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德，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敬天”就是对超越的上帝的尊敬，殷商文化完全依赖上帝意旨决定人间社会事务之行事，如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就有“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等说话。《礼记》指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然而，殷人虽以敬事鬼神为至高无上的事宜，最终却依然亡国，古人不禁感到“天命靡常”；“天命不易，天难谌。”他们发现单单是“敬天”仍是有问题。
面对“天命靡常”一般有两条出路，其一、直接认同“天命靡常”，否定天帝的合理性、承认其不公道、不值得尊重，就像如古希腊人对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态度；其二、更加强化对上帝的信念，将种种恶运归诸于邪恶的力量，于是进一步绝对化对上帝的信仰，如希伯来文化所走的路。可是，中国先民却走出第三条路，把注意力回归自身的努力，开出一种反求诸己的精神，遂开出中国几千年敬德的文化。
从殷人“敬天”到周人“敬德”，人格神的观念淡化了，天帝的观念退居二线，只是保持其神明不测的超越性，而价值活动的中心，即转移至人的身上，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人自身有否修德上。
从“敬天”到“敬徳”，背后是反求诸己精神的显现；用徐复观先生的说法是“忧患意识”的表现；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不独是忧虑将来的前景，更重要的是当中那种反求诸己力的承担意识的自觉，由于这种自觉，乃生起敬德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