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援华法案

1948年援华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为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和《经济合作法案》合并案之一部分。援外法案本来用途是为了施行欧洲战后经济复兴计划，援华法案是计划中的例外；其中，华是指亚洲的中华民国政府。成为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华民国政府用来应付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资金资助。另外，该法案原订援助时间为一年。援华法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3亿3800万美金的经济援助，用于进口美国的食品，棉花，石油，化肥，药品，煤炭和金属（但1948年6月众院拨款委员会又把经费减为2.75亿元）；另一部分为1亿2500万美元特种捐赠（实际为军事援助）。美中双方约定在各自政府内部设立援助机构，监督、协商相关经济援助的使用情况。美中双方成立乡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帮助中国农村地区实现经济复兴。美中政府之间将签署一个经济合作协定，以促进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援华法案》的实施由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英语：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负责。1948年5月，原旧金山市长赖普汉被任命为该署中国分署(Mission to China)署长。6月7日赖普汉到中国，分署正式开始活动。1948年7月1日，国民政府专门在南京成立了“美援运用委员会”，行政院长张群任主席，委员包括了财政、外交、交通等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资源委员会主席，上海市长等。国府代表外长王世杰、外交次长刘师舜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经援团团长赖普汉于7月3日订立《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8月5日又换文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由美方2人、中方3人组成)。《中美救济协定》正式签订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使用其中的3950万美元采购大米和面粉，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天津五大城市向市民抛售平价粮食。行政院为此成立了“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并通过了《京沪平津穗五市民食配售通则》，旨在利用“美援物资”解决五市民生问题。中美经济合作分署、美援运用会对配粮价格每月核定一次，2周或10天调整1次。售粮所得所有款项全部用于在华资助304个医药救济计划、96个福利计划、22个公共事业计划和85个农业救济计划。1.25亿美元的赠款购买军事物资。但从1948年8月开始，国军在各路战场形势导致款项已全部拨付，但军事物资却难以运入中国。直到1949年4月1日，仍有三分之一的军事物资尚未交付。据联勤副司令黄仁霖回忆：原计划在1950年6月前援助资金全部落地。1948年秋，国民政府卷入了美国总统大选的选边站队。1948年11月30日，宋美龄抵达华盛顿访问；12月10日，她与杜鲁门会谈，提出：1948年12月杜鲁门派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实地了解中国经济及过去的美援运用状况。1949年2月初，国务卿艾奇逊坚决主张停止向国民党政权运送《援华法案》的剩余物资，杜鲁门决定：“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艾奇逊认真执行总统的“拖延启运”政策，使从美国开往中国的货船暂停出港。1949年年初，美国决定将援华法案延长至1950年2月15日，不过款项仍未悉数汇入；停止该法案也让国共内战战况急转直下。1949年末，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1950年1月，美国杜鲁门总统停止该法案军援部分，但宣称仍继续进行援华法案中的经济援助给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同年3月，在亲国民党的美国议员运作下，该法案宣布延长到翌年。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对台的中华民国政府态度转变，之后，该法案的4亿多美金军政援助陆续合并至“共同安全法案（英语：Mutual Security Act）”、国际开发法案，该等法案为1950年代－1960年代的美援台湾法源，也陆续增加其金额。而法案金额操作者则为台湾政府与美方的美援运用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