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朵莲梵文大杓是明朝永乐年间的官窑作品，是传世唯一一件永乐时期的瓷质大勺，现存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此器由“青花朵莲梵文大杓”和“紫檀木鹅形托座”共同组成。
此器烧制于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
明初景德镇正式设立御器厂，逐渐取代了龙泉窑的地位，奠定了此后五百年景德镇官窑的规模和制度。此外，明朝官窑开始在瓷器上书写皇帝年号，也成为往后官窑瓷器的典型。
总长33.5公分、宽8.8公分，器呈杓形，勺口宽而深，长柄细长，前宽后窄，从外观来看应当属于食器；然而以一般汤匙来说，该器尺寸较大，且装饰华美，因此也有人推测该器为一祭器。全杓胎体轻薄、修胎工整，除了口缘一圈无釉以外，内外皆满釉，因此可推知为覆烧制成。
器内满书青花兰札文种子字，以瓢心为中心，绘制一种子字，外围由少到多环绕种子字五圈。杓柄的部分总共三行横向的种子字，中间一行较长，两侧稍短。“种子字”是梵文中对诸佛的代称，每一尊佛、菩萨等都有其各自的种子字。
外壁以青花沿着杓子的形状绘制青线二道，并于外壁空白处以散点式分布绘制24朵折枝朵莲，其分布为杓瓢底心四朵，排列成一菱形，菱形外以十朵围绕成一圈；杓柄顶端一朵，下方则三朵一组排列成“品”字形共三组九朵。
此器使用永乐、宣德时期青花常使用的“苏勃泥青”（又名苏麻离青）当作青料，可见于史料：
苏勃泥青成色浓艳，色爽而不鲜，青中泛绿，深沉的蓝中带点紫，散晕在瓷器胎釉之间，其复杂的成色表现，与元代强调书法入画、笔墨趣味的品味不谋而合，因而受到喜爱。此种青料的成分是氧化钴（CoO）加上少量氧化铁（Fe2O3），在高温的作用之下，氧化铁会聚集，在釉下沉淀为不规则状的深色结晶斑点。此外，苏勃泥青容易晕散，因此多用来绘制花、纹饰等，较少人物画。
苏勃泥青的出现， 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明成祖（永乐帝）为了扩大疆域版图，派遣三宝太监郑和（1371年9月23日－1433年）出使西洋，以大量的瓷器以及丝绸、铁器、金属货币为出口物，刺激了中国瓷器的生产，同时带回苏勃泥青，成为永乐青花的特色。而在此过程中，为了迎合海外市场的需求，景德镇开始改变“宋瓷尚雅，元瓷尚白”的传统，大量投入青花瓷器的生产中。
在耿宝昌先生所著《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也曾提到：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元朝末年两大宗教之一的红巾军，因此，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政权，一方面希望透过佛教、道教的力量来达到社会的安定，希望借此打压摩尼教、白莲教与弥勒教等宗教组织再度变成反朝廷的起事军；一方面订定严格的佛道教教规法事仪轨，严禁僧道参政并且限制其弘法，使得佛教脱离广大信众，成为皇权的一部分。因此，明代自永乐开始一直到明末，官窑瓷器上常见以梵文作为装饰，意为受佛庇护吉祥之义。景德镇珠山遗址也曾出土一件同形的大勺，经推测，此类带有种子字和朵莲的瓷质大勺可能是皇室的宗教用器，而外壁散点式分布的朵莲，也和永乐时期佛经上的装饰相似。
清代乾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
紫檀木鹅形托座以两块木头相连接，上方是一只原木雕挖而成的鹅，蹲坐于下方翻卷的荷叶之上，全器作鹅蹲坐荷叶状。此托座雕工精巧，可以看见鹅毛、眼睛、脚蹼和荷叶的茎脉线，而鹅背内则刻有“乾隆御玩”一行四字楷书及“≡（干）”、“隆”两刻印文。在《诗经·伐檀》中写到“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显示出紫檀在春秋战国即为一种名贵木材，而到了清代，紫檀受到皇帝特别重视，成为宫廷用木的指定首选。
乾隆在位时，常常为各式器物订做木盒、木托、多宝格等容器，其中玉器占了多数。元代玉器中常见“春水玉”，以补鹅为母题，旁边加上荷叶、荷花等，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猎生活。因此，紫檀木鹅托座的独特造型，也有可能是受到元代玉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