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酒的观点

基督教对酒的观点有许多，基督教千余年的历史中，基督教徒将酒精饮料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圣餐中几乎总是饮用葡萄酒。依据《圣经》和基督教传统，认为酒是神的礼物，可以使到生活更加快乐，但是酗酒所导致的醉酒是一种罪。在19世纪中期，出现对酒精消费持着温和主义的教徒外，也出现了回避主义及禁酒主义的新教徒。今日，上述三种主义都存在于基督教，但是温和主义仍然占据多数，例如英国国教、天主教、东正教及相当大一部分的新教。酒精饮料频繁出现在圣经之中。一方面它可以带来欢乐的神的祝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人失去理智或对他人施虐。 基督教对酒的观点大多基于圣经，以及犹太人及基督教传统。圣经语言中有数个单词代表酒精饮料， 同时尽管一些禁酒主义和回避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 但通常都认为这些单词最初并不是指会使人喝醉的饮料。在圣经中描绘的日常生活里频繁出现的葡萄酒总有着积极或消极的隐喻意味。 从积极的方面来讲，葡萄酒是丰产和圣血的象征， 反之，它也是嘲讽者的象征， 满饮一杯烈性葡萄酒有时可能会是上帝的审判或愤怒的象征。圣经中曾提及葡萄酒会带来欢愉。 旧约中葡萄酒用在祭仪和节日庆祝上。 福音书中载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的婚礼上，造出了大量的葡萄酒， 当在最后的晚餐上享用圣餐时，他说葡萄酒 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 不过在这一点的具体所指上还存在争议。 在圣经时代，酒也作医疗用途，例如口服麻醉剂、 局部清洁剂 以及助消化。旧约里的国王和神父在很多时候都不可以饮用葡萄酒， 一些时候连醋、葡萄和葡萄干都不可以享用。 圣保罗进一步指出了基督教徒对于未成熟的基督教徒们的责任：“若是吃肉和饮葡萄酒会造成你的兄弟们堕落，就不要去做这様的事”。实际上所有的基督教派都同意圣经确实在很多章中都对醉酒进行了谴责， 《伊斯顿的圣经词典》中说：此外，诺亚 和罗得 醉酒的后果也被用来警告他人不要酗酒， 而且圣保罗也因科林斯人在圣餐庆典上醉酒而责骂过他们。 对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徒来说，醉酒不仅仅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个人和社会陋习，同时也挡住了天堂大门，亵渎了栖居著圣灵的身体以及教会。巴勒斯坦的气候和土地都很适宜种植葡萄， 当时葡萄酒是一种重要的商品。 葡萄园有围墙、篱笆以及瞭望塔守卫，以防强盗及动物的威胁。葡萄的丰收带来欢乐， 一些收获的葡萄会被马上吃掉，而其他的则被制成葡萄干以及酿成葡萄酒。酿造葡萄酒时，在压榨之后就开始进行发酵，并被倒入巨大的陶罐中密封保存。如果需要运输，则倒入葡萄酒囊（一般由鞣制的山羊皮制成）中。 数星期后后发酵完毕，被倒入更大容器里贮藏后者直接外售。 通常当时的葡萄酒中会加入香料等物质以掩盖其缺陷。住棚节被描述为葡萄丰收和压榨后紧接而来的节日。基督之前希伯来人认为葡萄酒是神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虽然过度饮酒会带来危害，但它“必然本来就是好的”。 犹太人也更强调快乐而不是节欲。直到巴比伦之囚（大约公元前537年左右）后和旧约结束时，葡萄酒一直都是“各年龄段和各阶层中的常见饮品、营养的重要来源、节日中最重要的成分、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药物、任何要塞的供应品以及重要的商品”，被当做“希伯来人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个元素”。 安息日的终节仪式上、割礼、逾越节和婚礼上也会用到葡萄酒。有些人认为在圣经中葡萄酒常是被用水稀释来减弱其效力的， 但是一般观点是圣经中的葡萄酒虽有时混合香料来提味，但不常用水稀释， 并且掺水的葡萄酒在旧约中是腐败的隐喻。 但是希腊人却常在酒中加水以减弱其效力并改善口感。 在马加比二书（约公元前二到一世纪）的时代，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巴勒斯坦，犹太人也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一些希腊文化， 并将之带入新约时代的犹太人祭仪中。在古罗马时期，庞培再次征服巴勒斯坦，并设犹太行省，当地人也成为罗马公民，按规定每个普通成年公民每天可以喝大约1升葡萄酒， 不过那时相对葡萄酒来说，啤酒则更为常见。使徒教父们很少提及葡萄酒， 但是基督教早期教父明确提及早期基督教在圣餐上会使用葡萄酒，并依据流行风俗兑水。在《提摩太前书》中保罗有建议身体不适的提摩太可以喝一点酒。十二使徒遗训中有命令基督教徒们分出一部分的葡萄酒以支持一位真正的先知，如果他们没有先知的话则分给穷人。亚历山太的革利免（死于约215年）曾写道，他很赞赏那些生活作风严肃，能节制饮酒的人，并建议年轻人要节制饮酒以免点燃他们的“野性激情”，但是并不排斥用酒做药，在一天的工作后小酌两口也是可以接受的。居普良（死于258年）认为像诺斯底主义信徒那样在圣餐中以水代酒违背了“福音派和使徒的准则”，不过他也反对醉酒。约翰一世（死于407年）强调饮酒适度，并驳斥了一些异教徒和基督教徒认为不应有葡萄酒存在的观点，他说因此，节制这一观点从希腊哲学中逐渐渗入基督教伦理学，并成为安波罗修和希波的奥古斯丁所推崇的四枢德之一。相反，醉酒则被认为属于七宗罪之一的贪食。罗马帝国的衰落使得西欧和中欧葡萄酒的生产和消费大受影响，不过教会（特别是在拜占庭）依旧保存下了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的技术。中世纪的僧侣是成功的啤酒和葡萄酒酿造人之一， 同时他们每天被允许可以喝5升啤酒，并且斋戒期间也可以饮用啤酒。 圣本笃（死于547年）创立的圣本笃会规中偏向认为僧侣每日应无葡萄酒，同时也相信戒酒是抑制物欲的通途。 但是他本人也曾指出这是令人不愉快的。故而圣本笃做了让步，认为每日可以饮用四分之一升（或半升）的葡萄酒， 特殊情况下可以更多， 同时禁酒也成为了一项惩罚措施。托马斯·阿奎那（死于1274年）认为适度饮酒不影响被救赎，但是特定的某些人需要完全戒酒。 他认为圣餐上一定要有葡萄酒，同时未发酵的葡萄汁也被当做是葡萄酒——因为它可以自然转变成后者。1319年，贝尔纳多·托洛梅伊最初坚持比本笃会更严格的禁欲规则。其追随者是“狂热的完全禁欲者”，甚至摧毁了他们自己的葡萄园，但这相关规章不久便被修改了。因为天主教圣餐饮用的需要，除了一些酒精过敏的僧侣，传教士们将葡萄种植技术带到了几乎所有他们能抵达的地方，以生产葡萄酒并用以进行弥撒。 天主教有许多早期和中世纪圣人都与酒有关，例如啤酒的主保圣人圣艾德里安、酿酒者和酒保以及葡萄酒商人的主保圣人圣阿曼德、都尔的玛尔定以及葡萄酒商的主保圣人圣文森特。在东正教，除去圣餐之外，其他一些仪式也需要用到葡萄酒。在圣餐之后，信徒们会饮用一杯温葡萄酒。不过在大多是斋日东正教图都是不可以喝葡萄酒的，圣特立冯是葡萄园工人的主保圣人。在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中，葡萄就会被用在庆祝一个叫做Slava的节日。在宗教改革中，从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到慈运理、约翰·诺克斯都支持在仪式中使用葡萄酒， 加尔文本人在日内瓦的年薪中就包括几桶葡萄酒。 路德会协和信条（1576年）、 卫理公会教纲（1784年） 和再洗礼派 也都支持使用葡萄酒。在英国，清教徒也支持饮用葡萄酒和麦芽酒。最初前往美洲的移民几乎每人都带着一定数量的酒， 并将之用于几乎任何领域，包括神职授任、葬礼等等。 美洲殖民地牧师、哈佛大学校长英克里斯·马瑟在一次布道时说：约翰·卫斯理认为烈酒，例如白兰地和威士忌不应用于除医疗外的其他地方，并且说不加选择地将蒸馏器卖给他人甚于神谴的毒药和谋杀。 1744年，卫斯理给卫理公会下的一些组织的指示中要求他们“不品尝任何含酒精的液体...除非有医师许可”。 1780年，在巴尔的摩的一场卫斯理工会会议上，教徒们公开反对烈酒生产并决定与不愿放弃生产烈酒的人脱离关系。 在第一波美国禁酒运动之后，他们将戒酒的范围扩展到了除烈酒之外的其他酒精饮料。卫斯理的宗教会规在1784年被美国的美以美会接受了，承认葡萄酒可用于圣餐并且任何人都可以享用。很多大规模的禁酒运动都是在19世纪之后发起的，而它们又多数只是反烈酒， 在反对者看来烈酒更便宜也更容易使人醉酒，同时也并不都反对适当饮用其他的酒精饮料。然而随着美洲大陆第二次大觉醒的发生，禁酒运动也逐渐开始排斥一切酒精饮料了。最终的结果是酒开始被厌弃，以至于开始从圣餐等宗教仪式中逐渐减少了。 然而在许多教会中葡萄酒这样的葡萄酿造的酒还是很受欢迎的，而一些教会则宣称需要在圣餐中使用“未发酵的酒”， 因此一些禁酒者开始用浓缩葡萄汁取代葡萄酒。 1869年，托马斯·布拉姆韦尔·韦尔奇 找到了利用巴士德消毒法保存葡萄汁的方法，这样教会就可以方便地在圣餐中使用葡萄汁而不必担忧其腐败问题了。1838年至1845年，爱尔兰禁酒人士、神父西奥博尔德·马修一共对大约三到四百万人做了禁酒宣传，并和一些美国人形成了许多禁酒团体，但是其影响力却十分有限。1872年，美国基督教完全禁酒联盟联合这些团体成立，1913年其会员达到90,000人，其中不乏青少年和女性，其宗旨是通过说服普通人而不是利用政治手段来达成目的，其行为受到了两任天主教教宗利奥十三世（1878年）和庇护十世（1906年）的赞许。 不过也有相当的反对声音，例如密尔沃基的大主教塞巴斯蒂安·杰拉尔德·梅斯梅尔公开谴责禁酒运动遵循了“绝对错误的准则”并蓄意破坏教会“最神圣的秘密”——即圣餐，并且禁止他主教教区内的神父支持禁酒运动，而建议他们采取温和的态度。 最终，天主教教义并没有受到禁酒运动太大的影响。路德教和英国国教也没有转变它们的中立地位，甚至英国的宗教禁酒团体事实上也不完全主张禁酒。 而其他的教会则频繁出现在禁酒的舞台上， 许多卫理公会、浸信会和长老会教徒都支持绝对禁酒。20世纪早期禁酒运动达到高峰，随后便开始衰落。 相对美国来说，不列颠群岛、北欧和其他一些地区禁酒运动的影响就更加微弱。现在，基督教关于酒的观点大致可分为温和主义、回避主义和禁酒主义。后二者观点有相似之处，其区别在于前者支持利用理智来达成禁酒的目的，而后者则偏向利用法律。持该观点的是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圣公会 以及诸多新教教派，路德教、耶和华见证会 和改革宗也接受这一观点。温和主义认为根据圣经和传统智慧，酒是神赐的礼物，就算有危险性，也应该采取温和和理智的态度而不是完全否定它。 他们也认为节制比禁欲更符合圣经规范。大体上所有的持温和主义的教派都支持在圣餐中使用葡萄酒， 不过由于禁酒主义者的影响和部分人的过敏体质问题，也会提供葡萄汁来代替葡萄酒。 一些基督教徒会按照古代传统在酒中兑水。持这一观点的教派是浸信会、五旬节派、卫理公会 以及其他福音派教会和包括救世军在内的一些新教组织。 回避主义的著名支持者有葛培理 、约翰·F·麦克阿瑟 、阿尔伯特·莫勒 和约翰·派博。回避主义者相信尽管酒精消费本身不是邪恶的，也不需要在任何场合都回避，但它还是一个不明智的，或者不是最谨慎的选择。 尽管他们不需要禁止自己饮酒以保证在教会内的地位，但是高层人士还须注意。回避主义者认为圣经中有警告酒会影响人的道德判断立， 如果执意饮酒也可能会造成异见者之间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影响基督教的统一和教徒间的友爱， 同时因为酒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故而必须要反对，一些回避主义者认为这可以提升自己的品德。此外，他们认为虽然在古代饮酒是更容易接受的， 但是现在的环境已然不同了。他们认为在圣经时代的葡萄酒没有现在这么强烈，并且因为会兑水所以更不容易喝醉， 不过有一些非回避主义者认为这个论据并不十分可靠。 同时现在的经济和技术都大不一样，故而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自禁酒运动衰退之后，持禁酒主义的人数便逐渐减少。依旧持该论点的教会和组织有南美浸信会 和基督复临教派。 救世军的创始人卜威廉就是一位禁酒主义者，不过他所成立的组织现在已经改持回避主义了。禁酒主义者例如史蒂芬·M·雷诺兹 和Jack Van Impe 都认为圣经禁止了饮酒，认为圣经中的一个章节 里所提到的用来疗伤的酒实际上是未发酵的葡萄汁， 且实际上圣经中提及的所谓的酒精饮料实际上真实性还待定。 一些禁酒主义者认为圣经中翻译的相关词汇存在偏差。后期圣徒运动中最大的团体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也认为神曾经说过反对酒精的使用。 他们的依据主要是摩尔门教正典《教义和圣约》中的智慧之言，尽管其中有提到在类似于圣餐的圣礼中可以使用葡萄酒， 但摩尔门教现在已在该仪式中换用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