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德语：，缩写：GG；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原定过渡时期相当于宪法地位的法律，在东、西德统一后成为德国的正式宪法。
该国使用的名称是少数不使用“宪法”的名称。（另外两个是匈牙利、瑞典）
德国基本法于1949年5月23日通过，次日即1949年5月24日生效，象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经过多次修改，最近一次修改在2019年11月15日，并于2019年11月21日生效。
德国基本法是联邦德国法律和政治的基石。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基本权利由于纳粹德国的经历尤为重要。联邦宪法法院作为独立的宪法机构保障这些基本权利，维持国家政治组织体系，并对它们进行完善和发展。
在1949年德国基本法只在西方占领区生效，当初其并没有被打算作为长期有效的宪法，因为当时国会参议院（Parlamentarischer Rat，由西方占领区11个州的州长组成）认为苏联占领区会很快和西方占领区完成合并统一并出台一部“正式的”宪法；因此没有采用德语中“Verfassung”（意为“宪法”）一词。直到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后德国基本法才成为整个德国的宪法。虽然德国基本法并不是由德国人民直接投票通过的，但其民主的合法性在国际上并不受质疑。而且基本法从一开始就通过确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符合了实体宪政概念的要求。这些基本政治原则是：民主（Demokratie），共和（Republik），社会福利国家（Sozialstaat），联邦国家（Bundesstaat）以及实质的法治国（Rechtsstaat）原则。除了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基本法也规定了国家机构，保障个人自由并建立了一个客观的价值体系。
德国基本法包括序言、基本权利（第1-19条）以及所谓的与基本权利相当的权利（第10条第4款，第33、38、101、103、104条）和国家组织规定。国家组织规定分为基本原则的列举（第20-29、34条）、区分各联邦机构职权的内部组织规定（第38-69条）以及协调联邦和州之间关系的规定（第30－32、35－37、70－146条）。
德国基本法分为以下十四章：
此外，现代德国基本法的德语原文，一般还附有节选的两德统一条约（Anhang EV），摘自两德统一条约（Einigungsvertrag）的第二章“基本法”（Kapitel II - Grundgesetz），以明确基本法对原东德地区适用的法源。
同魏玛宪法相比，整个基本法围绕着人权保护而制定：之所以强调人权，无疑是对纳粹二战间暴行的深刻忏悔的结果。也只有在树立了人权作为基本政治法律价值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防止悲剧的重演。
首先，基本法把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从魏玛宪法的第二编挪到了第一章，目的是强调公民先于国家，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权力，权利是权力的来源。即使是现在，在世界各国宪法中，这种体例也是不多见的。
其次，魏玛宪法中没有“人的尊严”的规定，而基本法则把它规定为第1条第1款：“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它和保护它是政府的责任”。在学术上，一般认为，这种规定使人的尊严成了整个德国宪法体制、国家制度和政府行为的基础，甚至是德国政府所应奉行的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事实上，在当代德国人看来，人的尊严构成了人权的出发点，如果不把人当人看，就无所谓人权。所以，紧接着在第2款中规定：“为此，德国人民确认不容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在第3款中规定：“下列基本权利有直接法律效力，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从而确认将基本人权通过制宪而转化为法律权利，并由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
再次，魏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也不在少数，但终归于无用，希特勒随意就废除了它们（魏玛宪法并未被正式宣布失效，但被授权法束之高阁）。所以，基本法采取了三项措施来保证不再发生这种事情：
第一个措施是确立德国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不受侵犯，任何公民如滥用自由权，危及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就会丧失自由（第18条）。
第二个措施是在基本法第79条第3款中规定，该法第1、20两条不得修改（还有联邦制），其中第20条规定的是人民主权、联邦制、法治、社会福利这四项宪法基本原则。所谓“不得修改”，是绝对不许触动，但在1994年增加了第20甲条，规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形成了“半宪法原则”（由于是在第20条之后增加的“20a”，所以属于宪法原则性的规范，即与第20条有同质性的条文）。由于第79条作出了这种规定，因此实际上它也成了不能修改的条文了。
第三个措施是规定了公民的“抵抗权”（Recht zum Widerstand），就是说，在其他各种方法均不足以制止对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破坏的话，全体德国人都有权抵抗。这种规定多少属于一种象征性的规范，同时也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在不能绝对排除重新走向专制可能性的情况下，人民作为主权者，有权行使反抗的权利，因而实际上是美国《独立宣言》“政府须经被统治者同意”、“重新订立契约”的另一种表述。
最后，议会不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把宪法的解释权让渡给了联邦宪法法院，使后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责任。魏玛宪法下的国会负有监督宪法的职责，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监督，因为一方面它不会宣布自己的法律违宪（柯克和洛克都说“一个人不能当自己案件的法官”），另一方面议会并不适于成为调解社会矛盾的机关，因为它是代表各种利益的，不同部分的议员代表不同利益，而这些利益不可能调和，只有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才能做到公正。另外，联邦宪法法院不断适用基本法，实际上就使基本法不断地调整社会关系，从而不仅使宪法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宪法是“权利保障书”，适用宪法总体上对个人权利保护有利；适用基本法也使它本身不易于遭到破坏和践踏——法官只客观地适用法律，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代替法律的意志；如果是政治家（议员）运用法律，政治利益就会高于法律的意志了。建立宪法法院，是基本法为自己所设计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也是最有效的一道防线。
在其他方面，同魏玛宪法相比，基本法里没有紧急状态权力，例如1933年德国联邦大总统采用国会大厦消防法令来暂停基本权利、剥夺国会中的共产党议员资格，完成了希特勒全面夺权的重要一步。人权的暂停也将根据第20条和79条被视为非法的，如上所述。
联邦政府的宪法地位也得到了加强，因为德国总统的权利只有前德国联邦大总统权力的一小部分。联邦政府现在只依赖于议会。联邦大总统的职位被认为是“替补皇帝”（Ersatzkaiser），意指虽然废除了帝制，帝国总统却依旧拥有相当于皇帝的权力，从而弱化了政党政治的角色。
现行基本法要罢黜总理，议会要进行建设性的不信任动议表决，即一个新的总理选举。新程序的目的是要比魏玛宪法拥有更好的稳定性，过去体制下倒阁，却不能在任用新总理意见上达成一致，导致内阁难产、权力真空。此外，之前国会可用不信任动议罢黜个别部长，而现在它必须对整个内阁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