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尼斯劳·马凌诺斯基

布罗尼斯拉夫·卡斯珀·马林诺夫斯基（波兰语：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1884年4月7日－1942年5月16日）是位发迹于英国的波兰人类学家，其建构以客观民族志记载田野调查研究成果的方式，并开创最早的社会人类学课程，故有人称他为民族志之父。马林诺夫斯基对近代人类学影响深远。他不但是第一位亲自在当地长期研究，并以客观的民族志材料取代过往充满研究者主观论述的人类学家，也是首先提出完整的文化理论以取代以往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传播论观点，进而开启新研究方向的理论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父亲路吉安·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是亚捷隆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同时是波兰语在内的斯拉夫语言研究先驱；母亲约瑟华·马林诺夫斯基（Józef Malinowski）则是贵族之后，同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他们住在于该大学任教的教授社群内，而该大学的教授多是自视甚高的学术精英，自小马林诺夫斯基便受到贵族式的教养。1898年遭逢丧父，当时14岁的马林诺夫斯基生活全由母亲照料。隔年，他罹患严重的眼睛疾病，医生警告他有失明的危险，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因此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从学校休学，由母亲在暗房中教导他拉丁文、数学等学校科目。眼疾治好后，马林诺夫斯基与母亲开始到热带地区旅行，其中包含非洲、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上的岛群等地。而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除了游历四方外，也受到当时的青年波兰运动（Young Poland movement）影响，开时投入剧本和诗的创作，并结交了两位知己：日后成为波兰前卫画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的雷奥·屈斯克特（英语：Leon Chwistek），以及史班尼斯劳·维科伟奇（英语：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其中后者又与他格外亲昵，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和平日书信中往往称他作“史塔胥”（Sta's）。两人不但住在一块（上课期间维科伟奇住在马林诺夫斯基家，假期时两人到维科伟奇在乡下的家渡假），在彼此的创作作品中也常借用对方的性格进行描述。虽然大半的教育都在家中完成，马林诺夫斯基于1902年依然顺利进入波兰著名学府亚捷隆大学哲学系就读。而在哲学之外，他又修了波兰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课程，并且受到其父亲的好友法学教授达根（L.Da-rgun）、艾斯特莱赫（英语：Stanisław Estreicher）以及历史学家波特康斯基（K.Portksnski）等人的影响，逐渐对家庭、社会和民族学产生兴趣。1908年在哲学史教授帕夫斯基（英语：Stefan Pawlicki）指导下开始写作论文《思想的经济原理》（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Thought），内容是讨论奥地利哲学家兼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的思想：他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论述如何计算人思考和精神活动是花费与释放出来能量的经济原理。写作论文期间，马林诺夫斯基又因健康情形不佳，与母亲再度到热带地区旅行，并一直到1908年才提交论文，正式从大学毕业。由于无法获得就读教师资格的奖学金，他又到莱比锡大学进修，学的是心理学和经济史。根据马林诺夫斯基自身的说法，他在养病期间阅读了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的《金枝》后，才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决心投入人类学的研究，而多数也接受这种说法。然而有些人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成长背景分析，认为他投入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其实建立在他的成长与求学过程之中，而他在亚捷隆大学时学到的教育，也处处影响到其日后的理论与研究对象。1910年马林诺夫斯基拿到奖学金，顺利以硕士后研究生的身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一年。这期间他接受以研究婚姻史闻名的社会学家艾德华·魏斯特马克指导，并于隔年回国后发表文章批评佛雷泽对婚姻的论述。1913年，马林诺夫斯基以讲师的身份回到政治经济学院，同年发表第一本英文著作《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igines），以大量澳大利亚原住民（当时被认为最原始的民族）文献与材料批评魏斯特马克的论点，进而主张最早的家庭乃为核心家庭。此书不但受到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等英国人类学家赞扬，还为他取得正式的博士学位。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学专家查尔斯·塞利格曼（英语：Charles Gabriel Seligman）引介下，马林诺夫斯基取得奖助金得以完成到澳大利亚研究图腾制度的梦想。然而在7月抵达澳大利亚，辗转于悉尼、墨尔本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当时的澳大利亚仍属于英国，而马林诺夫斯基的国籍却是其敌国奥地利（当时波兰被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瓜分），为了避免遭到遣返（其他研究团员多选择此方式），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与澳大利亚政府斡旋，最终获得研究的许可，而走上自身一人进行田野调查的路（当时多数的田野调查是由研究团队合作，在各地进行的短暂的访问与考察）。于是从1914年9月1日到1915年5月，马林诺夫斯基独自在新几内亚（当时由澳大利亚政府管辖）南部的迈鲁（英语：Mailu language）岛上从事研究，并率先学习土著语言以方便调查。1915年5月，在偶然机缘下他决定到东北方的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下一步研究。在超卜连，马林诺夫斯基整理了之前碰到的问题，以及自身奉守的实证主义，逐渐创立一套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他认为作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依据的民族志材料应该根据具体的证据书写，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写作统计图、族谱等图表以理解澄清研究对象的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图表又包含得自于土著的意见以及自身的观察；然而，这些图表的书写不是漫无目的的工作，而是具备对研究问题的关怀与学科上的考量。基于前述的原则，他提出了参与观察法的研究方式，即让自己真正参与部落之间的活动，并适当的与自身的文化（特别是当地的传教士与殖民官员）保持距离，使自身真正观察到土著生活中琐碎却又关键的习俗与规范。此外，他认为许多实际的规范仍难找到真正的答案，因此土著的传说、口语中的辞汇以及其自身的观点也该是民族志纪录的对象。而最后完成的民族志应该呈现土著的想法与世界观，而让读者理解不同文化（自身与当地）之间的差异，进而认识自身的本性。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的田野调查十分成功，并持续到1918年才返回墨尔本，但他的日记与其他纪录显示其生活充满了矛盾：当地官员当他是怪人，而土著觉得对他的行为愚蠢可笑。而他自己在当地没有朋友，成天面对乡愁与对工作的厌倦（他十分痛恨土著的现实与无知）。即使接获母亲去世的噩耗，也必须强忍哀痛，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1918年他终于完成了田野调查，暂时回到墨尔本，随后与仰慕已久的艾丝·马森（Elsie R. Masson）结婚，但不久却生场大病，于是在回欧洲前又到加那利群岛疗养一年，并着手撰写《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0年，马林诺夫斯基与妻子带着田野工作的成果回到英国，随即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任讲师。1922年正式出版第一本田野调查成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不久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学院首位社会人类学课程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英国人类学界的重要影响力。1927年马林诺夫斯基升任该学系系主任，担任该职直到1938年他离开英国为止。在伦敦大学期间，马林诺夫斯基精采的授课吸引了各地学生加入，其中包括艾德华·伊凡普理查、艾德蒙·李区、梅耶·弗提斯（英语：Meyer Fortes）以及中国的费孝通，另外社会学家如塔尔科特·帕森斯、吴文藻等人也会参与他的讨论课。课堂上的马林诺夫斯基充满了精力，但也滔滔不绝下却要求学生必需接受他的功能论论述。而课堂之外，他致力于与反对者论战，并且到处讲学以推广自己的学说。除此之外，这十多年间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包含民族志资料的整理发表，以及文化理论的专门论述。另外，马林诺夫斯基也致力将自己的学生送到世界各地作研究，希望使自己的学说真正做到放诸四海皆准的境界。历经1930年代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全盛期后，马林诺夫斯基于1938年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改变，一般认为乃基于他对亲手栽培的学生失望所致，尤其这些学生的研究成果反而威胁到他的理论，有些则直接放弃，改采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的说法，这些都在在伤了马林诺夫斯基自负的心。在耶鲁，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从头再来，并改以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聚落作为调查地点，于1940年与1941年的暑假期间展开短期的田野调查。可惜才刚作出初步成果，他却于1942年5月1日心脏病发去世，享年58岁。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从超卜连群岛得到的资料，以及自身所学的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提出一套被后人称为“功能论”的理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文化其实只是一组工具，其存在目的在满足人类自身的种种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各文化要素之间是环环相扣，且不断变动以保持有效的运作。也因此，我们可以在各文化中找到一套自己的运作原则，而这些原则也和社会中的实质功能保持紧密的关联。而印证功能论最好的例子便是库拉圈。这个存在于新几内亚东边的跨岛群交易圈同时以顺时钟和逆时钟方向进行两种物品的交换，可是这两种物品却不具备实质上的功用，但土著却愿意冒着相当的风险进行这这种无限循环的交换。在多数外人眼中，这种行为看似不可思议，但马林诺夫斯基却认为这种交换过程倚赖于彼此间的信任，而这信任的原动力其实是为了其他民生物资的交换：由于各岛之间物资有限，彼此间依赖度颇深，库拉圈的交易过程得以建立彼此的相互信赖感，使其他顺带的交易成为可能之事。从库拉圈向外推展，所有的文化项目像家庭、巫术等，都是为了满足社会上的个别需求如果腹、性欲、嬉戏、信仰等。因为如此，所有文化项目彼此互相整合，也不相互违背，所以整体文化应为平和而稳定。由此衍伸，马林诺夫斯基以为多数稳定的“野蛮人”文化正快速被西方文化取代。身为人类学家，必须尽快以田野调查将这些文化纪录在民族志之中，才能“抢救”这些“未受污染”的文化身影。因此他强调“抢救人类学”的重要性，并成为他积极送学生到世界各地研究的理由之一。虽然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法兰兹·鲍亚士与他的学生已经提出历史特殊论驳斥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种族歧视观点，但直到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自己的论述，才真正有完整的理论解释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也从他开始，19世纪发展到鼎盛的欧美种族中心论论述开始没落，逐渐被前者取代。但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在他之前，人类学家往往以传教士或探险家的著作或纪录作为研究材料，但是这些纪录的内容却充满了文化偏见或不够周延的描述，因而造成研究时的困难。19世纪末期开始，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等人开始进行最早的田野调查，并试著书写自己的民族志，然而他们的调查期间仅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且多数人甚至不懂当地语言，仅能透过第三人或简单的问句得知被访问者的意见，加上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对当地白人的依赖，因此研究成果充满了歧视与矛盾。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为了完成客观的民族志，他们必须绘制土著的族谱，纪录当地的传说，并参观他们的仪式。每位研究者没有翻译，只能靠着一至数位的报导人协助自己的研究工作。而这些，都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除此之外，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作的田野调查也被视为典范：他的研究影响了马瑟·牟斯的著作《礼物》，使交换理论成为日后社会学与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并率先以实际例子反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伊底帕斯情结。而这些震撼性的纪录也让当时的欧洲人重新思考文化的主客观点，学习以当地人的观点理解个别文化的价值，并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