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印尼语：Layar Terkembang）是一部由苏丹·达迪尔·阿里夏巴纳创作的印尼文小说，在1936年或1937年由图书编译局出版。故事讲述两姊妹和一位医科生的感情关系，注重提到印尼人如果要革新国家，就有需要接纳西方观念。
来自马达布拉（今属南苏门答腊省东上奥甘科美灵县）的医科生尤素夫（Yusuf）和拉登·威里阿马查（Raden Wiriatmadja）的女儿杜蒂（Tuti）和玛丽亚（Maria）相遇；送她们回家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玛丽亚。一天后尤素夫在上学途中碰到两姐妹，跟她们结伴出城。在尤素夫和玛丽亚日加亲密之际，杜蒂除了埋首苦读，还会参加会议，争取女性权益。
过了几个月尤素夫和玛丽亚结束度假，提早回来，可是没过多久玛丽亚就生病了，起初医生诊断玛丽亚染上疟疾。杜蒂开始觉得自己有需要得到爱护，还想起之前向她求婚的苏波莫，却在苏波莫的胞弟上门讨个说法的时候拒绝了他。玛丽亚的病情每况愈下，医生要改变诊断，原来玛丽亚染上的疾病是肺结核。杜蒂在玛丽亚躺在病床垂死之际和尤素夫前往新棠拉雅（今属西爪哇省展玉县）探望表亲萨勒夫妇，赞扬他们启迪农民、建设农村的做法，还说国人如果要服务国家，并不是非得要住在城市里面。愈加亲近的杜蒂和尤素夫回来之后来到玛丽亚的病榻前，答应玛丽亚他们会结为夫妇。玛丽亚听到以后就离开了人世。
学者谭祥志（Tham Seong Chee）指出《扬帆》的故事大纲和人物形象带有象征意义，每个角色都象征一套特定的世界观或者文化；如果两个角色无法相容，那就表示这两个角色象征的世界观或者文化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他举例说，杜蒂是一个“独立、在社交场合显得有自信、能言善辩、自我中心，思想解放”的人物，玛丽亚“象征传统的理想型印尼女性”；尤素夫在玛丽亚死后迎娶杜蒂则象征“无可避免的去旧立新”。他还指出这部小说呈现出“西式”世界观（主张个人应该改变周边环境）和传统观念（主张个人应该接受命运摆布）的对立，以及新旧世代之间的对立。
马曼·S·玛哈雅娜（Maman S. Mahayana）、奥永·索菲安（Oyon Sofyan）和阿赫玛德·迪安（Achmad Dian）也指出杜蒂积极参与多个组织，总是为了满足印尼人民（特别是女性）的需要而努力，具有进步的本质。
左派文学评论家巴格里·西里格尔指出，虽然阿里夏巴纳尝试在小说中运用新式的句法结构，不过马来文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他说尤素夫和玛丽亚之间的爱情是显而易见的，就算在没有对白的地方还是这样；有的章节甚至是完全没有对白的。
阿伊普·罗西迪、H·B·耶辛等作家写道《扬帆》是在1936年出版的，不过按照小说第7次印刷版和第18次印刷版的描述，这部小说是在1937年出版的。这部小说已经在1963年翻译成马来西亚文出版，马来西亚文译本本身也进行过几次重印。
同期的诗人萨努西·巴奈反驳阿里夏巴纳在小说中展示出的亲西方立场，认为不假思索就采纳西方观念的做法是危险的。他认为要把社会导向现代，最好的做法是揉合西方的唯物主义和东方的心灵主义。阿里夏巴纳则回应说，西方也有心灵主义，还认为坚持套用东方心灵主义的主张是无知的，是自欺欺人的。他强调，印尼人如果要准备接受以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文化”，首先就要接受适当的教育。西里格尔则指出部分角色的形象对芒古内加拉四世的封建观念和巴奈的印度神秘主义构成直接的冲击。
谭祥志认为《扬帆》的主旨是明确的，就是如果男女百姓都接纳西方“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唯物主义、理智主义”的观念，印尼就可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不过，他指出阿里夏巴纳的个人思想控制了杜蒂，引致故事解决冲突的方法欠缺说服力的局面。
西里格尔提到《扬帆》在结构上比阿里夏巴纳早期的作品《长明灯》复杂，人物形象也比较完善。他还指出作者成功把故事的焦点从玛丽亚转移到杜蒂，这样玛丽亚的悲剧就不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令作者无法带出手中的讯息。
研究印尼文学的荷兰学者A·德欧指出《扬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印尼三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和《西蒂·努尔巴雅》和《错误的教育》齐名。他提到这部小说不再采用过去描述个人和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题材，而是讲述青年参加民族觉醒运动和新生的女权运动，体现出印尼文学作品讲述的题材出现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