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德语：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ˈniːtʃə/； 德语：.mw-parser-output .IPA{font-family:"Charis SIL","Doulos SIL","Linux Libertine","Segoe UI","Lucida Sans Unicode","Code2000","Gentium","Gentium Alternative","TITUS Cyberbit Basic","Arial Unicode MS","IPAPANNEW","Chrysanthi Unicode","GentiumAlt","Bitstream Vera","Bitstream Cyberbit","Hiragino Kaku Gothic Pro","Lucida Grande",sans-serif;text-decoration:none!important}.mw-parser-output .IPA a:link,.mw-parser-output .IPA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important} 聆听，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著名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化评论家（英语：Cultural critic）、诗人、作曲家，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广泛的批判和讨论。他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在开始研究哲学前，尼采是文字学家。24岁时尼采成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德语区古典语文学教授，专攻古希腊语，拉丁文献。但在1879年由于健康问题而辞职，之后饱受精神疾病煎熬。1889年尼采精神崩溃，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在母亲和妹妹的照料下活到1900年去世。尼采在1844年10月15日生于接近莱比锡的洛肯（德语：Röcken）小镇，当时那里隶属普鲁士的萨克森管辖。他的名字来自于当时正值49岁生日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这个巧合被他的父母视为是好预兆，不过后来尼采放弃了“威廉”这个名字。尼采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1813－1849年）是路德教派的牧师和教师，母亲是法兰齐斯卡娜·奥勒尔（1826－1897年），双亲在1843年结婚。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在1846年出生，小弟路德维希·约瑟夫则在1848年出生。尼采的父亲因脑软化症而在1849年去世，两年后他的弟弟也去世了。1850年尼采全家搬迁到萨勒（Saale）河畔的瑙姆堡，与尼采的祖母和父亲的两名未婚姊妹共同生活，由于他的母亲终身未改嫁，因此尼采几乎在充满女性的环境中成长。在祖母于1856年去世之后，尼采全家搬了出来。尼采就读于私立的男子学校，在那里他认识来自显赫家庭的古斯塔夫·克鲁格和威廉·皮德尔，与他们结为至交。这时的尼采希望以父亲为榜样也成为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小牧师的称谓。他也认识了一些当地的音乐家，开始他对音乐的爱好。14岁时他进入普夫达（Pforta）中学，课程以古典教育为主，且以训练严格出名，开始让尼采很不适应。尼采在学校里也认识保罗·杜森（Paul Deussen）和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尼采在这段时间也专注于撰写诗赋和音乐。在普夫达中学里尼采接受希腊和罗马古文学的训练，这也是他首次接触到与家中基督教教育完全不同的环境。于1864年毕业后，尼采进入波恩大学，开始对神学和古典语文学进行研究，并在此期间做了大量有关于荷马与古典语文的演讲。在经过一学期的研究后（也是出于对他母亲的不满）尼采失去对基督教的信念，停止对宗教的研究。尼采转变的缘故可能为阅读神学家大卫·斯特劳斯所著的《耶稣的生平》一书，这对当时年轻的尼采产生极大震撼。尼采接着将心力放在研究哲学上，不久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教授的赏识，并且在隔年追随他前往莱比锡大学就读。在那里他也认识后来成为古典学家的同学欧文·罗德，并且发表了第一份文字学的研究。在1865年尼采研读了许多亚瑟·叔本华的著作，并在1866年读了弗里德里希·阿尔伯塔·朗格所著的《唯物主义之历史》一书。他很快便迷上两本书里的哲学观，这促使他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展至文字学以外，并且决定继续深入学习。1867年尼采自愿入普鲁士军队于瑙姆堡的炮兵部队服役一年，然而在1868年3月发生的车祸却使他无法继续服役。尼采于是继续他的研究，在他研究暂停的那年他也认识了理察·瓦格纳。在里奇尔教授的帮助下，尼采得以轻易获得瑞士巴塞尔大学提供的古典哲学教授职位，而无需先取得博士学位或教学的证书。在搬至巴塞尔后，尼采宣布放弃他的普鲁士公民权，从此保持无国籍人士的身份到去世。尽管如此，他仍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参军，担任医护兵职务。短暂的军旅生涯带给他极大的震撼，让他见识到战争带来的毁灭，同时萌发日后“权力意志”思想的雏形。在从军期间他也染上痢疾和白喉。在1870年回到巴塞尔后，尼采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奥托·冯·俾斯麦执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授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他认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两人从此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默默无名的俄国哲学家阿夫里坎·斯皮尔以及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尼采还经常前往聆听布克哈特的授课，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尼采也长期与在莱比锡认识的理察·瓦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保持联系，尼采相当欣赏瓦格纳夫妻，经常前往瓦格纳在卢塞恩州的住所拜访。瓦格纳夫妻将尼采引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还邀请他共同出席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开幕演奏。尼采在1870年他还将《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手稿送给柯西玛作为生日礼物，后在在1872年正式出版《悲剧的诞生》一书。然而，其他的古典语文学教授包括里奇尔在内都对尼采的新书不感兴趣，甚至还表露极大的失望，认为尼采抛弃了“他的母亲”，即古典语文学。因为尼采在这本书里放弃精确的语言学研究方式，而是改用哲学的演绎方式进行论述。另语言学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则发表了篇严厉的批判文章，虽然其默默无闻（此前他对尼采十分恭敬），但他的观点代表语文学界对于尼采这本书的主要看法。尼采青年时期的好友欧文·罗德（这时已在基尔担任教授）以及瓦格纳则挺身替他辩护。尼采坦承他在古典语文学界被孤立的处境，以至于曾经人头攒动的尼采先生的课堂变得冷清，到了来年，只有两个外来系的学生。这是令人苦恼的，对于尼采更是如此。在1873年至1876年之间，尼采陆续发表四篇长篇论文：《大卫·斯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教育家叔本华》、和《理察·瓦格纳在拜鲁特》（这四篇论文后来被收录以《不合时宜的考察》为名出版）。四篇论文都带有文化批判的色彩，吸纳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思想（但在第四篇《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隐隐表露与瓦格纳之间的矛盾），挑战当时正快速发展中的德国文化。从1873年开始尼采也陆续撰写短文，这些短文在他死后以《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为名出版。在这段时间里尼采活跃于瓦格纳的社交圈中，认识玛毕达·莫森布（Malwida Von Meysenbug）女士和汉斯·冯·彪罗，也认识道德学家保尔·瑞（Paul Rée代表作《论道德感的起源》），雷在1876年对于尼采产生极大影响，使他脱离早期著作中的悲观写作风格。然而，1876年的拜鲁特音乐会却使尼采大为失望，他被演奏的平庸和大众的粗俗反应所震怒，从此开始与瓦格纳保持距离。尼采接着在1878年出版《人性，太人性的》一书，以格言方式讨论从形而上学到宗教乃至于性别等各种议题，也是在这本书里尼采明确的抛弃瓦格纳和叔本华的哲学。尼采与欧文·罗德等人的交谊也在这时开始冷淡。尼采在这段时期在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却始终没有着落。自从幼年时期开始便为许多慢性疾病所苦的尼采，健康状况亦越来越差。严重的近视使他近乎丧失视力、偏头痛的疾病、以及剧烈的胃部疾病。1868年的车祸和1870年的大病也进一步恶化了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在巴塞尔任教期间必须申请越来越长的病假。终于在1879年，尼采不得不辞去他在巴塞尔的教授职位，正常教学活动完全中止。由于饱受疾病煎熬，尼采开始四处旅游以寻找气候较为理想的地区定居，从此到1889年为止以私人身份游遍许多城市。他多年在瑞士的格劳邦顿州地区度夏，并多年在意大利的热那亚、都灵以及法国的尼斯等地过冬。在1881年当法国占领突尼斯时，他曾计划前往突尼斯以观赏从非洲眺望欧洲大陆的风景，但后来打消这个主意（或许是因为健康原因）。尼采偶而会返回瑙姆堡探望他的亲人，在这段时期尼采与他的妹妹也经常爆发争执、但通常到最后都得以和解。尼采依靠他从巴塞尔大学获得的退休金生活，但也获得一些朋友的资助。曾是尼采学生的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也自愿担任尼采的个人秘书。直到尼采去世为止弗朗茨·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两人始终与尼采保持紧密关系。即使已经脱离瓦格纳的圈子，玛毕达·莫森布女士仍在尼采生活中扮演着类似母亲一般的角色。不久后尼采开始与音乐评论家Carl Fuchs接触。这段时期是尼采创作的黄金时期，从1878年出版的《人性，太人性的》一书开始，尼采在接下来每年都会出版一本书（或文集）直到1888年为止，在最后一年里尼采完成了五本书。在1882年尼采出版《快乐的科学》的第一部分，他在那年也透过玛毕达·莫森布和保罗·瑞认识女作家露·莎乐美。尼采和莎乐美在图林根一同度夏，妹妹伊丽莎白也经常陪伴他们。尼采最后深深爱上莎乐美，在保罗·瑞的协助下开始追求她，但当尼采向她求婚时，莎乐美拒绝了他。尼采与莎乐美和雷两人的亲密关系最终在1882年/1883年的冬季破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妹妹伊丽莎白的从中阻挠和离间。在失恋的痛苦下尼采的病情再度复发，他与母亲与妹妹的关系也由于莎乐美而几近破裂，更数度萌起自杀的念头。尼采接着躲至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在那里他仅花了十日的时间，写下第一部分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彻底切断他与叔本华的哲学联系、以及与瓦格纳的友谊后，尼采的朋友所剩无几。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风格之独特使他更被当时的主流所疏离，著作的卖出量也少得可怜。尼采对此无动于衷，继续保持他孤独的生活，尽管他经常对此抱怨。尼采的书籍都是自费出版，且大多仅卖出几百本，最多也不到两千本。在1885年他只印出40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将其分送给他的亲密朋友们阅读。在1886年尼采与他的助理编辑Ernst Schmeitzner断绝合作关系，对其保持的反犹太思想感到厌恶。尼采写道他的著作被“完全埋在反犹太的垃圾堆中”，甚至将他与那些“应该被所有理智人类所瞧不起的活动”连结在一起。他接着自费出版《善恶的彼岸》，并在1886~1887年再版了他之前的几本著作（《悲剧的诞生》、《人性，太人性的》、《朝霞》、以及《快乐的科学》），附上新的引言，重新解释这些早期的著作。这时尼采认为他的著作已经大致告成，并期望可以吸引新的读者群。事实上，对于尼采思想的兴趣在这段时期的确有所提升，即使尼采本人并没有发现。也是在这些年里尼采认识作家卡尔·施皮特勒等人。1886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与一名反犹太主义者结婚，并前往巴拉圭企图创建纯种的“德意志人”殖民地，她们的计划则被尼采大肆嘲笑。长年下来尼采与伊丽莎白兄妹两人冲突不断，最后大多是以和解告终，但这次的分离之后，要到尼采发疯后两人才得以再次团聚了。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使得他根本无法进行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在1887年尼采发表《道德谱系学》一书，引发相当的争议。在这几年里尼采持续接触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响。他也与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保持书信联系，后来也认识丹麦文学家布兰德斯（英语：Georg Brandes）。在1870年代以讲授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为主的布兰德斯曾邀请尼采同去研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尼采在回信中承诺会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他，但在他来得及实现这个承诺前自己便已经被病魔缠身。在1888年初，布兰德斯于哥本哈根大学首次正式讲授尼采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已是他发疯前夕了。虽然尼采在1886年曾宣布（在《善恶的彼岸》的结语中）他会着手撰写名为《权力意志》的新书，他最后放弃这个计划，并且以其中未完成的文稿汇编另外两本著作：《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都在1888年完成）。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稍有改善，1888年的夏季里他都保持旺盛的写作精力。当年秋季的著作和书信中显示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抱持更高的期望，他开始高估社会上对于他的著作的名声和肯定，尤其是在当时引起相当争议的《瓦格纳事件》一书。在完成《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后，尼采在他44岁生日时决定替自己写下一本自传《瞧！这个人》，尼采在这本自传中希望读者认识到自己独特的一面：“听我说啊！我是这样独特而又这样杰出的人。不要把我与任何其他人混淆。”（考夫曼的英文译本）在12月，尼采开始与剧作家奥古斯特·史特林堡通信，由于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国际上缺乏重视，尼采向一些以前的出版商买回自己作品的版权，企图将它们翻至其他的欧洲语言在国外出版。除此之外他还开始撰写《尼采反对瓦格纳》一书。在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日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说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幕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在接下来几日里尼采寄出几封短信给他的几名朋友（包括布克哈特以及瓦格纳的妻子柯西玛在内）—这些信被称为“Wahnbriefe”（“发疯的信件”）。在给布克哈特的信中尼采写道：“我已经被该亚法（新约圣经中陷害耶稣基督的祭司）套上脚镣了。去年我还被那些德国医师长期折磨。威廉皇帝、俾斯麦、还有那些反犹太主义者都被废止吧！”在1889年1月6日，布克哈特把尼采的信拿给奥韦尔贝克阅读，隔日奥韦尔贝克也从尼采那接获一封类似的信，他们决定必须想办法把尼采带回巴塞尔。很快的奥韦尔贝克赶赴都灵将尼采护送回巴塞尔的精神病诊所，在那时尼采显然已经完全发疯了，尼采的母亲决定将他转送至耶拿以接受精神病医师奥图·宾斯汪格的治疗。从1889年11月至1890年2月间Julius Langbehn也企图治疗尼采，他批评主治医师的方式对于尼采的情况并无法发挥效果。Langbehn对于尼采的控制似乎越来越深入，直到后来他对尼采全权管理的要求和他隐秘的举止使得他逐渐失去尼采母亲等人的信任。在1890年初尼采的母亲将他从精神病医院带回瑙姆堡的家中疗养，在这段期间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也讨论要如何处理尼采未完成的著作。尼采的《偶像的黄昏》已在1889年1月依照原定计划出版，他们并在2月下单印刷50份《尼采反对瓦格纳》的拷贝，但出版商秘密的印刷了100本。奥韦尔贝克和加斯特决定暂停《反基督》以及《瞧！这个人》的出版，因为这两本书包含更为激进的道德理论。这时尼采的名声开始第一波的复苏。在1893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从巴拉圭返回德国，殖民地计划以彻底失败告终，她的丈夫还在那里自杀了。回到德国后，伊丽莎白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并且一步接着一步的控制了这些著作以及它们的出版。奥韦尔贝克最后被伊丽莎白驱离，但彼得·加斯特则选择和她合作。在母亲于1897年去世后，尼采搬到魏玛，由伊丽莎白负责照顾他，伊丽莎白也允许一些包括鲁道夫·斯坦纳在内的访客前来探望已经无法与人正常沟通的尼采。一些人经常举出梅毒为尼采发疯的病因，然而，许多尼采的病征、以及他在发疯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健康状况似乎与传统的梅毒感染不同。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采的发疯与他的哲学思想无关，但有一些人则主张他发疯的缘故是他自己哲学思想所带来的心理失调。在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于肺炎，伊丽莎白将他与父亲的坟墓并列安葬。他的朋友加斯特在葬礼上致哀悼词道：“愿你神圣之名受所有后代彰显！”（尽管尼采曾在《瞧！这个人》一书中表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称为“神圣的”）。在尼采死后不久，妹妹伊丽莎白将他留下的一些笔记整理为《权力意志》一书出版。由于这本书是由他妹妹编汇的，学者一般认为这本书并没有反应出尼采的真正思想。研究尼采的学者Mazzino Montinari便说《权力意志》一书“根本是假的”。伊丽莎白篡改和删除许多尼采原稿的段落，例如在《反基督》一书的第35节中，伊丽莎白便删去尼采为了讽刺圣经而写下的一段落。作为身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对尼采思想的研究却可能是在当代哲学界缺乏共识的领域。人们可以容易的看出尼采提出的主要概念，但这些概念背后的真正涵义、以及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先后都是相当具有争议的。尼采曾知名的提出“上帝已死”的主张，而这种上帝之死不是为了形塑成激进的观点主义，便是迫使读者接受“真相”永远是具有既定观点的主张。尼采也区分主人-奴隶道德说，主人的道德是来自于对生命的颂扬，而奴隶的道德却是来自于对前者的愤恨。这种区分方式直接指出“好与坏”与“善与恶”两种道德标准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在主人道德中的“好”却在奴隶道德中被视为是“恶”。从道德与伦理引发的各种争议也因此可以被归属为心理学的领域，尼采提出的观点主义可能减少知识论在心理学界的重要性。尼采作品中频繁地出现了“权力意志”的概念，在最基本上，尼采曾主张意志的力量在解释人类行为上要比柏拉图学派的爱欲（Eros）概念、叔本华的“生存的意志”、或是功利主义的道德主张都要来的清楚有力多了，但若从这个概念进一步延伸，尼采的涵义究竟为何则仍有争议。许多尼采的哲学思想都带有批判性的风格，尼采常受到“缺乏一套建设性的体系”的批评。然而，尼采自己曾表示他不认为哲学本身可以建构一套思想体系，在《善恶的彼岸》的序言中他指出许多以教条原则建构哲学体系的思想家带有的往往只是普遍的偏见罢了（例如灵魂的概念）。不过尼采也有一些带有建设性色彩的概念例如超人说以及永恒轮回，尼采认为超人是人类以及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力量达成的目标。尼采在1872年出版他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源于音乐的灵魂》（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在1886年则改以《悲剧的诞生：希腊文化和悲观主义》（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Oder: Griechentum und Pessimismus）为名重新出版。第二版包含序言—“自我批判的尝试”，之中尼采对他的这本早期作品做了一些评论和检讨。与启蒙时期传统中认为古希腊文明属于高贵、单纯、优雅而宏伟的看法不同的是，尼采将古希腊文明描述为两种独特派系的不断斗争——阿波罗派与狄俄倪索斯派。阿波罗在尼采来看属于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原则上的个人主义），带着其优雅、冷静、以及对于外表美观的重视，人得以立刻将其自身与朴实的自然界区隔开来。而狄俄倪索斯则代表酒醉、非理性、以及无人性，尼采在这里也显示他受到叔本华提出的非理性成分主导人类创造力的概念所影响。尼采描述在苏格拉底之后阿波罗派如何支配了西方文明的思想，并且提出德国浪漫主义（尤其以理察·瓦格纳为代表）作为复兴狄俄倪索斯派的可能方式，以挽救欧洲的文化。《悲剧的诞生》刚发表时受到古典文字学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等人的激烈批评。1886年尼采也对这本书抱持保留态度，将其称为“一本难以忍受的书…写的很糟糕、沉闷、让人难堪、疯狂。”尼采在1873年开始撰写，并于1876年完成了《不合时宜的考察》。这本书收集四篇（原先计划13篇）讨论当时欧洲情况的论文，尤其是有关德国的文化。另外还有第五篇原标题为《我们文字学家》的论文要到尼采死后才被出版。《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最初于1878年出版，尼采在1879年出版增补的第二部分《各种看法和原则》，1880年出版第三部分《流浪者及其阴影》。三个部分一起在1886年以《人性，太人性的：自由灵魂之书》（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Ein Buch für freie Geister）为名出版。这本书代表尼采创作生涯中的“中期作品”的开端，抛弃德国浪漫主义和瓦格纳的影响，开始显现出完全的实证主义的倾向。这个时期的写作风格在于很少提出一套建设性的哲学体系，这些作品都是以数百条格言编汇而成，有时只有一句话，有时则长达一页或两页之多。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揭发出许多错误的假设，而不是对这些假设提出解释，虽然尼采也在许多论点中使用一些他的思想：他使用实证主义以及权力意志的概念作为解释问题的手段，虽然权力意志的概念在这时还没有发展成熟。在《朝霞：道德偏见之反思》（Morgenröte. Gedanken über die moralischen Vorurteile，1881年）一书中尼采减少快乐主义在驱动人类行为上的重要性，并且改强调“对权力的感觉”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相对主义观点既是道德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而他对于基督教的批评至此也发展成熟。尼采在这本书里写下的格言都相当清楚、冷静、并且都带有一致的风格，尼采的这本书似乎是要呈现给读者独特的体验，而不是试图说服读者接受任何的观点。在后来几本书里尼采会继续将之中许多的概念发展成熟。《快乐的科学》（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1882年）是尼采中期作品里最庞大而又最完整的一本书，尼采继续使用格言的风格写作，这本书也包含大量的诗句，多过其他所有的作品。这本书的主题是颂扬生命的快乐，并且将美学的乐趣以轻松的哲学风格带入生命中（书名是源于法国普罗旺斯的方言——代表着诗歌的艺术）。尼采提出永恒轮回的理论作为例子，纯粹以一个人的生命来考量一个人应该要采取怎样的行动。这与基督教传统主张的死后生命——亦即人可以牺牲当前肉体欲望以换取长久心灵平安喜乐——不同。不过，《快乐的科学》最为人所知的是尼采提出“上帝已死”这个说法，这代表尼采试图以自然主义与美学取代宗教传统的概念；在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文中，这句话被阐释成数千年来西方的理性-宗教传统所信奉的超感性世界的破灭。在1883-1885年间完成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写给所有人及不写给任何人的书》（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象征尼采中期作品的终结和晚期作品的开端，这本书成为尼采最知名也最重要的著作。该书写作格式相当独特，尼采使用哲学小说风格的写作方式，类似于新约圣经以及柏拉图对话录的风格，同时也相当类似于前苏格拉底哲学作品里的语调，经常以自然现象作为修辞和讲述故事的手段。尼采也经常提及西方文学及哲学的各种传统，解释并讨论这些传统的问题。以查拉图斯特拉（琐罗亚斯德教的创教先知）这个角色为媒介，由他四处进行哲学演讲，描述他的旅程以及各种听众对于其哲学的反应。这些听众的反应（像其他的教育小说一样）就可以视为是对于查拉图斯特拉（以及乃至尼采本人的）哲学的评论。这些特色和书中本身论点的模糊性和矛盾本质，最终使这本书获得阅读大众的青睐，但也使得这本书相当难以被学界分析（或许这就是尼采原先的意图），《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也因此在哲学界曾不受学者的重视（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分析哲学传统），到20世纪的后半期人们才对这本书以及尼采混合小说和哲学的独特写作风格产生广泛兴趣。尼采在这本书中正式提出永恒轮回的理论，并且第一次用“超人”（Übermensch）这个词，尼采在之后所有的作品里都使用了超人这个理论。在尼采的“晚期作品”中，1886年出版的《善恶的彼岸：未来哲学的序曲》（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Vorspiel 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最接近于他的中期作品的风格。在这本书里尼采定义了真正的哲学应该具备的条件：想像力、自我主张、危险、创意、以及“价值的创造”——其他的他都认为是附带的条件。从这里触发尼采质疑了一些哲学传统上的重要假设，例如许多哲学流派常使用的“自我意识”、“知识”、“真理”、以及“自由意志”等概念。尼采批评这些传统概念是没有足够证据的，他改提出力量意志(the will to power)来解释人类的行为，尼采在书中提出他对“生命的观点”，并且认为那是“超越善与恶的”，否定人类世上存在着一套普世的道德。在知名的主人-奴隶道德说里尼采重新评价称霸西方哲学已久的人文主义传统，他主张即使是对于弱者施与支配、占有甚至伤害，也不见得是任何人都有资格指责。尼采在这本书里贯彻道德相对主义以及观点主义的论点。由三篇专文构成、在1887年出版的《道德谱系学》（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一书是尼采在进入混乱的1888年前的最后著作。每篇专文都专注于讨论道德概念的发展以及传统，尼采试着证明当代道德观的最初起源根本没有半点道德根据，残酷的权力斗争才是形塑道德的主要角色。与其他作品相较，这本书在写作形式和语调上都较为倾向哲学论述的风格，也因此这本书成为哲学界对于尼采思想分析的主要来源。在第一篇专文中尼采将基督教的道德观追溯至那个被他称为“奴隶借由道德造反”的时期，他描述位居社会底层的成员对于那些强大、富有而高贵的上层成员的“怨恨”。贵族成员们是以“好/坏”作为价值的区分标准，认为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优势证明他们自身的优越，并且藐视那些底层的成员。而奴隶们则发现他们无法面对自己被强者征服的事实，于是构思出一套“想像的复仇”，将那些强者描述为“恶”、并将他们自身描述为“善”，也因此建构出基督教的道德观，透过这套道德观，无能而软弱的成员才有资格住在地球上。在第二篇专文中尼采则描述在这套道德观浮现前的社会的景象（他将之称为“传统的道德”），在那之前以暴力伤害人的权利来自于人的能力，就如同动物也有记忆和进行承诺的能力一般，违背承诺者会遭致的惩罚就是被暴力伤害。也因此，依据尼采的说法，惩罚的传统并不是来自于任何道德目标或理论。“坏的结果”也是在道德观浮现前的社会就已存在的概念。若是人不再有自由四处游荡和进行劫掠，他所带有的暴力的动物本性便会转而发泄至自己身上。在第三篇专文里尼采则讨论到基督教道德观里所呈现的“完美的禁欲者”的概念，尼采主张埋藏在这个禁欲概念之后的只不过是一连串可笑而又没有根据的迷信，即使在现代社会，这些迷信仍然企图以新的、“秘密的”形式腐败人类。《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是尼采在1888年出版的第一本书，1888年是尼采创作的高峰期、但也是他发疯前最后一年。在这本书里尼采规模空前而毫无节制的攻击理查·瓦格纳，他承认瓦格纳的作品是极为杰出的音乐成就，但他批评那只不过是文化衰退和虚无主义的产物，也因此只是象征软弱无能。这本书显示尼采也是相当犀利的音乐评论家，并且也替他后来在对艺术本质、及艺术在人类未来扮演的角色的思考上奠定基础。同在1888年出版的《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Götzen-Dämmerung, oder 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ert）是极具争议性的一本书，书名是取自瓦格纳的同名歌剧尼贝龙根的指环中第四部“诸神的黄昏”（Die Götterdämmerung）。在这本篇幅不多的书里，尼采重新提出并且总结对于许多主要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以及其他基督教哲学家）的批评。他在“苏格拉底的问题”这个章节里指出没有人可以计算生命的价值为何，任何试图计算生命价值的人都只是证明自己具有否定生命或是肯定生命的倾向。他认为在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发展都是“堕落的”，因为那些哲学家们企图以辩证法作为自我辩护的工具，而传统思想的权威则被毁灭。尼采批判了当时的德国文化相当单纯而幼稚，并向许多主要的法国、英国、以及意大利文化代表人物开炮。比起那些所谓的“颓废主义”，尼采更赞成像凯萨、拿破仑、歌德、修昔底德、以及诡辩家们，他认为后者比起前者要来的健康而强壮多了。这本书的最后告诉了读者们尼采最重要的计划：重新评价所有的价值观（Umwertung aller Werte（德语：Umwertung aller Werte））。同时古罗马的文明成就在尼采来看要比古希腊高多了。《反基督：对基督教的诅咒》（Der Antichrist. Fluch auf das Christentum）是尼采知名而又具争议的著作，尼采在这本书中对基督教的道德观发起论战式的批判攻势，后来世人将尼采视为是反基督教的狂热者的形象主要也是源自于这本书。在这本书里尼采集吉他在之前的作品里对于基督教的各种批评，但改以讽刺的写作风格表达他对于基督教伦理中奴隶道德腐败高尚的古罗马道德的恶心和痛恨。他举出基督教中的一些成分—例如福音书、保罗、殉教者、神父、以及十字军，认为那些都属于奴隶道德中的怨恨，认为基督教企图鼓吹软弱和不健康以牺牲掉那些更强壮的道德。尼采也不忘批评耶稣基督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基督教象征，这本书也因此抛弃他其他作品中相对而言较为中立（虽然仍都很激动）的分析风格，转而采取全然事实的论战风格批判。尼采并且提出一套“反基督”的道德以改进未来：重新评价所有的价值观。尼采在1888年出版的《瞧！这个人》（Ecce Homo）是风格极为独特的自传，有些章节的名称甚至是“为什么我这么有智慧”、“为什么我这么聪明”、“为什么我写出这么好的书”。自传中记述的主要是尼采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而不是尼采个人的生平。书中凸显尼采在研究各种哲学传统上的计划，但较少提起他对於哲学与文学之分裂的理论，以及哲学与个人特质、身体和心灵之间的冲突。尼采试着将许多他的哲学思想与他的身体外貌相连结，他偶尔还会刻意以极为谦虚的评论描述自己，甚至呈现出半开玩笑或自我奉承的笔风（这同时也是讽刺苏格拉底的谦虚）。在描述完自己后，尼采宣称世上所有的美德都已经呈现在他身上（包括父亲的早逝以及奇差无比的视力——用以证明他的逆来顺受），他也短暂的评论他所有的作品。最后一章节则名为“为什么我是一个宿命”，尼采在书的结尾告诉读者，“永恒轮回”以及“对所有价值观的重新评价”是他哲学研究的中心。1888年底出版的《尼采反对瓦格纳：来自一个心理学家的档案》（Nietzsche contra Wagner, Aktenstücke eines Psychologen）收录一系列尼采在1878至1887年间撰写的有关瓦格纳及其音乐的评论。这些文件说明尼采与瓦格纳之间在美学上的差异，并且记述瓦格纳的音乐如何逐渐的遭到基督教、雅利安人种至上主义、以及反犹太主义的腐化。长年下来，尼采写下大量的文稿和笔记，尤其是记述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尼采死后，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成为这些档案的合法继承人，她将这些文稿编汇后以《权力意志》为名出版。后来的研究发现伊丽莎白对这本书动了许多手脚，包括极为选择性的挑选文稿、擅改段落的排序，因此当前主流的学界认为由伊丽莎白编汇的这本书属于修正主义的篡改版本，只不过是她以哥哥的作品为媒介夹带自己的政治观点罢了，尼采在世时极为厌恶自己的文稿遭到这样的篡改。除此之外，伊丽莎白在日后进一步篡改哥哥的作品以迎合纳粹的思想，这些纪录都证明尼采后来被与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画上等号有可能是伊丽莎白篡改的后果。1960年代，学者Mazzino Montinari和Giorgio Colli出版第一本经过详细重新检验和整理的尼采笔记本，将尼采的文稿依据时间先后排序（伊丽莎白和彼得·加斯特是以主题分类，还擅自加上标题、剪贴段落，甚至加上其他作家的文件而没有注明，误导读者认为那是尼采的文笔），这个版本接着也被翻译为各种语言出版。另外，尼采生前还有几篇论文，谈论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亦在死后以《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为名出版。尼采对20世纪的哲学留下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欧陆哲学，虽然以分析哲学为主的英美国家要到20世纪后半期才开始注重他的作品。尼采重要的贡献有他企图揭发社会的既有价值观的本质，尼采指出人的动物本性和欲望在型塑人类行为上扮演的角色这一点，也大为影响后来的心理学家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学说中重视心理力量的部分也是受到尼采权力意志说的影响。尼采不仅深深影响后来的存在主义，他的影响所及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等，尼采所提出的“上帝已死”成了存在主义的中心论点：如果没有上帝，那么就没有必然的价值或道德律；如果没有必然的价值或道德律，那么人类应该如何自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尼采的思想开始被人与纳粹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相连结，这很大程度上出自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对于他作品的篡改；伊丽莎白甚至主动与纳粹人士合作，选择性地解释尼采的理论以正当化对其他人种及国家的战争和侵略，尽管尼采本人曾明确反对反犹太主义。关于19世纪哲学家尼采的相关作品，主要是学者翻译引入对尼采思想的讨论，也包括少量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