆颜元叔“印象主义的复辟”一文〉，不客气地反驳颜元叔教授〈印象主义的复辟〉一文。夏志清开列颜翻译的书所犯的基本错误，不但德、法文姓名翻错，就连Leicester也给译成“李色斯特”（读作赖斯特）。他说英国文学教授犯这种程度的错误，可谓“贻害学子”。1986年唐德刚与夏志清发生红楼风波。唐〈海外读红楼〉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说“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1986年10月18日《中国时报》报道：“喧腾海内外的唐、夏之争，数天前已告结束。据闻，10日晚上在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尽弃前嫌。”夏志清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书评认为，司马长风（1920年—1980年）《中国新文学史》是一本“草率”之作，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附录2有《答复夏志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