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体

同光体，近代诗派之一，“同”和“光”分别指清代“同治”和“光绪”这两个年号。光绪九年（1883年）至十二年（1886年）间，郑孝胥、陈衍在北京开始宣传此诗派。民国以来文学史家竞言“同光体”，或界定宽泛，将近代桐城诗派也包含在内（曾克耑说）；或划界太严，使之局限于光绪、宣统两朝（钱仲联说）；或者与近代以来“宋诗派”的言说相提并论。近有学者指出，“同光体”的指涉从晚清到民国，有一历时的流变过程，诗体的形成与一定的政治、学术集团相关。同光体最初以同光时期的“清流”政治及相关交游活动为背景，继而得到张之洞等大僚幕府唱和活动的支撑。尽管郑孝胥、陈衍自称同光体是“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但清代诗人“不墨守盛唐”的，并不始于“同光体”。“同光体”诗人主要是不满王士祯的“神韵说”及沈德潜的“格调说”，以学宋为宗，以生新为贵，以奇险为尚，提倡‘诗人之言’与‘学人之言’的结合。同光体诗分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三派都学宋，但所宗之“三元”，略有不同。对同光体最大的批评是责此派过于强调学习前人，再者宣传造势过多，其实际达到的成就未能够和声势相当，无可挽回地成为了一场短暂的表面化的运动，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并无特别独到之处。其长期影响，甚至未能和“新诗”一较短长。从光绪年代开始，同光体就被同行们所批评。林纾在《旅行述异‧文家生活》中指出:“至于今日，则又昌言宋诗，搜取枯瘠无华者，用以矜其识力，张其坛坫，……揭麾举纛，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以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之必不至者也。”林庚白早年学同光体，后来脱离，并在《今诗选自序》中指责说:“民国诗滥觞所谓‘同光体’，变本加厉，自清之达官遗老扇其风，民国之为诗者资以标榜，展转相沿，父诏其子，师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辈为目虾，而自为其水母。门户既然，于是此百数十人之私言，浅者盗以为一国之公言，负之而趋。其尤不肖者，且沾沾自喜，以为得古人之真，其实不惟不善学古人，其视清之江湜、郑珍、范当世、郑孝胥、陈三立，虽囿于古人之樊篱，犹能屹然自成一家之诗，盖又下焉。”1930年，金天翮又在《五言楼诗草序》中进一步指出“标举一二家以自张其壁垒，师古而不能驭古。……又其甚者，举一行省十数缙绅，风气相囿，结为宗派，类似封建节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气而使之绌，纤靡委随，而后得列我之坛坫，卒之儇薄者得引为口实，而一抉其樊篱，诗教由是而隳焉。”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中有所贬劾：“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以钱锺书和陈衍的交往和对同光体的熟悉，此说有部分是臧否同光体。1937年秋，陈衍病死于福州，陈三立因“芦沟桥事变”绝食五日而死。1938年，郑孝胥死于满洲国。至此，同光体的代表人物都已作古，诗派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