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

《公羊传》，为中国古代经书之一。据说作者是战国齐人公羊高，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注释《春秋》。“春秋三传”之一。《公羊》成书年代不详，戴宏在《公羊序》中说：“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公羊传》的思想直承《春秋》，侧重于从《春秋》尊王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统”、“拨乱反正”观点，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春秋》。”。“诛心”是《公羊传》的一大特色，诛心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讥”或“贬”等来表达。西汉初年，为了取得正统地位，儒生必须以圣贤之言为依归，由此以尊王为主的春秋公羊思想开始兴盛。郑玄在《六艺论》中有所批评：“《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称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东晋范甯评论《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公羊传》的成就在于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东汉何休语）。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直称“《春秋》有贬有褒，是司空城旦书。锺繇不喜《公羊传》，他称《左传》为“太官”（掌管帝王膳食的官员，是少府的属官），而称《公羊》为“卖饼家”，意为《公羊》市井鄙俗，不能登大雅之堂。而在公羊学获立为官学之后，公羊学派的势力大涨。后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谶纬”学大为流行，汉朝知识分子笼罩在迷信与神秘的氛围之下。汉代主要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春秋博士学，皆传自董仲舒，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概括是：“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樊宏之子樊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张霸又删樊儵《严氏春秋》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到了东汉晚期，以何邵公最为出名。《盐铁论》编纂者桓宽亦为公羊家。东汉以后，很多人对谶纬学进行了批判，公羊学自此逐渐走向没落。公羊学派自东汉以后几乎消声匿迹，六朝时期，何邵公曾被立为官学。唐代的经学日趋式微，研习公羊者为少数。清代考据学兴盛，学者们陆续对公羊传进行研究，公羊学思想又有一次复兴。清朝公羊学大盛，有名的公羊学家有十数人，这是因为乾嘉以后的清代中叶社会矛盾激化所致，“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常州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重要地位，武进庄存与是当时学术中的主流，他们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清代学者如：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戊戌六君子等，皆属于清代公羊学者中的重要人物。刘逢禄发挥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龚自珍则抛弃庄存与、刘逢禄的隐喻的手法，大胆的对现实进行批判，他的公羊学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影响所至，而有晚清戊戌变法的改革事迹，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都是引用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学者杨向奎曾说：“清代从庄存与到陈立这一批公羊学者中，可以称作思想家者当推龚自珍。”但是龚自珍的公羊之学也有缺陷，龚本人发挥最多仍是“三世”说，鲜能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梁启超就说“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公羊学很早传入日本。德川家康立朱子学为官学，任用儒者林罗山传授儒家思想。林罗山、林鹅峰父子为《公羊传》加上训读读音和顺序符号，1688年林鹅峰出版林罗山评点过的《公谷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