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雷恩斯福德·斯塔克（英语：Harold Raynsford Stark，1888年11月12日－1972年8月21日）海军上将，美国第八任海军作战部长，在其任内夏威夷州珍珠港被日军突袭。1942年转任美国驻欧海军司令，直到战争结束。
哈罗德·斯塔克于1888年11月12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1899年进入美国海军官校就读。他的绰号“贝蒂”是来自伊丽莎白·斯塔克夫人（英语：Molly Stark）（Elizabeth Page Stark），当他入学时，美国海军官校正好在纪念这位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人物 。斯塔克于1903年毕业，在班上50位毕业生中排名第30位。见习官斯塔克被指派至三桅战船哈特福号（英语：USS Hartford (1858)），1905年被任命为少尉后曾服役于明尼苏达号战舰，并参加了大白舰队的世界巡弋。
斯塔克接下来的海上勤务大多与鱼雷艇和驱逐舰有关，包括在1914年任柏德森号驱逐舰的舰长，以及1917年指挥美国亚洲舰队（英语：United States Asiatic Fleet）的鱼雷战队。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将战队从菲律宾的驻地带到地中海地区参与作战行动。斯塔克在1917年11月升中校，并担任美国海军驻欧部队指挥官，威廉·西姆斯（William S. Sims）上将的助手与参谋，直到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塔克曾经担任过战舰北达科他号与西弗吉尼亚号的副舰长（英语：Executive officer），弹药补给舰（英语：Ammunition ship）硝基号（英语：USS Nitro (AE-2)）舰长，与海军测试场的火炮督察官，并从海军战争学院毕业。1928年升上校，任美国作战舰队（英语：Battle Fleet）驱逐舰队的参谋长，海军部长的助理，以及西弗吉尼亚号舰长。1934年升少将，先后出任海军兵工署（英语：Bureau of Ordnance）署长，与作战舰队第3巡洋舰战队司令。1938年升中将，出任作战舰队的巡洋舰队司令。
1939年，罗斯福总统提名他出任第八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任命在8月1日生效，斯塔克晋升上将，同时超越超过50位更资深的将官。斯塔克的任命多少跟他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良好关系有关 ，当时的美国作战舰队司令詹姆士·瑞查生（英语：James O. Richardson）上将就曾评论过这项任命 ：
无论如何，由于斯塔克上将属于亲英派，又是罗斯福总统的信徒，因此他可以忠实的执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
当斯塔克上将就任海军作战部长时，同时也接任美国陆海军联席会议主席（Chief of Army-Navy Joint Board，该联席会议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前身），因此，斯塔克上将除了是美国海军最高领导人外，他对于美国的战争计划也负有责任。他就任一个月后，德国入侵波兰，并在接下来的数月之内占领了挪威，卢比荷，以及法国北部；英国虽未降服，但德国陆军已将英国军队赶出欧洲大陆。至于日本部分，日军对中国的侵攻仍无停止的迹象，此外，由于需要战略物资以应付战争，因此日本必需取得中南半岛与南洋岛屿，也就是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因此，夹在两大洋中间的美国，其加入战局已是势所难免，问题是何时与何处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斯塔克上将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为应付美国国会在1938年决议建立东西两大洋的海军舰艇部队，以及战争的准备，身为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负责监督这所有的作业。此外，由于罗斯福总统决心援助英国，因此美国海军也移交50艘旧驱逐舰给英国海军，以交换海空军基地；同时美国海军也开始执行北大西洋的巡逻工作，并保护英国运输船的安全。太平洋这方面，斯塔克上将在1940年1月建议将太平洋舰队移至珍珠港，罗斯福总统接受后于4月下达迁移的命令。
另一方面，做为美国陆海军联席会议主席，斯塔克上将承接并规划了美国的战争计划。当时美国的战争计划称为彩虹计划（Rainbow War Plans），1939年底所提出的。这个计划基本上是从20-30年代，美国一系列以颜色为代号的作战计划，与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所提出的更新版本。彩虹计划分为五号，其中彩虹二号与三号都是要求美国在西半球暂采守势，然后尽早对日本发动攻击。彩虹五号则是先对付德义两国，在太平洋采守势，等那两国被击败后始对日本展开攻击。大部分的美国海军将领认为越早对日本发动战争越有利，因为在1940年时，美国海军自己估计在战舰的火力与吨位数还领先日本约15%，因此他们比较喜欢彩虹二号或三号。陆海军联席会议与白宫并不这么认为，但两者的意见并不同。陆海军联席会议的计划部门认为英国可能会被德国击败，美国应在太平洋采守势，不再给与其它国家援助，派兵进入南美洲与东大西洋，并以保卫西半球为目的进行总动员。但罗斯福总统却认为，英国必然能撑得住，只要美国能给与必要的支持与鼓励 。
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具有最后的决定权，于是美国继续提供英国援助，并视英国对抗德国的结果来决定美国最后的战略目标。1940年下半，由于英国已经击退德国空军的攻击，于是美国的政、军首长们不再那么紧张。1940年10月到11月，斯塔克与美国海军部长法兰克·诺克斯（William F. "Frank" Knox）讨论后，会同他的计划军官里奇蒙·特纳（英语：Richmond K. Turner）上校和其它的参谋们，提出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明确的指出 ：
在分析过两大洋的形势后，斯塔克用四条问句指出美国可以走的路线，分别是：
斯塔克认为，走第一条路线会让美国失去在两大洋区的影响力，走第二条路的话，美国会难以承担英国被德国击败的后果，走第三条路时美国将无法承受任一线被击败的后果，届时将会是一场灾难。第四条路线会让美军尽早进入欧洲与非洲，并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这样能让美国远离战火，进而维护西半球的安全。斯塔克建议采D案，因为其发展对美国最有利。该案日后被称为Plan Dog（当时美国军语里是用dog来代表D，现在是delta），基本上即为彩虹五号的构想，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部署均源于此。斯塔克的中心思想是承认美英休戚与共，但由于英国没有独立击败德国的能力，因此美国必需全力帮助英国。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上将认同D案的研判，英国自然赞成。在美国的战略发展过程中，Plan Dog要算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为它彻底反转了美国的战略思考，让美国军方完全放弃太平洋为中心的计划，首先击败德国的观念也就此确立不移，这也是美国第一次确立了重欧轻亚的政策。
在这种战略目标之下，美国是希望以外交的手段来反对日本的扩张。斯塔克所建议的将太平洋舰队移驻夏威夷也是出自这种概念，那是为了增加心理压力而非攻击。但在1941年7月24日，日方压迫维希法国政府交出法属印度支那，于是罗斯福总统决定对日本实施禁运。虽然斯塔克认为这必然立即引起太平洋战争，但罗斯福还是在次日宣布冻结日本一切资产，7月30日又禁止对日本输出战略物资，英荷两国也同时采取一致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在经济上已与日本宣战，这与斯塔克的Plan Dog的根本差异在于斯塔克认为不该对日本施加太大的压力，但罗斯福总统完全了解若无国会的宣战，则美国无法参战。由于德国拒绝受到美国挑拨，因此他之所以做这项决定，即为引诱日本进攻美国 。
这便是斯塔克在担任作战部长期间最大的争议处。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但早在7月底美国对日本禁运后，美日之间必定开战已是美国政军首长的共识，但为什么还被日本人成功的突袭珍珠港，并导致惨重的损失？斯塔克与特纳是不是提供了足够的资讯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当时太平洋舰队司令哈斯本·金梅尔（之后是尼米兹）的情报官埃德温·莱顿（英语：Edwin T. Layton）中校（之后为少将）在其书中曾指责斯塔克在那段时间只给了些无甚意义的资料给司令部，而特纳把所有有用的资料都压住不报，还在对日态度上表现得胆怯。斯塔克的回忆录中则说虽然海军首长们已经在12月7日（夏威夷时间7日凌晨）获知日本人即将进攻，但罗斯福总统因“某种目的”而压住不报 。
详情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依照当时许多记载来看，其中有不少疑点。包含李德哈特与钮先锺的报导，当日本驻美大使馆还在全力译电时，美国就已经知道日本最后通牒的全文，其军政首长也都知道这就代表开战。但当时的情报指出日本将攻击菲律宾、马来亚与新加坡，美国海军情报单位一直以为日本的航舰部队还留在日本本土与支援南进，他们也不相信日本有能力攻击珍珠港（1941年1月，美国驻日大使馆就已经警告日本海军正计划突袭珍珠港，FBI也持续监控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并知道他们正监视着珍珠港内的军舰进出，但斯塔克在2月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电报中却说：“关于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流言，美国海军情报部不予置信。”此后一直到11月底，斯塔克都不曾对珍珠港发出警告）。但即便如此，美国陆海军首长在美东时间7日上午会商后，还是发了份警告的电报给美国所有军事基地（包含珍珠港），要它们加强戒备。但因为陆军通信部门的颟顸，使得这份电报没来得及递送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罗伯特·霍斯塔尔（英语：Robert Wohlstetter）在其《珍珠港：征候与决心》一书中，也未发现美国人有刻意隐瞒日本准备攻击珍珠港的证据。若再加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忽略了美军已击沉一艘日本潜舰，以及雷达站的警报，李德·哈特就曾指责，珍珠港事件是美国陆海军夜郎自大与计算错误的后果，而非有什么神秘内幕 。但由于身为海军作战部长，对珍珠港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失，他还是必需负起部分责任 。
虽然在一开始斯塔克上将并未因珍珠港事件而下台，但到1942年3月，他的位置还是被金恩上将所取代。一方面他的职权大多被美国舰队总司令金恩上将所架空，其幕僚也大半被剪除；此外，由于斯塔克并无航空经验，因此被美国海军的飞行员们挖苦为“战列舰上将”（battleship Admiral） 。4月，他前往英国，取代哥姆雷（Robert L. Ghormley）中将担任美国驻欧海军司令，不过在当时的欧洲水域，几乎没有船舰可供他指挥。一直到1943年10月兼任第十二舰队司令后才有比较多的战列舰只，但也仅仅只有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1艘航空母舰，与6艘驱逐舰。在这个职位上，他训练英国这一面的美国海军部队，同时他得以发挥外交长才以建立与维持英国与其它盟国和美国海军的紧密关系。在大西洋之战中，斯塔克上将负责协调英国与美国海军，共同对抗德国潜艇部队的攻击。1944年联军进行诺曼地登陆时，则负责指挥参战的美国海军部队。斯塔克上将在1945年8月卸任，返回华盛顿特区工作，一直到1946年4月退休为止。
斯塔克上将退休后住在华盛顿特区，但他在老家北方坦汉诺克（英语：Tunkhannock, Pennsylvania）的凯莉湖（Lake Carey）畔建有家庭别墅，并常常驾驶着水上飞机前去渡周末。斯塔克上将于1972年8月21日病逝于华盛顿特区，并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其妻凯瑟琳·斯塔克（Katherine A. R. Stark）于1970年过世，并与上将合葬。
派里级导弹巡防舰斯塔克号（英语：USS Stark (FFG-31)）用以荣耀斯塔克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