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灭亡

语言灭亡（英语：language death、language extinction、linguistic extinction、linguicide、glottophagy）是一个影响语言社群的过程。这现象显示某项语言变体的讲者族群，相关之语言能力呈下降迹象，最终造成没有母语者或流利讲者承继，导致相关语言绝迹。语言灭亡会同时影响不少相关细项，包括方言及文字等的传承。有关现象与只有部分言语丧失的语言消耗截然不同。语言灭亡的方式有许多种，惟语言学基准下普遍将之分类为：造成语言灭亡的根本原因，大多为一个单语社会朝向多语社会进发时，对新语言表现比既有语言更大的忠诚。这种牵涉同化的过程可能是自愿，亦可以是强制发生。另外，一些越为细小，并在地理上高度隔绝的部落，其遭受极端灭亡的危机理论上较大；但多数时间会因着不与外界接触，而保住单一的语言应用，慢性灭亡的机会反而较小。即使最后的母语者或流利讲者未死，有关语言仍有可能界定为灭亡。其中一个例子是只有数位老人家懂得说该语言，却未能用到有关语言直接沟通，那么该语言几可肯定是名存实亡。另一例子，是除了解读传统诗歌和音乐外，该语言没有在日常或新文本中加以利用，显示其在当下没有确实存活。于类似情况下，有关语言会先列为濒危语言，然后在没有儿童或青少年以之为母语时，确认语言灭亡的过程正式完结。届时，成年人传授语言学识予儿童的空间将会越来越狭窄，直至儿童无法及无心理解成年人独有的流利说法。通常驱使儿童不愿意主动学习濒危语言的原因，是在于经济和效益因素，认定改变常用语言可以突显自己的威望、社会地位和工作机会。历史上亦有不少因为国际和政治因素而促成的语言灭亡，其中最经典的语言灭亡案例为达尔马提亚语。在语言消耗之时，既有语言的文法将会大受新引进的语言所影响，产生大量原有文法不尽接受的外来语。此现象于1983年被语言学家分成两类，包括以外来语完全取缔既有语言，与及抛弃外来语无法传释之既有语言用词；两者可以同时发生。此情况下，相关语言可能会在大部分文法偏离原旨的状况下，被界定为灭亡。紧接着，现代亦为了这些文法转变提出更多分类：语言学家通常会明确分开“语言灭亡”与“一般语言变化”，从而在灭绝语言上衍生不同的定义。后者通常是指，有关语言在一般发展下变出被广泛使用的近似形，成为与原生语言截然不同的新语言，接着原生语言在若干时日丧失母语者。例如已经没有母语者的古英语会被定性为灭绝语言，但因为后来被中古英语、近代英语及现代英语等在不同日子承继运用方式与文法，所以不会被定性为语言灭亡，而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般语言变化。拉丁语拓展为罗曼语族、古印度梵语拓展为印度斯坦语等，亦会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发展里程碑，从而使它们没有被界定为灭亡。除非出现语言屠杀，否则语言难以瞬间灭亡。大部分讲者的说话习惯变化，始终是较容易识别，从而影响语言在整个社会的生命力。为了尽早辨认语言灭亡的出现，语言学家订立了不少量度生命力的基准。最早期的标准有约书亚·菲什曼于1991年提出的世代失调分级表（GIDS，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更进一步是于2011年的《多元语文及文化发展期刊》（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2.2号，刊载了若干著名学者提供的标准。语言复兴是为了应付语言灭亡而实行的其中一个手段，务求减慢或逆转整个衰退过程，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成果和失败例子。复兴已经灭亡的语言，被大部分人定性为不可能的任务。希伯来语复兴是目前唯一一次确认语言灭亡长时间后，成功在现代觅得新母语者的语言复兴案例。但亦有人指出，新生希伯来语只是集各地分散部落之大成，而没有真正重现原生希伯来语，所以不能作准。另一方面，不少曾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苦的地区，当今发起许多去英语化活动，某程度上拓展了语言灭亡和复兴的世界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