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取得区域优势，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约后，国民政府北方军事压力减弱，遂重新开始筹备对红军的围剿。在攘外安内的政策下，1933年2月蒋介石集结50万兵力开始对江西红军第四次围剿，3月损失了3个师，日军借机进攻北京东北方向的长城各口。国军被迫长城抗战，长城、冀东战役已达国军能力所限，北平、天津等要处暴露于日军威胁下，为保华北，中华民国政府被迫与日本陆军于1933年5月31日签定《塘沽协定》停战协定。随后1933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又动员近100万国军，开始对江西红军第五次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中国东北(日方所称满洲)，并继续挑衅关内。1933年1月，日本关东军决议攻占热河，3月3日，奉系张学良部下汤玉麟弃城而逃，日军占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关口，宋哲元指挥国民革命军29军在长城各口奋力抵抗，3月6日，蒋介石更秘密离开南昌北上保定，部署和督励抗战。是役，国军在喜峰口一带曾获得局部胜利，日军一度难以攻破，最后不得已绕道采包围战术，于是冷口、界岭口、古北口（古北口是由于汉奸带领日军从山路经豁口越过长城包抄才得以攻破的）等地先后为日军攻破，进而引发冀东察东作战，国军以少战多，数日内即使日军伤亡达890人，惟国军因兵力不足，退至通州防线。此时，日军已迫近北平，情况危急，而华北旧军阀齐燮元、白坚武、石友三等人，正获日方资助，有组织华北自治政府之阴谋；另一方面，日本退出国联后，导致国际地位日趋孤立，造成日本国内政治情势变化，同时也出于巩固东北的需要，便主动提出休战之接洽，中华民国政府权衡轻重利害，在汪精卫主导下，经日本使馆代办中山详一、日本陆军副武官永津佐比中佐与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晤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张群、蒋伯诚等委员详密相议后，遵照中央意旨，派委任的全权代表参谋部总务厅长熊斌中将、参谋徐组诒与日方进行停战谈判，并发表停战协议文，日军方面则由关东军副参谋长代表冈村宁次少将，代表日方在塘沽签署了这个协定。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上午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对中方代表熊斌提出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弃而不顾。冈村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协议中部分内容侵犯中国权益甚大。协定内容如下：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五月二十五日于密云接受何应钦之军使参谋徐祖诒所陈正式停战提议。据此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十分，关东军代表陆军少将冈村宁次，与华北中国军代表陆军中将熊斌，在塘沽签订停战协议，其要点如下：中国华北驻军代表 熊斌日本关东军代表 冈村宁次其中第3，4条原文为：国民政府公布时删掉第3条中的“大致”和第4条中“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著 页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