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化的社会是一个以波斯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以及/或者以身份为基础，或受到其强烈影响的社会。
“Persianate”一字是马歇尔·霍奇森（英语：Marshall Hodgson）所采用的新字。 他在公元1,974年出版的《伊斯兰的冒险：伊斯兰在中世纪时期的扩张（The Venture of Islam: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一书中对此做了定义：“波斯的崛起不仅仅具有文学上的影响：它在伊斯兰世界内产生新的整体文化取向…… 。后来在穆斯林社会中出现的大多数较高级的本地文化语言...全部或部分依靠波斯语作为其主要的文学灵感来源，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在波斯语中体现，或反映波斯语灵感的文化传统，延伸称为“Persianate，波斯化”。
这个字既指波斯族，也指可能不是波斯族（或称伊朗族），但他们的语言、物质或艺术文化活动，受波斯文化，或基于波斯化文化的社会影响。公元 19世纪以前的波斯化社会的例子有塞尔柱王朝、帖木儿帝国、 蒙兀儿帝国、 与奥斯曼帝国，“波斯化”是一个多种族的文化类别，但有时看来似乎是一个种族起源的宗教类别。
波斯化文化蓬勃发展了近14个世纪。它是波斯和伊斯兰文化的混合体，最终经历了波斯化，并成为大伊朗、小亚细亚和南亚统治和精英阶层的主导文化。
当大伊朗的当地人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被伊斯兰武力征服后，他们成为这个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帝国比波斯人统治下的任何一个之前的帝国都要大得多。虽然伊斯兰的征服导致了前拜占庭帝国领土的语言和文化的阿拉伯化，但这在波斯没有发生。相反的，在那里发展的新的伊斯兰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该地区的前伊斯兰的波斯传统，以及后来阿拉伯征服者引入该地区的伊斯兰习俗混合而成。
波斯化文化，特别是在精英阶层中，遍及西亚、中亚与南亚的穆斯林领土，尽管这一广大地区的居民有不相容的效忠对象（宗派、地区、部落和种族上的），并使用多种不同的语言。它的传播者是诗人、艺术家、建筑师、工匠、法学家以及学者，他们在波斯化的世界里面，从西边的安纳托利亚到东边的印度，与在遥远的城市中的同辈们之间维系着关系。
波斯化文化涉及意识形态，精神风俗，以及宗教行为，这些模式在伊朗世界中一直在与霸权的阿拉伯穆斯林（逊尼派）文化建构对抗。这形成了波斯化的神圣思想和经验结构的固化，经过好几世代的浸淫，后来他们在历史上被重视伊斯兰教法的权威机构，连同什叶派忠诚主义者，以及伊斯兰里面的异派（heterodox groups），一起被标记为极端（英语：ghulāt）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斯化文化在体现异质性概念的同时，还体现了伊朗的过去，以及伊朗的过去与现存伊斯兰的融合，或升华的方式。历史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种二元模型的基础上的：伊朗晚期古代的宗教世界，与新来的伊斯兰教所提供的一神教范式之间的斗争。
这种双重性在什叶派传统中也有像征性的表达：第三任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伊本·阿里娶了伊朗萨珊王朝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的女儿沙尔巴努（英语：Shahrbanu）。这种家谱使后来的伊玛目，都来自侯赛因·伊本·阿里和沙尔巴努，前者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而后者是伊斯兰之前萨珊王朝的继承者。
在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伊朗之后，巴列维语（即中古波斯语，前伊斯兰时期伊朗的语言）继续在第二个伊斯兰世纪（公元8世纪）被广泛使用，作为哈里发国东部地区的一种行政管理用语。虽然公共事务已经伊斯兰化，但伊朗人仍保留了许多伊斯兰前的观点和生活方式，并进行了调整以适应伊斯兰的要求。到了公元7世纪末，人们开始对奉养阿拉伯哈里发，倭马亚王朝的负担感到不满。到了公元8世纪，在阿布·穆斯林的领导下，伊朗发生了一场全面的叛乱，这场叛乱带来另外一个阿拉伯王朝，即阿拔斯王朝，登上哈里发的宝座。
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首都从叙利亚转移到了伊拉克，伊拉克曾经是萨珊王朝的一部分，至今仍被认为属于伊朗文化领域的一部分。波斯文化和波斯巴尔马克家族成员所担任维齐尔的管理惯例成为统治精英的风格。在政治上，阿拔斯王朝很快开始失去对伊朗人的控制。虽然呼罗珊总督，即塔希尔王朝，是哈里发所任命，但实际上是独立的。后来，在锡斯坦的波斯人萨法尔王朝解放东部地区，白益王朝、齐亚尔王朝和萨曼尼德帝国，分别在伊朗西部，或是东北部的马赞德兰分别宣布独立。
东部领地与在巴格达统治的哈里发的分离，体现在波斯独特的波斯化文化中，这个文化在西亚、中亚和南亚变得占主导地位，并且是伊斯兰世界在其他地区的创新源泉。波斯文化的特征是：使用新波斯语作为行政管理和知识交流的媒介；波斯化突厥人对军事控制的崛起；非阿拉伯人的乌理玛占有新的政治重要性；以及种族融合发展的伊斯兰社会。
巴列维语（即中古波斯语）是阿拉伯入侵之前萨珊王朝的通用语言，但在公元7世纪末和8世纪初，阿拉伯语成为文学表达的媒介。在公元9世纪，一种新的波斯语言应运而生，成为行政管理和文学的惯用语。塔希尔王朝和萨法尔王朝继续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波斯语，阿拉伯语仍然是 “记录一切有价值的，从诗歌到科学等所用的语言”，但萨曼尼德帝国开始使用波斯语成为学习和正式沟通用语言。出现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语言是波斯语的一种新形式，是从前伊斯兰时期的中古波斯语的衍生而来，但它充分运用阿拉伯语的词汇，并且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根据马歇尔·霍奇森（英语：Marshall Hodgson）在他的《伊斯兰的冒险：伊斯兰在中世纪时期的扩张》中所写，波斯语言将成为其他语言兴起到文学水准的主要典范。像土耳其语一样，后来在穆斯林中出现的大多数较高级的本地文化语言都依赖波斯语（乌尔都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可能会将这些传统（波斯语中所体现的，或由波斯语反映出的灵感）称为“波斯化”。这似乎是“Persianate”一词的由来。
伊朗的萨曼尼德帝国开始以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记录其宫廷事务，新波斯语中最早的伟大诗歌是为萨曼尼德帝国的宫廷所写。萨曼尼德人鼓励将宗教作品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波斯语。此外，伊斯兰教的理论权威乌理玛开始在公共场合把波斯语作为通用语。新波斯语早期文学的最高成就是《列王纪》，由作者菲尔多西呈给加兹纳维德王朝的皇帝伽色尼的马哈茂德（统治期间：公元998年－1030年）。这是一种伊朗民族主义的复活：菲尔多西通过引用伊斯兰之前的波斯英雄形象，激发了波斯民族主义情绪，并以文学形式记载那些最珍贵的民间故事。
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在伊朗的宫廷文化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既是历史叙事，也是神话故事。这个文本对这一时期的诗人能产生的强大影响，是由于作品具有合法化力量的价值，特别是对于东部伊斯兰世界的新统治者而言：
在波斯化的传统中，《列王纪》被视为不仅仅是文学而已。它也是一项政治论文，因为它涉及根深蒂固的对于荣誉，道德，和合法性的概念。人们认为有插图的版本是伊朗世界统治精英的抱负和政治的表达。
波斯人在大呼罗珊、波斯东北部和土库曼斯坦的边境地区，萨曼尼德帝国统治下兴起的波斯化文化，使突厥人受到波斯化文化熏陶； 因此，突厥人被融入中东伊斯兰文明的主体里面，加兹纳维德王朝随后跟进，呼罗珊开始波斯化； “呼罗珊的居民不仅没有屈服于游牧入侵者的语言，他们还让他们使用当地的语言。这个地区甚至可以同化突厥族的加兹纳维德人和塞尔柱人（公元11和12世纪）、帖木儿人（公元14和15世纪）还有卡扎尔人（公元19世纪和20世纪）”。
加兹纳维德王朝是萨曼尼德帝国的竞争对手和后来的继任朝代，建都在加兹尼，统治萨曼尼德帝国原有领土的东南端。波斯的学者和艺术家蜂拥而至，加兹纳维德王朝的宫廷成为波斯化文化的支持者。加兹纳维德王朝占领西亚和南亚时也带去波斯化的文化。除了菲尔多西之外，加兹纳维德王朝时代，他们赞助的伟大科学家，以及诗人，包括鲁米、伊本·西那、比鲁尼、安苏里·巴基（英语：Unsuri Balkhi）、法鲁基·西斯塔尼（英语：Farrukhi Sistani）、萨纳伊及阿布·萨赫·塔斯塔里。
接续的波斯历代王朝都将波斯化文化带入西亚和南亚，尤其是波斯化的塞尔柱帝国（统治时期公元1040年-1118年年）及后续朝代，他们统治伊朗、叙利亚与安那托利亚，直到13世纪。同期，还有加兹纳维德王朝，他们统治大呼罗珊地区和印度部分地区。这两个王朝共同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朝东方移动。这些朝代稳定了伊斯兰社会，至少在西亚的部分，一直持续到公元20世纪。
加兹纳维德王朝将首都从加兹尼迁至今日巴基斯坦的拉合尔，让拉合尔成为伊斯兰文化的另一个中心。在王朝的的赞助之下，学者和诗人从喀什、布哈拉、撒马尔罕、巴格达、内沙布尔、阿莫勒和加兹尼在拉合尔汇集。因此，波斯语和波斯化的文化被传播深入印度。直到公元13世纪。塞尔柱帝国最后灭了加兹纳维德王朝，席卷呼罗珊。他们将波斯化的文化带到了波斯的西部，伊拉克、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伊朗本土以及中亚一起成为波斯语言和文化的中心地带。
随着尔柱帝国统治西亚，他们的宫廷被波斯化，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地中海。在他们的统治下，许多前伊斯兰时代的传统艺术，譬如说萨珊王朝时代的建筑得以复活，伟大的伊朗人学者得到赞助。同一时期，伊斯兰的宗教机构变得更组织化，逊尼派正统信仰的经典有更多被编篡。
波斯法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是塞尔柱帝国宫廷里面的学者之一，他们提出了苏非主义和伊斯兰教法的融合，这做法让伊斯兰神学理论基础更为丰富。他提出逊尼派俗世和宗教当局之间有所分离的概念，为苏丹的存在提供了神学理论基础，苏丹是哈里发处理国务场所旁边的处理世俗事务的办公场所，在当时它只是一个宗教性办公场所。在教条性问题上让乌理玛达成共识的的重要机构，是尼扎姆耶（英语：Nezamiyeh）（以其创始人塞尔柱帝国时期的维齐尔 - 尼札姆·穆勒克之名来命名），俗称madrasas（就是伊斯兰学校）。这些学校成为整合逊尼派乌理玛的方式，后者使苏丹统治合法化。官僚机构由伊斯兰学校的毕业生赴任，因此，乌理玛和官僚机构都受到伊斯兰学校内德高望重的老师影响。
基于了解波斯文学的影响力，以及他们进一步的政治企图，波斯化地区的统治者不仅惯于下令复制《列王纪》的文本，还撰写自己王朝的史诗，允许宫廷诗人尝试达到菲尔多西的写作成就：
因此，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一样，《列王纪》可以在历史渊源上，有两个可被评估的层面：首先，因为它对某一时期的基本事实的留存，做了贡献；其次，它有意或无意的，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政治做了揭示。
伊朗人和波斯化的诗人接受了《列王纪》，并且以它作为范本。穆尔塔扎维（Murtazavi）还把这类的作品归为三类：诗人使用了史诗中未涉及的内容；诗人以马斯纳维（英语：masnavi）的形式的诗来赞美赞助人，以及他们的祖先，以获取金钱奖励；诗人为将自己视为如同《列王纪》里的英雄的统治者创作诗篇。呼应先前萨曼尼德帝国的做法，利用赞助《列王纪》来让文本合法化。
首先，波斯诗人试图将年代顺序延续到《列王纪》后来的时期，例如伊儿汗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哈马达拉·穆斯陶菲·加兹维尼（卒年公元1334年或1335年）的作品，胜利之书（英语：Zafarnamah (Mustawfi)）（卒于1334或1335年），包含伊朗从阿拉伯伊斯兰的征服到蒙古族入侵的历史，比菲尔多西的著作中的年代更长。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必须像詹·立普卡（英语：Jan Rypka）所提醒的，得逐一检视：“所有这些众多的史诗不能得到很高的评价，更不用说那些实质上（或字面上）是菲尔多西的仿造品了。但有例外，例如哈马达拉·穆斯陶菲·加兹维尼的胜利之书是对《列王纪》在历史上有价值的延续”和夸坦·大布里士（英语：Qatran Tabrizi）在公元1,337年-38年完成的诗篇《Shahanshahnamah》（或称 Changiznamah），这是他为帖木儿帝国的皇帝卜撒因所写的蒙古帝国的历史。
其次，诗人为了报酬，美化了当代统治者的历史，例如努尔丁·伊本·萨姆斯丁（Nur al-Din ibn Shams al-Din）在公元1361–62年间撰写的《Ghazannameh》。第三，没在《列王纪》中被提起的英雄，以及在《列王纪》中的小角色，成了史诗的题材，例如阿萨迪·图西（英语：Asadi Tusi）的公元11世纪史诗作品《Garshāspnāmeh》。这一传统主要是帖木儿帝国时期所有，如马里詹·莫雷（英语：Marjan Molé）所说的，导致了伊斯兰的征服史诗的诞生。另还有扎比侯拉·萨法（英语：Zabihollah Safa）对史诗的分类：“密理”（milli）（波斯国家的，受菲尔多西史诗的启发），“塔里基”（tarikhi）（历史的，模仿尼扎米的作品《亚历山大之书》），还有“迪尼”（dini），则属于宗教作品。波斯化文化的另一个灵感来源是波斯诗人鲁米，他是最受钦佩，加入插图，和模仿的浪漫诗篇玛斯纳维（英语：masnavis）的作者。
连同菲尔多西和尼扎米的作品一样，阿米尔·库斯洛作品《khamseh》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在各个波斯化的宫廷内制作了多种版本。艺术和艺术史家谢勒（Seyller） 做了一份有用的目录，列出了文本的所有已知的版本。
公元13、14和15世纪的波斯化世界文化无意中受益于入侵的亚洲部族。成吉思汗（1220年－1258年）和帖木儿（1336年－1405年）领导下的蒙古族推动了中亚和西亚波斯化文化的发展，因为入侵促成高端文化专才新的群聚。许多伊朗人到一些安全避风港中寻求庇护，特别是印度，那里有学者、诗人、音乐家和精细工匠混杂在一起；由于伊儿汗国和帖木儿帝国建立的帝国体系确保了广泛的和平，学者和艺术家，思想和技能，以及精美的书籍，和手工艺品在广大的区域自由流通。伊儿汗国与帖木儿帝国是高端波斯化文化的守护者。在他们的统治下，基于前伊斯兰伊朗传统的新建筑风格被开发，波斯语文学受到鼓励，波斯细密画学校，还有书籍的产出在赫拉特、大不里士还有伊斯法罕建立起来。
在16世纪，波斯化文化与在西边的阿拉伯世界的截然不同，幼发拉底河是分界线。在社会上，波斯化世界以种族学上定义的精英阶级为特征：统治者及其士兵不是伊朗裔，但行政干部和文人是伊朗裔。文化事务以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方式为特征：新波斯语是在国家事务，学术和文学使用的语言，阿拉伯语则是在宗教使用的语言。
萨法维王朝于公元16世纪在伊朗占主导地位，这是继白益王朝之后的第一个伊朗本土王朝。混合了库尔德人、突厥人、乔治亚人、切尔克斯人（英语：Circassian）和本都人后裔的萨法维人，他们在公元11世纪移居到阿尔达比勒地区。他们以波斯人的身份，光复西亚和中亚许多地区，建立了独立的波斯国家，并致力赞助波斯文化。他们让伊朗成为什叶派抵抗正统逊尼派伊斯兰教袭击的精神堡垒，以及成为保存波斯文化传统，和波斯身份自我意识的储存库。
王朝的创始人伊斯玛仪一世采用了“帕迪沙”（Pādišah-ī Īrān）的头衔，其隐含的伊朗帝国概念，从阿富汗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和北高加索山脉地区，从阿姆河一直延伸到南方的波斯湾地区，伊斯玛仪一世的继任者更进一步，采用了沙阿（万王之王）的头衔。萨法维王朝的国王像他们的前任萨珊王朝皇帝们一样，认为自己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khudāygān）。他们复兴萨珊王朝时期建筑，建造了宏伟的清真寺和雅致的查巴（英语：charbagh）花园，并收藏书籍（一名萨法维王朝统治者拥有3,000册藏书），并赞助 “知识分子”（Men of the Pen），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伊斯兰教带入波斯，让波斯社会与在他们西方的强敌，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有所区分。
公元14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在小亚细亚占有独大的地位。奥斯曼帝国赞助波斯文学长达五个半世纪，吸引了大量的作家和艺术家，特别是在公元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宫廷中最著名的波斯诗人之一是费托拉·阿里菲·切莱比（Fethullah Arifi Çelebi），他是画家，也是历史学家，他是苏莱曼纪（英语：Süleymanname）的作者，这是苏莱曼一世（西方通称苏莱曼大帝）的传记。在公元17世纪末，奥斯曼人放弃了在宫廷中和行政管理上使用波斯语为官方语言，而用土耳其语取而代之。这个决定震惊了在印度已经高度波斯化的蒙兀儿帝国。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会用波斯语撰写诗篇。马歇尔·霍奇森（英语：Marshall Hodgson）说：
波斯语的兴起不仅仅具有文学上的后果：其在伊斯兰教中具有新的整体文化取向。从此以后，阿拉伯语成为宗教学科甚至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使用主要语言，而波斯语在伊斯兰教中越发成为一种高贵文化的语言。波斯语甚至更为广泛的进入学术领域。它是许多其他语言兴起的基础。如土耳其语中即有大量的词汇源自于传统的波斯语。
针对波斯语言的功用在学者汤因比的作品《历史研究》中更详细地说明：
在伊朗的世界里，在它开始屈服于西化进程之前，新波斯语已经在强大的艺术作品中蜕变为文学形式……成为一种流通的通用语言；在公元16和17世纪之交是它分布最广的时期，它的范围，从西南欧洲的布达佩斯（奥斯曼帝国在公元1526年在摩哈赤战役中击败西方基督教的匈牙利王国，从它的残骸中重建）开始，绵延到西南亚洲的印度（在公元1,565年，在印度北部的德干苏丹国穆斯林统治者，经过塔里克提之战（英语：Battle of Talikota），击败信奉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在夺来的土地之上建立的伊斯兰继任王朝），未有间断。对于这个庞大的，使用新波斯语的文化帝国，它归功于讲土耳其语的帝国缔造者的武力，这些帝国缔造者自始被培育在伊朗的传统中，受到新波斯语文学的魅力深深吸引，在军事和政治上以奥斯曼帝国的形式出现，并入东正教基督教世界，以及蒙兀儿帝国的印度教世界。帝国缔造者以自身文化传统，把基于东正教基督教的帝国，还有基于印度教的帝国联结，融入了在伊朗高原，以及阿姆河与锡尔河盆地的伊朗文明家园中新波斯语的范围。 在蒙兀儿帝国、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新波斯语被这一巨大领域的统治者运用为文人必备的基本语言，同时还在这些领域的三分之二中（包括萨法维王朝以及蒙兀儿帝国）被用作官方的行政语言。
苏格兰及东方学家伊莱亚斯·约翰·威尔金森·吉布（英语：Elias John Wilkinson Gibb）是总共六册的《奥斯曼诗歌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Ottoman Poetry）的作者（作者在完成第一册后因猩红热过世，其余五册则由另一位英国东方学家接续完成。）吉布的名字因他一系列对于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研究出版而为人知，这些作品收集在《吉布纪念系列（英语：Gibb Memorial Series）》。吉布对奥斯曼的诗歌进行了分类。从公元14世纪到19世纪中期左右的“老派”，在此期间波斯语的影响力占主导地位；之后因为西方的影响而产生了“现代派”。吉布在第一卷的介绍中说：
土耳其人很早就采用整个波斯文学体系，包括最细微的部分，而且一样的毫无疑问，和全心全意的接受伊斯兰教。
吉布又说，塞尔柱人：
完全归功于波斯语的辅导，使他们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文化。大约在公元11世纪中叶，他们（即塞尔柱人）占领了波斯，当时，蛮族征服者采用了他们文明的臣民的文化。塞尔柱土耳其人迅速将他们的征服往西推进，带着波斯文化一道……所以，150年后，当苏莱曼沙阿的儿子（奥斯曼人的领袖）……来到小亚细亚后，奥斯曼人惊奇的发现，尽管在塞尔柱帝国内，塞尔柱土耳其语是人民的日常用语，但波斯语仍为宫廷中所使用的语言，且波斯文学和波斯文化更占有绝对优势。由于他们与塞尔柱人融为一体，奥斯曼人，严格的来说，才开始受到文学教育，这也是塞尔柱人能教奥斯曼人的唯一的事。土耳其人不满足仅向波斯学习如何表达思想。他们跟他们学习如何思考，以及思考所用的方式。在实际事务，日常生活事务，和政府事务中，他们都喜欢运用自己的想法。但是在科学和文学领域，他们与波斯人一起学习，不仅打算学得他的方法，而且还打算进入他的精神面的领域，摸索他的思想，和感受他的感觉。在学习过程里，只要有一位大师来教他们，他们就会继续学习。从一开始就将这样采取的步骤发展成为一种实践方式；土耳其诗人的惯例是，向波斯人寻求指导并遵循他们那儿可能流行的任何形式。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诗歌继续亦步亦趋的反映波斯所经历的几个阶段……首批奥斯曼帝国的诗人及其继承者经历了许多代，竭尽全力用土耳其语写出其实是波斯诗歌。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有意识的目标。他们不一定想要民族诗情；在他们看来，诗歌本身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用来写诗歌的语言是不重要的事。
一般来说，波斯文化最早是由波斯化的突厥人和阿富汗王朝引入印度次大陆（或称南亚）的。以逃避蒙古人入侵的灾难，说波斯语的伊斯兰学者、历史学家、建筑师、音乐家以及其他波斯高端文化专家的涌入，使南亚社会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德里苏丹国的君主是突厥-阿富汗人的后裔，他们依据波斯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他们赞助波斯文学和音乐，但在建筑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因为他们的建筑者借鉴了伊朗伊斯兰建筑，并将其与印度传统相结合，产生出来的清真寺，宫殿和古墓，这在任何其他伊斯兰国家中都是无法与其比拟的。像其他波斯宫廷一样，蒙兀儿帝国宫廷时代的冥想，也倾向于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折衷、灵知（诺斯底主义）的维度，与印度教吠陀主义、本土的巴克蒂以及通俗神智学相似。
突厥-蒙古血统后裔的蒙兀儿帝国在南亚加强了印度-波斯文化。几个世纪以来，伊朗的学者官员移居到这个地区，他们在波斯化文化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们在蒙兀儿帝国能够居于高位。博学的大师和伊斯兰学校的的网络，传授给几代的南亚年轻人，除了伊斯兰价值观和科学之外，还有波斯语和文学。此外，法朗吉·马哈尔（Farangi Mahall）和德里学院（Delhi College）等教育机构开发了创新的综合课程，促使讲波斯语的南亚人现代化。他们培植波斯艺术，吸引来自布哈拉、大不里士、赫拉特、设拉子和在大伊朗的其他城市的艺术家，建筑师到他们的宫廷服务。蒙兀儿帝国皇帝沙贾汉下令建造的泰姬陵及附带的查巴（英语：Charbagh）花园，就是为他过世的伊朗王妃所作。
伊朗的诗人中，譬如说萨迪·设拉兹、哈菲兹、鲁米与尼扎米等，是波斯化世界中苏菲派神秘主义的大师，是蒙兀儿帝国偏爱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呈给蒙兀儿帝国的图书馆，被列入帝国皇帝的珍藏，皇室成员间互相馈赠；皇帝阿克巴和贾汉吉尔经常引用作品的内容，表明他们花了不少心力钻研。贾汉吉尔与沙贾汉父子两位皇帝，在萨迪·设拉兹的一部诗集作品《真境花园》上留下的亲笔签名，表明这是他们最珍贵的收藏。沙贾汗赠送一部《真境花园》给嘉罕娜拉（英语：Jahanara Begum）（沙贾汗的长女，拥有第一夫人的头衔），由于书中有她的记录以及签名而为后人知晓。沙贾汉还认为这部作品很有价值，值得在公元1,628年赠送给英格兰国王一部，作为礼物，这部书目前收藏在都柏林的切斯特·比替图书馆内。皇帝经常拿出自己的祖父胡马雍收藏的哈菲兹的诗集（Dhawan），寻求灵感，这样的事件有次由他亲笔记载在诗集中，这部诗集现存于巴特那的库达巴赫什东方图书馆（英语：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内。宫廷诗人纳齐里（Naziri）、乌尔菲（Urfi）、法伊兹（英语：Faizi）、可汗卡南（Khan-i Khanan）、祖赫里（Zuhuri）、萨纳伊、库德西（Qodsi），塔利卜·阿穆里（英语：Talib-i Amuli）与阿布·塔利卜·卡利姆（Abu Talib Kalim）都是大师，他们都深具相同的苏菲派精神，因此遵循任何波斯化宫廷的规范。
在蒙兀儿帝国宫廷的圈子中，他们通过波斯化文化，倾向苏菲派神秘主义，也经由皇帝阿克巴的库存藏书得到证实，尤其是他的史官阿布·法兹尔（英语：Abul Fazl）在他的作品“A′iin-ī Akbarī.”中提起。经常在皇帝面前朗读的一些书籍包括：尼扎米的玛斯纳维（Mathnawi）格式诗集、阿米尔·库斯洛的作品、沙拉夫·曼纳里（Sharaf Manayri）和拉赫曼·雅米的作品、鲁米的玛斯纳维诗集、阿瓦迪·马拉格（英语：Awhadi Maraghai）的作品“Jām-i Jam”、萨纳伊的作品、凯卡武斯（英语：Keikavus）的作品卡巴斯·那马（英语：Qabus nameh）、萨迪·设拉兹的真境花园和萨迪的布斯坦、哈加尼（英语：Khaqani）以及安瓦里（英语：Anvari）的诗集。
这种对知识追求的对称性一直持续到公元19世纪末，当时波斯的一家报纸 Miftah al-Zafar（1897年）发起成立了教育、文学、科学学院（The Society of Education, lit. of sciences）这是一所致力于强化波斯语作为科学语言的学院。
从大约公元12世纪开始，波斯的抒情诗就充满灵性和深度的虔诚，这是在早期作品中所缺乏的。这种发展是由于神秘经验的广泛传播。苏非主义在所有穆斯林土地上都有所发展，但它文学上的表达，则是在波斯文化影响范所及的国家里面达到巅峰。为了抵制僵化的伊斯兰神学和律法的形式，神秘主义试图通过奉献和爱心的行动，而不是仅仅通过仪式和遵从戒律来接近神。苏非主义宗教情感的焦点是对上帝的爱，他们自然而然地以抒情的方式表达这种情感，而波斯神秘主义者，通常具有非凡的敏感性，并拥有诗歌创作的热情，他们毫不犹豫地表达出来。公元11世纪著名的苏非主义、梅阿纳（英语：Miana）的阿布·萨伊德（英语：Abu Sa'id）经常透过他自己的爱情四行诗（以及其他形式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上的渴望，他和内沙布尔的阿塔连同法卡丁·伊拉克（英语：Fakhr-al-Din Iraqi）等神秘诗人一起，让神秘主义成为社会认可，甚至是在波斯化社会里面成为一种时尚的抒情诗的主题。此外，随着苏非主义的组织和中心（，英文翻译为 House of Pressent，或可称为当下的所在）在整个波斯社会中传播，波斯的神秘诗思想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那些不属于苏非主义的诗人也开始尝试在其作品中表达神秘的思想和意象。
几乎每一个波斯艺术作品都会伴随有文字说明。在公元14世纪和15世纪后期，伊朗的政治控制权在帖木儿人手中，他们将首都从西部的大不里士迁移到东部的撒马尔罕以及赫拉特。公元 15世纪上半叶，侍奉帖木儿帝国苏丹的伊朗艺术家开发出极为细致，类似珠宝制作的绘画风格，这种波斯绘画的发展，被称为“赫拉特流派的波斯绘画”。
当萨法维王朝在公元1,501年上台，将伊朗的东西两部地区统一，两地的波斯绘画风格便开始融合。萨法维王朝的前两位统治者，伊斯玛仪一世和塔赫玛斯普一世治下的政治统一，同时定都在帝国西部的大不里士，导致波斯艺术家离开了赫拉特。 博赫扎德（英语：Kamāl ud-Dīn Behzād）是当时伊朗最著名的画家之一，被誉为“波斯绘画大师”，他的作品影响了许多其他波斯画家，包括礼萨·阿拔斯（英语：Reza Abbasi）和苏丹·穆罕默德（英语：Sultan Muhammad）。他最精彩绝伦的波斯绘画例子是接受塔赫玛斯普一世的委托，在约公元1522年-1525年，为豪华版的《列王纪》完成的《盖玉马的宫廷》（The Court of the Gayumars），请参考《塔赫玛斯普一世的列王纪（英语：Shahnameh of Shah Tahmasp）》。这幅画描绘了史诗中传说中的第一位皇帝盖玉马（英语：Keyumars）的宫廷。
在安纳托利亚，公元15世纪下半叶，土耳其人统治者的宫廷发展出另一种兴旺的绘画派。奥斯曼细密画（英语：Ottoman miniature illustrations）的风格源自波斯，尤其是在设拉子的绘画。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的长期统治使他的继任者塞利姆二世（统治期间为公元1566年－1574年）可以不用操心军事征服，而享受宫廷的乐趣。展览中的一幅苏丹塞利姆二世绘画，描绘了他在做自己最喜欢的消遣活动－饮酒，这使他获得了“酒鬼塞利姆”的绰号。
到16世纪中叶，萨法维王朝宫廷的一些伊朗艺术家已经迁移到伊斯坦布尔。有些则是跟着蒙兀儿帝国皇帝胡马雍的随从前往印度，胡马雍流亡伊朗，在公元1555年返回印度。然而，是在胡马雍的儿子和继任者阿克巴（统治期间为公元1556年－1605年）的宫廷中，蒙兀儿帝国的绘画才有自己的风格。
这种新风格中最重要的早期项目，是由一组印度艺术家：有穆斯林以及印度教徒，制作的14卷的《哈姆扎纪（英语：Hamzanama）》，英文翻译可写为哈姆扎纳玛历险记（Adventures of Amir Hamza），这部大作由两位波斯移民艺术家米尔·萨伊德·阿里（英语：Mir Sayyid Ali）和阿布·萨马德（英语：Abd al-Samad）指导。阿克巴风格的绘画将波斯绘画的精确，线性风格，与印度土著绘画的活力，和充满活力的调色融为一体。随着欧洲风格的视角和造型的引入，蒙兀儿帝国绘画从公元1,580年代到17世纪中叶变得越来越趋向自然主义，但是奥斯曼帝国和蒙兀儿帝国两者绘画的核心仍然是波斯的。
诺鲁孜节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2世纪的波斯记录，但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代（约公元前550年－330年）这已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波斯统治下，来自不同国家的国王向皇帝呈贡礼物。有人认为建造著名的波斯波利斯建筑群，或至少阿帕达纳（英语：Apadana）宫和“百柱厅”，是为了庆祝诺鲁孜节。但是，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铭文上并没提过。后来，这个日子成为安息帝国的国定假日（统治期间约公元前247年－224年）。在皇帝弗洛伽希斯一世（英语：Vologases I）统治期间（公元51年－78年），有一些资料特别提起庆祝诺鲁孜节，但并没有细节的说明。
萨珊王朝（公元224年-651年）的建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登基后，出现了关于庆祝诺鲁孜节的大量记录。在萨珊王朝统治时期，诺鲁孜节被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来庆祝。王室庆祝诺鲁孜节的大多数传统，例如接见民众、发送现金礼物和赦免囚犯，都是在萨珊王朝时代建立的，甚至一直持续到现代。
在公元650年，伊斯兰教传入波斯，诺鲁孜节与萨德节（英语：Sadeh）（在冬季中旬庆祝）一起幸存下来。其他庆祝活动，如盖汉巴（Gahanbar）和梅赫雷根（Mehregan）最终被搁置，或者仅由琐罗亚斯德教信徒继续举行，琐罗亚斯德教信徒甚至将这种活动带到土耳其。但是，诺鲁孜节甚至被伊斯兰教的早期创始人所尊重。有记载正统哈里发时期的哈里发曾主持诺鲁孜节的庆典，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它被当作主要的皇家假日。
随着哈里发帝国的灭亡，以及随后的萨曼尼德帝国和白益王朝等波斯王朝的重新崛起，诺鲁孜节被提升到更高的地位。白益王朝复兴了萨珊王朝的传统，并恢复了许多较小，曾被哈里发取消的庆祝活动。甚至入侵的土耳其入和蒙古族也未曾试图利用其他的庆祝活动来废除诺鲁孜节。因此，诺鲁孜节仍然在波斯领土上，是官民最主要的节庆活动。
由于广泛的文化区域在政治上仍然存在分歧，因此帝国之间的强烈对立刺激了波斯化文化的变化出现。 公元1500年后，伊朗文化发展出自己的鲜明特色，并加入了强烈的前伊斯兰，和什叶派伊斯兰文化。虽然美索不达米亚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但伊朗与伊拉克南部（苏美尔/巴比伦尼亚）之间的古老文化联系仍然牢固而持久。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乔治亚与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仍可看得出，波斯与高加索地区的古老文化，基因遗传，和历史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今日，即使在19世纪的俄罗斯-波斯战争后，这些地区被俄罗斯帝国夺走，依然如此。在地中海东边的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埃及两地人民文化，多少是独立发展的。印度后来发展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完全不同的南亚风格，几乎没有蒙兀儿帝国曾经赞助过的印度波斯文化的残余。今日的中亚，由于越来越孤立，几乎仍停留在全面的波斯化。而奥斯曼土耳其的发展不同，土耳其民族主义自从土耳其立国后就开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