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是一组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强调权力关系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关注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该理论主张，国家在决策时权力与利益的考量，高于理想或道德，并严词批评战间期的理想主义。
根据独立变项的层次来区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分为数个流派：结构现实主义（独立变项为体系层次）、古典现实主义（个人层次与国家层次）、新古典现实主义（体系与国家和个人层次都考量）。
现实主义之基本思路，可追溯自马基维利。而现实主义一词源自19世纪德国的现实政治（德语：Realpolitik）一语。现实主义，在20世纪成为了国际政治学界主流的理论。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证实，在学术界击败了理想主义，从此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第一次大战后，国际关系这一领域兴起，此时则为古典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辩论，而二次大战的爆发，让理想主义一度销声匿迹。1960年代，行为科学革命席卷了国际关系学界，古典现实主义之传统研究方法（即历史、哲学、神学）受到严重挑战。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哲学影响了新一代的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沃尔兹即一代表性人物。他以科学之方法对传统途径提出批判，并提出两项重大贡献，层次分析与结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四个核心假设：
现实主义有几项重要论点：
1919年，在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独立成科。此时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并列为显学。 这段时期的现实主义被称为古典现实主义(英语：Classical Realism)。
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成为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
古典现实主义主张国际关系研究应该从应然回归到实然，对理想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多有下列几点批评：
代表人物与理论，有修昔里德、马基维利、霍布斯、俾斯麦、克劳塞维茨等国际关系学科独立前的人物，以及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汉斯·摩根索、坎南的围堵政策等。
基欧汉在其编著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中，将现实主义区别为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前者以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为代表，后者以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为代表。新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有着相同的思想渊源。新现实主义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说及对国家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假设。不过，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做出了以下三个重大修正，为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公设：
结构现实主义，为对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别称。认为假定无论其政体民主与否、民族性、文化，除了国力上的差异，即权力大小的差异，国家都是一样的。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因素，并非国家内部之歧异，而是国家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这一理论假定被批评为过于简化，但结构现实主义可以回应，这是为了产生通则性的知识，所做出必要的简化。代表人物有肯尼思·沃尔兹、吉尔平、基辛格、布热津斯基。
守势现实主义（英语：Defensive Realism），得名自米尔斯海默对沃尔兹现实主义理论的称呼。守势现实主义，借由权力均衡的方式来维持安全和平，让战争代价极大化，胜利也变成无利可图，从而维持和平。在守势现实主义的观点中，弱小国家无法达成此种代价极大化，因此会选择结盟和依附强国。此状态下，能提供平衡保护的强国即使做出的事情，与该小国观点不同，甚至利益冲突，在最大容忍范围内，小国也会违心地表示赞同。此为采取守势的现实主义。
攻势现实主义（英语：Offensive Realism），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分支。与结构现实主义相同，以结构解释国家行为，但挑战肯尼思·沃尔兹等守势现实主义理论。攻势现实主义，主张国家追求霸权是理性行为。体系中发动战争的诱因比沃尔兹等人想得更强。
基本假定：
推论：由于国家总是无法确认他国意图，故签订和平条约、军备控制都不是有效达成安全的手段。国家皆会恐惧被消灭，而为了维持安全，只有成为霸权，强大到其他国家联合起来也无法战胜，才能真正保障安全。
相较于守势现实主义的优点：
不单只追求短期获利，更从中考量长期利益。当然，在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下，增加权力是国家的目标也是手段，换言之，没有限制，以相对权力增加为目的，设法提升其在国际权力分配中所占比例。
代表人物为约翰·米尔斯海默。
冷战结束与建构主义的挑战下，现实主义的学者试图另辟新径。新古典现实主义（英语：Neoclassical Realism）发展于1990年代，约于1995年以后开始有了较大的影响力。在维持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的前提下，尝试接合新现实主义之结构体系观点，以及古典现实主义宗师汉斯·摩根索注重之领导人认知与国内政治观点。代表人物有史威勒（英语：Randall Schweller）、格拉瑟（英语：Charles L. Glaser）及斯耐德（英语：Jack Snyder (political scientist)）等
史威勒（英语：Randall Schweller）在国家动机方面，认为满足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两者的企图与动机非永久不变。弱国扈从（bandwagon）强国亦是其维持现状或改变现状的手段，重新审视现实主义对“同盟”（alley）的解释框架。 格拉瑟（英语：Charles L. Glaser）在非结构因素方面，将“军事技术”视为一种非结构因素，当当代的军事技术有利于攻方时，武器管制会被各国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当当代的军事技术有利于守方时，武器管制的重要性将降低。更为重要的是，格拉瑟将当代军事技术是倾向守方或攻方是否清楚明了为各国所知，称为军事技术的“攻守可区分性”（offense-defense distinguishability）。当攻守可区分性十分明显是有利于攻方或守方时，国家的企图与意志将变得容易判定，使得安全困境的风险降低，提供国际间合作的可能。格拉瑟不仅重估了现实主义对各因素的分类，也审视了现实主义认为各国不会合作的传统。
基欧汉在其编著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挑战现实主义，提出各式批评。另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英语：Democratic peace）的支持者，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或鲜少战争，故批评现实主义不适用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