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大调第3号交响曲》，作品55，是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于1803年至1804年间创作的四乐章交响曲。该作品是交响曲历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规模宏大、充沛有力、情感丰富、结合了诗意和力量，极具独创性，在当时不受观众接受和欢迎；但却是贝多芬最为钟爱的作品之一。现在它被看作是贝多芬的代表作之一，并时常被认为是浪漫乐派的创始作品。原本贝多芬将该作品题献给他所钦佩的拿破仑，但因后者称帝，愤而改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英雄》（意大利文：Eroica）之名亦由此得来。
贝多芬早在1789年时就有写作一部英雄气概交响曲的想法，但并没有落到笔头。贝多芬于1801年察觉到自己的耳聋，并在翌年夏搬至海利根斯塔特以躲避维也纳的气候。在那里贝多芬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遗书。他甚至想自杀，但“我的艺术把我拉回来”。在这一阶段，贝多芬作出了该交响曲，也表达了其内心的奋斗历程。这首交响曲从1803年5月正式开始创作，作品完成是在1804年的年初。
贝多芬最初将该作品题献给拿破仑·波拿巴。贝多芬敬佩法国革命的理想，以及为他们实现的拿破仑，但是当拿破仑在1804年5月加冕自己为法国皇帝时，而贝多芬却对拿破仑大失所望，他走到了放置完成创作的乐谱桌子前，将写着“波拿巴”的字挖出来，留下了一个洞。 之后，他把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意大利文： ），并改题为献给其赞助人洛布科维茨亲王。
费迪南德·里斯（Ferdinand Ries）在说贝多芬生平的故事时说：
然而之后出现了转折；1804年时贝多芬告诉出版商“这部交响曲的标题还是叫‘波拿巴’”。直到1806年才再改为现名。然而，安东·辛德勒（英语：Anton Felix Schindler）称，1821年拿破仑逝世时，贝多芬说“我十七年前就为这个悲伤的事件写了音乐”，意指该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
该作品于1804年在洛布科维茨亲王的宫殿（Palais Lobkowitz）的一场私人音乐会上首演，由作曲家亲自指挥。第一场公演于1805年4月7号，在维也纳剧场（Theater an der Wien）举行，由作曲家指挥，好友弗朗茨·克莱门特为首席小提琴。作品于1806年10月在维也纳出版。
当时的反应趋于两极化：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杰作、高贵、庞大、华丽、优美；也有人认为它混乱、荒谬，是贝多芬的臆想，令听者不知所措。过了几年后的评价渐渐平和，但评论家依然认为它艰涩、难懂，“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据称，演奏者很享受此作品，并在1807年在莱比锡的一场演出中自愿增加排练。
该作品所需乐队规模不大，其中非常不寻常是曲中使用三部法国号，突破了双管制的传统。
依照工具书《管弦乐作品手册》指示，上述之配器可简记为"2 2 2 2—3 2 0 0—tmp—str"。
该交响曲共四个乐章：
如果包括反复，全曲时长可达50分钟以上。在第一乐章中，贝多芬要求展开部要反复；该反复在1950年代晚期的演出中通常会被省略。
首乐章（有活力的快板），降E大调，三四拍，奏鸣曲式。该乐章没有传统的引子，而是以两个雄壮的齐奏开头，然后立刻引入宽广的分解和弦大提琴主题。主题结束于不合调的升C音上。小提琴发出重复的高音，使和声变得模糊，但在单簧管与双簧管奏出的第二主题中得到解决。第二主题相对和美、忧郁一些，但也有着庄严的气概。
呈示部已经很长；但最为新颖的是贝多芬扩大了发展部的规模，使之比呈示部（不算重复）更长，不仅仅是主题简单的变化，而成为了戏剧性的核心。在一段狂暴、充满冲突的小高潮过后，突然安静下来，并出现了一个看似新的旋律性主题（实际上是以旧有元素组成）。这个新主题，在弦乐所演奏的连续属九和弦音量逐渐减轻之时，顺畅地在E小调上出现，并且与第一主题互相交错，其后亦于结束部分再次出现。
再现部开始之前的四小节，圆号提早重申了主题，但此时调性还未回归到主调上，小提琴也还演奏著属调的和弦，因而有不寻常的效果。
起初这一充满先锋性的乐段甚至被认为是错印，但贝多芬自己很珍视它。据其学生里斯说：“我当时站在贝多芬旁边，以为号手是出错了。我说：‘该死的圆号手，你不会打拍子吗？这听起来大错特错。’当时贝多芬差点给了我耳朵一拳。他很久都不肯原谅我。”
再现部基本上纹丝不动地重复了主题，只是做了一般的转调。但尾声的规模变得仿佛第二个展开部，与全曲的规模相配。起初调性不明确，但渐渐增强，直到高潮中小号光芒发丈地高鸣第一主题，令人热血沸腾。
全乐章严谨而具有戏剧性。在规模和纵深上都有了显著的开拓。其长度在贝多芬交响曲作品中，除《第九交响曲》之外，无出其右者。尤其有着节奏和调性上的革新，例如时常加入更有动感的四二拍段落，并多有不协和之处，例如发展部中小提琴在高音区将相差仅一个半音的E和F同时奏出，发出刺耳的怒吼。这些更为丰富的表达传递出炽烈的感情，正如瓦格纳所言“恰似自然的熔炉一般，表现了天才青春时期所涌现的种种情绪”。
第二乐章（送葬进行曲：非常慢的柔板），c小调，二四拍，稍似回旋曲式。主题有两个部分，都是木管乐器与弦乐器呼应：其一是开头小提琴肃穆的c小调乐段，配有鼓点般的低音，在新的调性中结束；其二是有着极大旋律性的一个短句。然后出现了C大调的段落，较为明亮；但又进入了阴暗的主题。接着出现了三声赋格段落，音乐变得急促、悲恸，在咆哮声中转到属调。结尾主题重现，但却只剩下碎片，由低音提琴的拨弦配合，尤其悲凉。木管乐器发出最后的叫喊，乐曲在弱奏中淡出。
该乐章通常被认为是“英雄葬礼”，罗曼·罗兰称之为“全人类抬着英雄的棺柩”，柏辽玆将之与维吉尔悼念帕拉斯的诗篇相比。 该乐章也是贝多芬所创作的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之一。其庄重、哀伤，又充满美感和独特的感情张力，由简单主题发展出多种变化，是贝多芬成熟风格的代表。
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降E大调，三四拍，谐谑曲。该乐章充满能量，开头的弱奏突然转成特强；作曲手法简洁细致，感情色彩也有所变化。主题在双簧管上出现。三声中部有一个军号般的主题，由圆号奏出。最后强有力地在鼓声中结束。
该乐章虽然速度快，却并非玩笑之作。对其的解释有两种极端：既有称之为“自然春色的复活”“乡间欢快的集市”者，也有认为是“军营中的景象”的，柏辽兹甚至称之为伊利亚特中勇士们在其领袖的墓冢前所进行的舞蹈。 这也是第一部在谐谑曲中使用了三支圆号的交响曲。
末乐章（终曲：甚快板），降E大调，四二拍，奏鸣曲式、回旋曲式、变奏曲式的结合体。在末乐章使用变奏形式是极不寻常的。其主题来源于贝多芬之前创作的《普罗米修斯的造物》；贝多芬钦佩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将他作为该交响曲的结束，也是恰当的。该主题亦在1802年为独奏钢琴创作的“十五段变奏曲与赋格”（Op. 35，又称“英雄变奏曲”）中出现。
该乐章开始时风驰电掣，听起来在错误的调性（g小调和降E大调的属调）上；但随即突然进入较为平和的变奏部分。一开始并没有呈现出主题，而是先用低音和声勾勒出了主题的骨架。然后用简单的旋律与之相配，突出了音色的对比，还有些喜剧色彩。然后才出现了如歌的由两部分组成的主题。接着有一段赋格和奔放剧烈的舞曲，紧接着另一个由主题变奏而来的赋格段，达到一个小高潮。接着进入了柔美、平静的乐段，旋律交替进行。渐渐音乐变得强烈，直至一个强有力的壮丽的高潮。在一段较弱但充满悬念的乐段过后，忽转急板，暴烈的开头重现，并引向特强的结束。
该乐章杰出地处理了调性和形式上的发展。其形式综合了回旋曲式（主题与不同乐段相穿插）、奏鸣曲式和变奏曲式。低音部分直到尾声时才消失，但变化多端，起到支撑结构的作用。变奏的性格也从欢乐、奔放、狂烈到静思、静谧、温柔，再转向光辉的结束，突显了英雄壮阔的历程。刘易斯·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称该乐章是全曲的升华。
该作品现在被认为是贝多芬最伟大的杰作之一，也是音乐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与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甚至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一同，都开创了新的音乐理念。但在贝多芬的时代，它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其先锋性使得听众和评论家都感到不解；人们觉察到其原创性、严肃性与作曲的技艺，但却并不大被感动。
该作品的长度几乎是海顿或莫扎特所作的交响曲两倍长，第一乐章就跟许多古典乐派的交响曲一样长。作品比之前更富有情感，经常被举为浪漫乐派的起始，也是交响曲历史上里程碑般的作品。其表达内容也有所突破，第一乐章规模非凡，气势浩大；第二乐章情感浓郁，从送葬进行曲主题的痛苦，到插曲的抚慰。末乐章也有同样宽广的情感。在早期的交响曲里，末乐章通常快而轻巧，但这里是较长的主题变奏，还有严肃的赋格。
柏辽玆在其论文中阐述道：
音乐评论家苏利文（J. W. N. Sullivan）写道：第一乐章是贝多芬鼓起勇气面对他的耳聋，第二乐章是慢且如挽歌似的，描述他无法面对的巨大恐惧，第三乐章的诙谐曲，“不断创造前进能量”，第四乐章是旺盛创造溢出能量。
也有认为该作品体现了“人类的潜力和对自由的追求”，从而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相吻合，甚至可追寻到社会主义的痕迹。
降E大调第10号（据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