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是一个移民城市，是一个具有开阔胸襟、广纳百川的城市，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自贡经过战乱后，原著居民几近殆亡，明朝和清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移民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城市，形成了包容性的文化。
井盐业是一个必须务实且具有开拓冒险精神方能成功发达的实业。实业使自贡人从传统中走过来，但又不囿于传统。甚至整个城市连封闭的象征物城墙也不需要。实业是井盐业的本质特征，开拓和冒险，从文化意义上反映了盐与这座城市的理性关系。随着生产和城市的发展，自贡以平和开放的胸怀，绵绵不断地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于是，“王三畏堂”的祖先从湖北来了，“李四友堂”的祖先从河南来了，“胡慎怡堂”和“李陶淑堂”的祖先从江西来了，“颜桂馨堂”的祖先从广东来了。自明末清初以来，在短短的二三百年间，陕西人修建了“西秦会馆”，湖南、湖北人修建了“禹王宫”，贵州人修建了“霁云宫”，福建人修建了“天后宫”，广东人修建了“南华宫”，一时间，在自贡这片土地上会馆林立，方言荟萃。四面八方的人来了，带来了四面八方的社会资金，而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汇集、交融和升华，形成了这座移民城市开放的气质、非凡的智慧和创新的精神。
外省人热爱这片土地。他们写下了“万里因循成久客，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楹联挂在新家的大门两侧，成了这里的主人。古老的城市，小镇，城楼，建筑，这些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存证，是每一个华夏子孙血脉中的记忆，它们让人们产生萦绕不去的怀念。故乡，是每一个游子魂牵梦萦的地方，移民到自贡的外省盐商也不例外。外省人或外地人在自贡这片土地上，为汇聚乡人，共叙乡情，相互提携，修筑了大量的会馆。会馆建筑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作为明清时期一种重要的公共建筑，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自贡会馆建筑作为一个在特殊城市经济体系下产生的会馆建筑类型，有其特殊的形式及文化内涵。自贡的会馆可分为同乡会馆、行业会馆、同乡兼行业会馆。自贡的会馆文化在清朝和民国都相当著名。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自贡移民进入又一个高峰时期，主要移民群体有：盐务及市政管理人群，如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先后任市政筹备处处长、自贡市市长的国民政府主要官员。虽然这一群体都是由上峰委命派任的，但其才干、学识、能力及他们的作为，均在上峰委派时充分考虑其与自贡战时军事、政治、盐业工业经济的城市地位相匹配，并有自己任内的建树。第二个群体是经济实业群体，如淮帮运商之大业盐号、大吕裕、久大盐业、大陆等淮商陆续进入自贡盐运，李桐林、陈予显、李烛光等著名淮商先后莅临，并委派亲信骨干长驻自贡办运，范旭东等中国盐化工业的开创者群体更是将久大公司移办于自贡，公司管理人员、实业人员及技术人员纷至沓来，对自贡盐业生产现代化及向盐化工转型，贡献至伟。第三个群体是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群体。当时自贡市蜀光中学、旭川中学的办学骨干力量，大多是从内迁后方办学的著名高校毕业生中选聘的“下江人”，蜀光中学建设规模仿重庆南开中学，秉承南开校长一脉的办学思想。旭川中学便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生中一次选聘30余人执教。
“三线建设”开始后，陆续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杭州、哈尔滨、抚顺、株洲等地迁入自贡的企事业单位近二十家，十年间内迁的各地人员超过一万，这些外地人占自贡企业职工总数的将近一半。一些内迁工厂特别是大中型的内迁工厂，形成一个状似“小社会”的特殊社区，在这个小区域里，形成特色鲜明的“厂话”，即从迁移地所带来的地方口音，从口音就能判断出是哪个企业的职工。这些“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建设者的到来，不仅使自贡的工业地位明显增强，而且给这片土地注入了新时代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东北人的豪爽、北京人的正直、上海人的精明会过日子，都为自贡移民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成为独特的“三线建设”文化记忆。三线建设的工厂内迁，是自贡历史上又一次移民高潮，它使得自贡市的族群和文化更加多元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自贡人与外省人相处和谐融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族群冲突和纠纷，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已经完全融合成为新一代的自贡人，为自己土地的光荣历史和梦想感到骄傲。
自贡市的移民比例远远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人口结构以外省移民为主。然而，如今，自贡从一个人口净迁入城市变成一个人口净迁出城市，全市四区两县大约有40万人在外地工作或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