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成（台湾话：Tshuà Gio̍k-Sîng，1843年－1912年），字汝璧，族谱名苟完，里人多称古员，台湾日治时期在户口誊本则登记为蕴辉，日文官方文献多作蔡汝璧。台湾澎湖厅嵵里澳风柜尾社人，清领时期澎湖乡绅、生员与商人，曾出任文石书院董事，两度操办民团对抗外侮，另有捐款赈灾、鸠建庙宇及开办弃婴收容所等事迹。在日治时期，蔡玉成被应请为澎湖厅参事，并获得台湾总督府颁予的绅章。
蔡玉成祖上来自福建省福州府龙江县，后迁居澎湖嵵里澳铁线尾社（今马公市铁线里），其父蔡耀坤复迁于风柜尾（今马公市风柜里）。:118同治年间，澎湖嵵里、井仔垵（今马公市澎南地区）一带时有海盗滋扰，蔡耀坤家族经营榨油业与金益成报单馆，当时可谓富甲一方，遂出面筹措经费，操练乡众，并四处巡守家园。:137蔡玉成亦曾两度出面筹办民团，支援朝廷守卫乡里、抵抗外侮，时誉有乃父之风。:119
道光23年（1843年），蔡玉成出世于澎湖厅风柜尾。同治11年（1872年）成为贡生（秀才）:119，同治13年（1874年）春，日本出征当时台湾清领时期的化外之地－即排湾族部落为主的山区（今屏东县车城乡、牡丹乡），引发“牡丹社事件”。时钦差大臣沈葆桢奉准，著澎湖水师协副将吴奇勋、澎湖通判刘邦宪等征募各地民勇，谕饬蔡玉成出面办团，征调澎湖各澳社壮丁二千余名，守御当地。:127:127
光绪元年（1875年），澎湖农产丰收，文石书院董事蔡玉成乃邀请乡绅陈维新、许树基、黄步梯、蔡荣贤等人重修书院，获得乡众踊跃乐捐，时任澎湖水师协副将吴奇勋、澎湖通判唐世永、举人郑步蟾、武生高其华、郊商黄学周等皆在捐款之列，蔡玉成共募得两千余两，与黄步梯一同督造书院修建，历时两年竣工。:121
蔡玉成为人古道热肠，常替百姓发声，或代书禀帖予官府衙门，内容包括设立民生所需的盐馆，或酌情减收渔民赋税等帖文；此外，澎湖当时尚有杀女婴的风气，乃作禀帖〈设局建学，请全婴命〉一则，主张“男女何分”、“悉堪溺杀”，更感叹此情此景虽可恶，但“实倡率之无人也”，所以更需添建义塾，谆谆善诱，方能改善社会风气；蔡玉成于光绪六年（1880年）间筹办育婴堂，救济穷苦婴孩，可谓身体力行、可感可佩。:129-131
光绪十年（1884年），清法战事起，战火遍布云南、福建和浙江沿海，台湾、澎湖则全境进入戒备状态，时福建巡抚刘铭传由各处抽调军队进驻澎湖，因兵源不足，当时的澎湖通判郑膺杰乃谕令乡绅郭鹗翔、蔡玉成和黄济时等征调各社壮丁约一千名，组成民团巡守乡里，此乃蔡玉成第二次操办民间团练。光绪11年（1885年），法军进犯澎湖，发动澎湖之役，妈宫城隍庙受损严重，郭鹗翔、蔡玉成和黄济时等人捐款重修，战后出任澎湖通判的程邦基在〈重修城隍庙碑记〉碑文中叙述此事。:104
1895年（光绪22年、明治28年），清廷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台湾、澎湖主权至此易帜。蔡玉成于日治时期开始，多使用“蔡汝璧”之名活动。明治30年（1897年），日本政府为借重蔡汝璧威望，拔擢蔡汝璧为澎湖厅参事，并授予台湾绅章，以示敬重。日后由台湾总督府出版的《台湾列绅传》，亦将〈蔡汝璧〉收录在册，肯定其对澎湖地方之贡献。:118-119
日本统治澎湖，禁止百姓学习汉文，蔡汝璧不忍汉学中断，遂暗中设立私塾，并创办“西瀛吟社”，自任首届社长，力保诗学不辍。蔡汝璧从明治38年（1905年）起担任西瀛吟社社长一职，至大正元年（1912年）病逝为止。诗社成员中，尚有后世誉为“澎湖鸿儒”的吴尔聪（1872年－1956年），两人虽年岁有段差距，但交情甚笃，堪称忘年之交；蔡汝璧过身后，吴尔聪不仅亲作挽联，蔡家子孙在铁线尾修建宗祠时，亦请吴尔聪代拟庙柱对联。:129、135
蔡汝璧与其父蔡耀坤合葬于风柜尾，墓地上两付挽联，分别为：:138
光绪四年（1878年），澎湖通判蔡麟祥聘金门文人林豪主讲文石书院，并编撰《澎湖厅志》，蔡玉成和黄济时负责协纂，稿成，却因故未获刊行。光绪18年（1892年），林豪获通判潘文凤之邀重编《澎湖厅志》，林豪从蔡玉成处得原稿，再以两个月进行增补，《澎湖厅志》才顺利于光绪19年（1893年）发行。《澎湖厅志》两度编修之际，蔡玉成皆有参与协纂。
蔡玉成长期为文石书院董事，为维持书院运作，特请澎湖通判蔡麟祥出面邀请各绅商设一公斗，并从每斗中抽两文，挹注薪金杂费以及充实文石书院之钱库，必要时得以襄助贫苦学生，给予额外津贴。蔡玉成甚至亲赴台湾府（今台南市中西区），进见道员刘鸿翱，刘应允拨闲款以充实文石书院经费与膏火，后在光绪九年（1883年）达成协议，凡书院有出租的田园，每年向租户课以五百金充入书院，其余田租交由蔡玉成管理。:122-123
光绪11年（1885年），澎湖通判程邦基在妈宫社倡建程朱祠（今马公市重庆里），供奉宋代名儒二程以及朱熹，并以祠为文石书院山长住所。光绪19年（1893年），蔡玉成自行出面筹募经费，又于程朱祠旁建立文昌阁、讲幄与耳房等，提供师生讲课的场所，俨然作为文石书院的妈宫分部，惟日治时期因应“市区改正”计划:62-106，程朱祠、文昌阁等皆已拆除不存。:123
光绪七年（1881年）、明治35年（1902年）澎湖发生饥荒，两次皆是蔡玉成出面向官府请赈。光绪七年（1881年）之饥荒系农历闰七月间遭逢台风，大雨不止，农获受损严重，蔡玉成首先向通判李翊清请赈，不意遭拒，只得远赴台湾府进见道员、知府，九月才获得省城拨送米、地瓜签、槟榔芋、煤粉、稻草等来纾困，当时澎湖十三澳约六万七千五百余丁口，有四万九千余丁口因此得到救助，免遭饥寒之苦。:124-125
明治35年（1902年）五月发生连续长达二十日的强风暴雨，八月初亦是暴雨及浪潮汹涌，造成该年农损甚大。十月初，蔡玉成（蔡汝璧）时任澎湖厅参事，随同谢赞、妈宫街长李其上等在澎湖和台湾各地发动募捐，继而时任澎湖厅长之小林三郎亦上缴饥荒报告，终获台湾总督府提拨救济金，方才顺利纾困:126，相关事迹亦载录于〈小林三郎德政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