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英语：Literary criticism）乃是对文学的研究、评价和解读。现代文学批评经常受到文学理论的影响，而后者专注于对文学的技巧和目标进行哲学性的探讨。二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文学批评家未必总是理论家。
文学批评是从文学理论中分离出来的独立一支，还是基于具体的文学及其批判的问题还颇有争议。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学思想和批评指南》（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inking and Criticism）描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就没有区别，而且几乎都是使用两个术语来描述相同的概念。一些评论家认为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的实践，因为批评总是直接处理文学作品，而理论可能更为一般而抽象。
文学批评往往呈现为文章或专著。学术型的文学批评家在文学系任教，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著名的批评家则在大众期刊上发布他们的批评，例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书评》、《伦敦书评》《国家》、《纽约客》。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清晰地定义了文学的范畴，并且引入了许多沿用至今的文学术语。
文学批评的历史几乎和文学本身一样长。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著《诗学》，便涉猎了文学分类学和诸多文学类型之描述，同时夹杂着大量对同时代艺术作品的细致批评。在《诗学》中第一次发展出来的“文学模拟”和“感情净化”等概念，直到今天，也还是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柏拉图对诗的抨击，如“仿制”、“劣等”和“虚伪”等，同样也是文学批评成长期的产物。几乎是同一时代，婆罗达牟尼在他的《戏剧学》里，涉及到了对古印度文学和梵语戏剧的批评。
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批评专注于宗教文本，由此产生的宗教诠释传统和训诂学对世俗文学的研究影响深远。对于三大亚伯拉罕宗教之文学，即犹太教文学、基督教文学和伊斯兰教文学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自公元9世纪起，文学批评以别的形式被应用于阿拉伯世界的文学和诗歌批评中，尤其是贾希兹（ Al-Jahiz）的和 ，以及阿卜杜拉·伊本（ Abdullah ibn al-Mu'tazzb ）的
重点文本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将古典理念发展为文学的新古典主义，同时实现了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文学开始被尊为文化的核心，诗人和作家也被赋予了保持悠久文学传统的使命。1498年，随着经典文本的复兴，尤其是Giorgio Valla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拉丁文译著面世，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诞生了。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特别是《诗学》，便从此作为文学批评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期。Lodovico Castelvetro是这一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批评家，他在1570年为《诗学》写了评注。
重点文本
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将全新的审美理念引入文学研究，这就是：文学对象未必一定得是漂亮的、高贵的或者完美的；文学本身就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在德国，古典主义之后继起的浪漫主义文学理念强调了碎片化的审美观（an aesthetic of fragmentation ），对于英语文学的读者而言，这个观点具有惊人的现代性；相比于严肃的英语浪漫主义观来讲，它也更加着重地强调所谓的“智慧”或者“诙谐”（德文词：Witz）。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文学作品给一些作家们带来的声誉反而不如其文学评论带来的大，例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就是这样。
虽然已经有了很多重要的审美运动做为先驱，但是关于文学批评的现代观点，却是脱胎于二十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全新进路。在这一世纪之初，以“俄罗斯形式主义”之名著称的批评流派，以及稍晚一些的英美新批评主义开始主宰英语世界的文学讨论和研究。这两个学派都大大拔高了文本研读在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认为它比一般化的讨论、比对作者意图或者读者反应的探究远为重要。尽管上述学派早已衰落，但这种对于文学形式的强调、对“文字本身”的严肃关注却一直持续到现在。
诺思洛普·弗莱（ Northrop Frye ）于1957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对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在这本书中，他评论说，一些批评家倾向于先接受某种思想体系（ideology），然后以这一体系为基准评判文学作品。这一视角对现代的保守派思想家们影响极大。例如E·迈克尔·琼斯( E. Michael Jones)在他的《堕落的现代人》（Degenerate Moderns）中，就据此论争说，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 ）因为自己曾经通奸过，便排斥谴责通奸的古典文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之前，新批评主义差不多就是英美文学圈的主角。这段时间里，受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其他欧陆哲学的影响，英美各个大学的文学部见证了一套更加系统的哲学性文学理论的崛起。这股潮流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此时人们对“理论”的兴趣达到顶峰。此后的批评家们，虽然毫无疑问地仍然受其影响，但是也就开始舒舒服服地解读文本，而不再去构想一套系统的方法论和哲学预设了。
书籍历史学研究与其他形式的文学批评相联系着。它是一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借鉴了文献目录学、文化史、文学史和媒介理论的学术方法。以生产、流动和文本的接受、材料的形式为主要关注点，书籍历史学试图寻找文本形式与其内容方面的关联。
今天，伴随着更加保守的文学批评观（也就是新批评主义者很可能会支持的观念，文学批评的兴趣和欧陆哲学在大学的文学部里和平共存。关于文学批评的目标和方法的不同意见，曾经是正在兴起的两派文学批评理论的各自标志和争论焦点，如今都已经消退了。很多批评家觉得，他们现在能够从一大组高度多元的方法和进路中做拣选。
一些批评家主要处理理论文本，而另一些读更多的传统文学。尽管对文学正典的兴趣从来不曾减退，但很多批评家也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学和妇女文学发生兴趣，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受到文化研究学影响的批评家开始阅读流行大众文本，例如连环画或低俗/类型小说。文化生态学批评者（Ecocritics）已经描绘出了文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系。达尔文主义文学研究考虑了进化论背景下人性如何受影响。很多文学批评家也致力于电影批评或者传媒研究，一些则写了知识史方面的书，一些则把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引入了文学阅读中。
文学批评的价值一直受到一些著名艺术家的质疑。 纳博科夫争论说，一位好的读者在读书、尤其是读文学杰作之时，其目的并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致力于归纳“文学的普遍规律”。 詹姆斯·乔伊斯的孙子，Stephen J. Joyce于1986年在哥本哈根参加一个乔伊斯作品学术研讨会之时，说到：“如果祖父在这里的话，他会笑死的......既然《都柏林人》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可以被随便哪位读者拿起来阅读和欣赏，而无需任何学术指导、文学理论或者复杂的诠释，那么《尤利西斯》也是一样——只要你把那些文学批评的噪声抛诸脑后。”他又质问道，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261本文学批评著作，它们是否真的为乔伊斯的文学遗产增添了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