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国并非专指单一国家或某一种类的国家，而是用以描述一国家政府在行政职能大幅扩张。使得人民逐渐依赖政府，甚至受政府行政部门不当压迫的现象。
在此情况下，行政部门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虽然立法、司法权尚能发挥其职能，但行政组织与运作变得特别重要，可说是一权独大。若无法适时用其他权力制衡行政权的权限与裁量的话（如国会调查权、预算审查权）。该国政府与掌控行政权限者（如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极有可能转变成极权政府与独裁。而走向警察国家压迫人民一途。
“行政国”这个名词出自一本由美国行政学者德怀特·瓦尔多（Dwight Waldo）所著、1948年出版之著作《行政国：美国行政学的政治理论研究》（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lon），而其中“”被翻译为“行政国”：原词汇用意在于强调现代国家行政部门的成长现象，并可做为一门学术研究。
1957年，另一名学者莫斯坦·马可仕（英语：Fritz Morstein Marx）出版了《行政国：科层体制概论》一书，对行政国这个概念也有另外的叙述。
自工业革命后，产业与经济活动开始了重大且不可逆的改变：昔日小规模、家庭式的手工业与学徒生产制度被大规模、机械式的工厂集体生产制度所取代。
雇主与受雇者的关系也随之改变，在大规模的生产制度下，双方只存在“工作”与“报酬”冷淡雇佣关系，彼此间毫无情感与私谊表现，另外因产业分工与聚集而使现代生产结构由农村转向都市化，单位人口的增加与进一步聚集，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群之间陌生、疏离感更随着社会关系改变进一步扩大。人们从乡下移居到都市，失了根，其中有的人找到新工作、有的失业。他们与无数陌生人互动，并尝试重新建立关系。
社会的快速变迁导致了劳资双方贫富差距扩大，人们原有的定位瓦解。而以核心都市进行的大众传播系统渗透到农村之后，更开始腐蚀农村生活与原有的社会关系，并制造了更多的混乱经验与社会问题。社会上都市与农村之间、以及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对立与贫富差距的现象日益严重，甚至发生冲突，并要求政府出面干涉仲裁之：
资本家系望政府能加强权力与职能，对工人组织工会、罢工、怠工的行为加以制止；劳工则要求政府设法保障他们的权益和福利，并制止童工、超时工作的行为。此外产业界大规模的合并所形成的垄断现象，也威胁到小商人与消费者的利益。工业化与都市化造成的污染与交通、社会问题，更使得人民进一步要求政府加以防止与管制。政府对此进行的干预与管理，造成了行政权力进一步扩张。
立法成员复杂，所代表的利益又十分分歧，再加上立法程序繁复，而议会领袖又不如行政首长对阁员的控制力量来的强大，导致立法权限与效率较为低落。一个法案审理协商旷日费时，最后被置之高阁者屡见不鲜。导致人民与其苦等法案之公布实施并保障权利，不如直接向行政部门请求来的迅速有效。
行政部门其事务之复杂化、专门化，更使得行政部门可用行政命令的权限从事行政立法，以及执行政策时面对法规的行政裁量，亦侵蚀了立法与司法部门的权限。
基本上可分为下列几点说明：
由于以下政府功能大多不必以立法执行，可以行政命令为之，进而造成了行政国的现象。
然在近年来许多国家却发现，行政权的扩大，若源自于利益团体或政客在资源分配下短视近利的政策，甚至共犯分赃关系，则会有以下的困境，如老人年金、失业津贴等福利的发放立意虽好，但施行最后却造成赤字扩大与民意正当性的危险。如以下说明循环：
当政党和政客于竞争时开很短视的社会福利政策，甚至是空头支票。让选民期望，把选民胃口养大后，最后负债与赤字丢给下一任政务官或官僚处理。最后会造成国家在功能上（dysfunctional）与民意上的双重障碍，成为一种超载政府（overloaded government）的状态。
此种缩减国家功能→民意基础丧失，然不缩减国家功能→赤字黑洞加深的两难困境，亦称为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虽然现今世界许多国家行政权限实以扩张到相当大的程度，然为了设法防止其权力遭不当滥用与过度扩张，近年来已有许多修正制衡之方法：
使行政部门对立法部门（议会）负责，并利用立法、调查、质询、与限制权力进行制衡。若行政部门有越轨行为时，议会有权加以纠正，并控制监督行政官员施政作为。此外尚有年度预算的审查权、法律草案与修正案的审查、对重大政策（戒严、条约缔结、大赦、紧急命令等）的议决权，以做为进一步的行政权限缓冲和监督。
法院的仲裁也是监督行政的一股力量：若行政者有违法乱纪等情事时，法院可采取惩戒、制裁行动。若行政程序与政策有违法、甚至违反宪法保障权益之嫌，更可以解释宪法等司法审查权（Judicial Review）进行进一步诠释与裁量，以免法律与政策遭不当误用或滥用。
此外，在法院控制的原则下，行政部门可以成为“被控告者”，当人民权益受到行政部门的违法或不当处理时，可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要求国家对其不当行为加以赔偿，这些也足以说明行政权力至今已非漫无限制，司法裁量与监督也是相当有效的方法。
公民可以透过所属之利益团体来对政府进行监督与控制。如英美行政体系中，若无利益团体介入与协助，政府的业务方案几乎难以存在──因为利益团体会督促通过特定法律，却也阻止通过某些法律；英美两国利益团体不仅数目众多，力量也十分庞大。使得政务官在面对选票与政见时无法专横跋扈，无视民意。
此外，有些国家的公民还可透过公民权限的创制与复决权，利用公民投票方式，对特定行政政策与法案进行创制与复决。使得人民增加对政府的影响力。
为了防止行政权不当扩张，以及公营事业效率之低落，将若干行政业务开放民营已是1980年代“新公共管理”思潮下的新产物。除了将官股与营运权释出至民间外，尚可将特定业务以契约外包（Contract out）、特许（Franchise）、补助（Grant）、与抵用卷（Voucher）等方式交由民间与非营利组织（NPO）承办。除了可大幅降低政府负担外，也使得行政权限进一步缩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