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与笔、墨、纸是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 砚台用于研墨、盛放磨好的墨汁和掭笔。因为磨墨，所以有一块平坦的地方；因为盛墨汁，所以有一个凹陷。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之濡也”。
砚台的制作材料主要来自石材，有来自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的端砚、来自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歙砚、来自甘肃卓尼洮河一带的洮砚以及来自河南洛阳的澄泥砚等，这四种砚台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砚”。端砚亦被称作端溪石砚，位列四大名砚之首。
端砚
宋代梅纹枣心歙砚
金代“泽州路家丹粉罗土澄泥砚记”铭砚，深圳望野博物馆藏
三块清代砚台，中间者为澄泥砚，两边为歙砚
所谓文房四宝源于晚唐年间，战乱频繁，大批士族、良匠为避祸迁至相对稳定的南方定居，具备了良好的文化背景和技术条件。以及南方拥有丰富的松树、石材等天然资源，再加上南唐李璟、李煜两代君主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非常热心，特别是后主李煜治下，文化艺术发展兴盛发达至巅峰。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文房四宝的纸、笔、墨、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创造出来的，而李煜所用的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宝当时更被誉为天下之冠，后来更被两宋沿为御用。
苏轼藏有唐代许敬宗之砚，在黄州沙湖民家时得吕道人沉泥砚，苏轼说：“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馀事也。”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写信给黄庭坚：“或谓居士：‘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居士曰：‘吾两手，其一解写字，而有三砚，何以多为？’”苏轼有诗纪念亡友石昌言：“非人磨墨墨磨人！”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砚台已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具，而成为了集雕刻，绘画于一身的精美工艺品，成为文人墨客收藏的对象。北宋末何蘧《春渚纪闻》记载宋徽宗召米芾写字，米芾看到皇帝桌上有名砚，一写完字，就抱上砚台跪请曰：“此砚经臣濡染，不可复以进御，取进止。”让皇帝把砚台赐给他，皇帝答应他，米芾舞蹈以谢，又恐皇上后悔，便急着把砚台抱回，连衣服都染黑了。徽宗叹气说：“颠名不虚得也。”钱俨小时梦到有人送给他一方大砚，自此文辞大进，当时国中词翰多出其手。宋代亦有以新砚冒充唐代端砚的故事。李士衡家藏一研，有刻字云：“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刘敞却告诉他：“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
古代文人很注重对砚台的保养。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谢景鱼名沦涤砚法：用蜀中贡余纸，先去黑，徐以丝瓜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砚。”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记载：“柳公权记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字或为泠。凡顽石捍坚，磨墨者用力太过而疾，则两刚相拒，必热而沫起……冷与泠二义不相远，石末本瓦研，极不佳，至今青州有之。”
明开始使用铜雀台遗迹上的砖所做砖砚亦曾经风行一时。明末吕留良有嗜研之癖，自言“予幼嗜砚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黄宗羲曾赠给他一方八角砚，这砚台是梅朗中从传教士手中得到的龙尾砚。康熙时林佶、余甸皆嗜砚，余甸题有〈中洞活眼砚铭〉：“莫精于中洞，粹然者其出水之芙蓉，莫良于眸子，然者晓星之当空。”。
明清时士子曾以燕子石制砚，所谓的燕子石其实是寒武纪时期的三叶虫化石，风韵别致，且易于发墨，深为书家所珍爱。王渔洋《池北偶谈》载：“邹平张尚书崇祯间游泰山，宿大汶口，偶行至汶水滨，水中得石，作多蝠（福）砚。”张延登死后，其砚落入浙抚张勄手中。孔尚任对多蝠砚咏赞不绝：“张家两中丞，得失如轮转；一砚供二贤，前后荷殊眷”。
台湾浊水溪所产之“螺溪石”，经琢磨而成的砚，称“螺溪砚”，由于色泽雅美，发墨佳良，而且严冬不冻，贮水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