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奥格·拉赫曼·摩瑟（德语：George Lachmann Mosse；1918年9月20日－1999年1月22日），是历史学家。自纳粹德国移民到英国后，再前往美国，在爱荷华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希伯来大学教授历史。 摩瑟以研究纳粹主义闻名，写作超过25本书，涉及宪政史，新教神学和男性气质的历史等广泛的主题。 1966年，摩瑟和沃尔特‧拉科尔（英语：Walter Laqueur）共同创办了《当代史杂志》（英语：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摩瑟出生在柏林一个显赫、富裕的德国犹太家庭。摩瑟的外祖父，创立了后来德国最大的广告公司，包括备受尊敬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 而父亲则委托建筑师埃瑞许·孟德尔松重新设计了标志性的 鲁道尔夫·摩斯出版社大楼(Mossehaus)。
1933年，随着希特勒掌权，摩瑟一家移民海外，离散各地。摩瑟的母亲和妹妹移居瑞士，而其父移居法国，1939年与摩瑟的母亲离婚，再婚后移居加州。 摩瑟则前往英国，进入在约克郡的贵格会布萨姆学校（英语：Bootham School）就读。1937年，摩瑟考入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学习历史。 在唐宁学院，摩瑟参与G‧M·特里维廉与海伦·凯姆（英语：Helen Cam） 的讲座，对历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剑桥时期，摩瑟对法希斯的敌意因西班牙内战而加深。
1939年，摩瑟全家搬到美国，而摩瑟继续在贵格会哈弗福德学院修习历史，于1941年获得学士学位。摩瑟继续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在查尔斯·霍华德·麦基文（英语：Charles Howard McIlwain） 指导下，摩瑟在1946年完成关于16和17世纪英国宪政史的博士论文。
摩瑟第一份教职在爱荷华大学。在爱荷华大学，摩瑟专注于近代欧洲的宗教，出版了一本关于宗教改革的作品。 1955年，他前往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讲授现代史。
摩瑟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30多年，研究欧洲史与犹太研究。摩瑟同时在希伯来大学担任历史教授。1969年起，摩瑟每年都在希伯来大学教一学期的课。摩瑟亦为特拉维夫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客座教授。 自威斯康辛大学退休后，摩瑟在剑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任教。 摩瑟也是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第一位驻馆历史学家。
摩瑟的第一部作品是1947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反谷物法同盟（英语：Anti-Corn Law League）的论文。摩瑟认为，这是第一次绅士阶层(landed gentry)试图组织群众运动对抗他们的对手。 在《神圣的借口》(The Holy Pretence,1957)中，摩瑟提出，在清教徒决疑文学（英语：Puritan casuistry）中，真理与谬误只有一线之隔。 摩瑟表示，他不是把历史当成一种叙事，而是一系列问题与可能的答案。叙事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框架。摩瑟作品中的核心主题是自由主义的命运。 在《英国主权之争》(The Struggle for sovereign in England,1950)中，摩瑟将首席大法官爱德华·科克爵士刻划成自由主义的先驱。 而《西欧文化》(he Culture of Western Europe,1961)的潜在主题正是极权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胜利。
摩瑟最知名的作品《德意志意识型态的危机：第三帝国思想的起源》(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1964)，分析了民族主义者信念体系的起源。 在《群众的国家化》(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1975)中，摩瑟处理了政治神圣化(sacralization)议题，并开始把自己研究重心转向文化史的分析。摩瑟开始关注法国大革命中神话、象征与政治仪式扮演的角色。摩瑟认为，卢梭相信“人民”可以在市民大会中统治自己，因而促请波兰政府创造公共仪式和节庆，以灌输人们爱国心。而这正是在他有关宗教改革的作品与他有关近代史作品间的连贯性。摩瑟认为，从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到现代如民族主义的公民信仰不是一蹴可及。
在《德意志意识型态的危机》中，摩瑟追溯了“德国革命”是如何变成反犹太主义的；在《迈向最终解决方案》(Towards the Final Solution ,1979)中，摩瑟写下了欧洲种族主义的通史。 他认为，尽管种族主义的论述最初是针对黑人的，但也适用于犹太人。 在《民族主义与性：现代欧洲中正常与不正常的性》(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Respectable and Abnormal Sexuality in Modern Europe,1985)中，摩瑟认为男性性欲、德国青年运动（英语：German Youth Movement）与德国民族本土运动（英语：Völkisch movement）思想间存在联系。也正因为在民族主义中男性形象占有主导地位，摩瑟在《男人的形象：现代男性气质的创造》(The Image of Ma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1996)中写下这种刻板印象的历史。
摩瑟视民族主义──通常包含种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威胁。作为犹太人，摩瑟认为在欧洲拒绝启蒙是个人性的威胁，因为正是启蒙运动的精神才解放了犹太人。摩瑟指出，欧洲民族主义最初试图将爱国主义、人权、世界主义和宽容结合起来。直到后来，德法的民族主义者才相信自己垄断了美德。 此一观点受到彼得·维埃瑞克（英语：Peter Viereck）的影响。维埃瑞克认为激进民族主义的转向起源于费希特和阿恩特的年代。摩瑟将纳粹民族主义意识型态(völkisch)的起源追溯到19世纪有机论者的世界观。有机论者的世界观融合了伪科学式的自然哲学和神秘的德国灵魂概念。纳粹通过强有力的修辞、象征符号与群众仪式，将民族主义意识型态(völkisch)打入更广泛的公众。摩瑟论证，反犹主义将德国人刻划成城市、物质、科学文化的化身，而犹太人则是这种文化的敌人，必须为德国精神的腐化负责。
在《迈向最终解决方案》，摩瑟宣称，欧洲人根据与希腊理想人类相像程度分类人类的想法，导致了种族偏见。《民族主义和性：现代欧洲的中产阶级道德观与性规范》将这个观点扩展到其他被排斥的群体：犹太人、同性恋者、吉普赛人和精神病患者。许多19世纪的思想家依靠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将人类分类为“健康的”或“退化的”、“正常的”或“不正常的”、“圈内人”或“外人”。 在《男人的形象》中，摩瑟认为中产阶级对男性气质的尊敬创造了“非典型”的男人形象：软弱、紧张、柔弱且使男性气质受到威胁的男性。
摩瑟的教育影响他对人本教育优缺点的看法。 《超越犹太教的德国犹太人》(German Jews Beyond Judaism 1985年)介绍了德国犹太人的教养(Bildung)如何帮助犹太人超越自己族群的身份认同。 然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教养(Bildung)也促使犹太家庭对不自由的政治现实视而不见。摩瑟的自由主义想法影响他对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国既支持又批判的立场。在针对锡安主义100年庆祝活动文中，摩瑟写道，早期锡安主义者设想了基于个人主义与团结的政治实体，但“更具侵略性的、排他性和规范性的民族主义最终脱颖而出。”
摩瑟留下大笔财产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以建立一项与希伯来大学合作的计划──“格尔奥格·摩瑟计划”。他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与阿姆斯特丹大学以客座教授身份任教的时候，捐赠一些钱支持LGBT研究。 这些捐款的资金来自被纳粹剥夺的摩瑟家族财产。直到东德垮台后，摩瑟才收回这些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