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杜莎之筏（法语：Le Radeau de La Méduse；英语：The Raft of the Medusa）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西奥多·杰利柯（1791─1824）在1818年─1819年间画的油画。这幅画是在他27岁时画的，之后成为法国浪漫主义的标志。这幅画的尺寸是491厘米×716厘米。这幅画描绘了法国海军的巡防舰美杜莎号（英语：French frigate Méduse (1810)）沉没之后生还者的求生场面。这场海难发生于1816年7月5日毛里塔尼亚附近的海域，海难当时至少有147人生还，起先是在一只自制的木筏上面漂流，但是13日后被救起时仅有15人幸存，期间他们缺少食物和饮水，甚至有人吃尸体来维持生命。导致这场海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杜莎号的船长失职无能，而这位船长是法国复辟王朝任命的，因此这一事件后来变成国际丑闻。不过实际上，任命贵族做船长是法国海军内部的惯例，当时的路易十八无权任命船长，也并无直接参与入这一事件。
在选题上，画家之所以选择这个发生了没有几年的著名悲剧，是想引发大众舆论关注，来发展他的绘画事业。在正式成画前，他做了大量对这次海难的调查，同时在绘画前亦画了多次草稿。他采访了其中两个幸存者，复制了木筏的精细模型，前往医院、太平间，去观察死尸的色泽、纹理同埋人死时的样子。正如画家所料，这幅画在1819年在巴黎展览第一次展出时，就引起了很大关注，褒贬不一。尽管如此，这幅画仍搏得国际名声，今日被认为是法国绘画史上早期浪漫主义的开路先锋。
虽然《美杜莎之筏》有传统历史画的元素，不过其选题引人关注、画风戏剧，这都打破了当时新古典主义的教条约束。这幅画在第一次亮相后几乎立即为画家赢得广泛注意，之后这幅画在伦敦展出。其影响可以在之后的欧仁·德拉克罗瓦、约瑟夫·玛罗德·威廉·特纳、居斯塔夫·库尔贝、爱德华·马奈等的画作中明显见到。在画家32岁死后，这幅画成为卢浮宫的收藏品。
1816年，即拿破仑被英军及其同盟打败的滑铁卢战役的第二年，英国人为了表示支持波旁家族在法国复辟，将英国先前夺得的塞内加尔的西非港口圣路易归还给法国。这个商港是欧洲到好望角之间的理想中途港，十分重要。为了接手这个港口，法国新政府准备了一支船队前往这个港口，派任新的塞内加尔总督以及随行官员、军队。肖马雷子爵被任命为美杜莎号船长。然而，他对于这一职位并不熟悉，甚至过去20多年几乎没有过航海经验，甚至未试过指挥一艘船。实际上他之前是个海关文官。任命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个绝对忠诚的保皇党人。1795年时他加入英军去抵制法国大革命。1814年，路易十八重返王位，肖马雷亦都从中出了不少力。因为海军是掌控法国势力的重要部分，路易十八很需要令海军“保皇化”。因此，虽然肖马雷对航海一无所知，性格又自负，他仍被认为是美杜莎号船长的合适人选。这个任命使得他的属下军官失望。这班军官多数是原先追随拿破仑同英国作战的，看不起无能的肖马雷，于是他们同肖马雷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1816年6月17日，由四艘船组成的法国海军船队从罗什福尔起行，出发去圣路易。这四艘船分别是巡防舰美杜莎号（Méduse）、战斗舰卢瓦尔号（Loire）、双桅横帆船阿耳戈斯号（Argus）、护卫舰回声号（Écho）。为了趁天气好时行船，美杜莎号先于其他船出发，不过由于定位错了，其偏离船队161公里。很快事故发生了，7月2日，美杜莎号在今日毛里塔尼亚一带的西非海岸沙礁搁浅，开始慢慢下沉。搁浅的原因很大程度上由肖马雷负责，其既无能力又无经验，明明流亡国外，而又封了爵，只是因为其贵族身份才被任命为船长。有人试图使美杜莎号离开礁石，但是未能成功。肖马雷决定弃船，同他的亲信一齐讨论紧急方案，船上的水手没有参与。讨论的结果是，众人可以坐美杜莎号的六只救生艇去97公里开外的非洲西海岸。虽然美杜莎号载了400人，其中有160个水手，但是其救生艇只能搭载250个人，显然无法救援所有人，有人立即提出建议，让“重要”的船员坐救生艇先行，至于其他水手，就让他们自己制作一只木筏，在救生艇后面拖着。最后有146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由临时搭的木筏搭载。
救生船上人越少，船上每个人分得的应急粮就更多，而船上面坐的很多是权贵、官员。救生艇拉着木筏向陆地航行，整个木筏只分到一袋饼干，第一天就被分食，原本有两桶水、六桶酒，不过在一次争斗中落入了大海。很快，木筏上面的人就开始抱怨这种安排的不公和卑鄙。有人抓住机会准备爬上救生艇。肖马雷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慌乱，立即命令割断木筏和救生艇之间的缆绳，任由木筏他们在海中漂流。筏上的人陷入了绝望和慌乱，他们见到救生艇慢慢从视线中消失，而他们还在远离陆地的海中漂流，又饿又口渴，绝望到无法入睡，人也越来越狂躁，开始自相残杀。
在海上漂流了13日后，1816年7月17日，木筏被阿耳戈斯号（Argus）救起，而实际上阿耳戈斯号并不是在专门搜救他们，而是无意遇到的。直到被救起时，木筏上仅余15人生还，其他人或者被杀、扔进大海，或者被饿死，或者因为绝望投海自杀。有四到五个人在被阿耳戈斯号救起之后不治身亡。其他救生艇的情形各有不同，尽管大部分到达塞内加尔的圣路易斯岛上，仍有人被饿死或热死；留在美杜莎号上的17人在42日后被其他船救起时仅有3人生还。这件事变成波旁王朝君主制的最大丑闻之一，是同1815年拿破仑战败、波旁复辟相当的大事。
《美杜莎之筏》描写的是在木筏被人抛弃、在海上漂流的13日中，最后幸存的15人试图向远方船只求救的绝望场面。有研究认为，这幅画所画的美杜莎之筏已经到了接近散架的阶段。画面尺寸非常之大，达491厘米×716厘米（约35平方米），所以整幅画面显得十分真实。画中人的尺寸接近真人，前景的几具尸体甚至大过真人一倍。离这幅画越近，细节就会看得更多更清，对观众的感染力就越强。
这只自制的木筏无法承受大浪。一位老人跪着拉住他的孩子的尸体，绝望之中暗暗垂泪。画家在这幅画的近景画了多具尸体，有的尸体一半不在筏上，而海浪在木筏上扫上扫下，木筏上的人好似随时都会被海浪冲下木筏。画中有个十分显眼的黑人在挥动手巾，这个名叫让·查理的非洲水手想通过这一方式吸引路过船只注意，而他右下面亦有人同他一齐求救:224。周围的人亦都在呼救，唯有这位老人意志麻木、神绪怅然，在对比之中显示出求生意志坚强不屈、然而希望渺茫的悲怆，以及意志磨灭、木然无触而放弃求生的沉痛。这种对比亦显示了他们的凄凉困境——如果所做一切都是徒劳，面对这样的困境，很难没有求死之心。
这幅画的画面主要是以两个金字塔来构图。帆、桅杆及其周边是第一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的底部包括几具尸体和坐着人，桅杆撑起了金字塔的顶。站在木桶上面呼救的黑人是第二个金字塔的顶，这个金字塔的底部基本同第一个金字塔的底部重叠，这个黑人周边的人的手伸向他，引导观众视线集中到这个黑人身上，黑人挥巾求救的部分令画面情绪达到顶峰，表达出一种悲剧感。
在色彩上，杰利柯运用了颜色对比，尸体的肤色比较苍白，而在活人的衣服、云彩、海的色彩总体比较阴暗。总体而言，这幅画画面偏暗，主要运用了棕色等深色，从而表现出悲剧感和苦痛:180。这幅画的光线安排属于卡拉瓦乔式，亦即意大利画家经常用到的幽暗风格（tenebroso）──这种风格有种极其强烈的明暗对比。虽然杰利柯未将海水作为重点画的东西，不过他将海水画成深绿色，而不是是蓝色，就是为了可以同木筏和木筏上的人构成对比:225-226。
《美杜莎之筏》在1819年的巴黎画展第一次展出，当时用的标题叫做《沉船场景（法语：Scène de Naufrage）》，不过当时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幅画画的是几年前美杜莎号的海难。这幅画当时是巴黎画展的明星（“它吸引着每个观众前来围观”）。路易十八在展览开幕前三日就来看过，并表示这幅画不只是一幅画这样简单，意思是这幅画政治意味重，会有很强的社会影响。评论家对此分为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他画的东西极恐怖，但又蕴含一种激越；另一派以古典主义信徒、学院派为主，形容这幅画是“成堆咸鱼”，认为这幅画内容不宜，而绘画艺术应该是尽量表现“理想美”，当年画展得奖的作品即完美诠释了这一派的偏好。杰利柯的画体现了一个艺术悖论：令人惊骇的主题，如何画出受人赞赏的画？艺术和现实如何平衡？同杰利柯同时代的一位法国画家玛希-菲腊·古班·地·拉·古皮（英语：Marie-Philippe Coupin de la Couperie）就说：“杰利柯是错的。他应该画的是能够从我们内心到感观都可以觉得称之为“美”的东西，而不是用令人感到恐怖的东西哗众取宠。”不过这幅画亦有很多人欣赏，其中包括当时著名的作家、艺术评论家奥古斯特·雅尔（英语：Auguste Jal），作为激进的反君主制的人，他十分欣赏这幅画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作为艺术先锋的地位。而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则借这幅画发挥，对当时社会发出严重警告：“我们整个社会每个人都正在这只美杜莎之筏中。”
杰利柯受到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的启发，画出船上悲痛灵魂。在法国大革命的期间，杰利柯的老师雅克-路易·大卫画了一幅《马拉之死》，讲述一宗著名的谋杀案。杰利柯受此影响，藉《美杜莎之筏》来表达对时事之讽刺。
后来，同为大卫学生的德拉克罗瓦受到好友杰利柯影响，画了著名的《自由引导人民》来纪念法国七月革命。另外，《美杜莎之筏》在1820年于伦敦展览时，英国画家透纳曾经观赏过。其后他创作过很多幅以海洋灾难为题的浪漫主义作品，例如《奴隶船》。
杰利柯研究人物的姿态。
《美杜莎之筏》早期版本之一（28厘米×38厘米），存放在卢浮宫。
《美杜莎之筏》早期版本之一（1818–1819, 38厘米×46厘米），存放在卢浮宫。
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位处西斯廷礼拜堂。
《美杜莎之筏》放在卢浮宫的情境，与林布兰、卡拉瓦乔等名家的画放在一起。
杰利柯墓碑上的《美杜莎之筏》
透纳以海洋作主题的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