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起因

美国内战的爆发肇始于美国在内战之前时期相互纠结的数项争议，如奴隶制、领土扩张主义、区域主义、以高关税保护美国北方工业、经济与政党政策等。美国在版图急遽膨胀后，不得不面对应将新领地拓殖为“蓄奴州”或“自由州”的问题。最后终因国内的奴隶主势力衰退、南北双方在经济上与社会上无法掩饰的歧异，乃至在各州是否有权退出联邦等问题上意见相左，从而爆发内战（1861年－1865年）。内战前夕，美国清楚的分为一国四区：东北地区（即今新英格兰）工商业型经济增长，且人口密度增加；西北地区（即今美国中西部）自耕农扩展迅速；东南方地区主要为垦殖农场，但在某些地域经济衰退；西南方地区棉花产业爆炸性增长，迅速的程度一如当时美国疆域之拓展。当时的美国东北与西北方雇用自由工人，但东南与西南方使则用奴工，这样的全国性社会与经济结构上的歧异，在19世纪中期导致南北双方对社会远景的看法互异。在战前一段时日，对政府之存续、利益上之折冲、与对暴涨的新领土之看法等范畴内，美国宪法提供了规范这些冲突的基础。奴隶制度在道德上的争议虽长久不衰，但各政党为维持全国的整体性，皆淡化了自身反对奴隶制的立场，于是产生了1820年的密苏里协议与1850年协议。19世纪中期，因着群众民主在北方勃兴、旧式第二党体制崩解、1840年代疆域的扩张、与有害且具敌意的地域观念，使美国国内的政治人物越来越难以凝聚区域性共识。1850年代，美国共和党与其技巧纯熟的政治人物们，藉多样的政治活动兴起成为区域性的多数党，工业化的北方转变为劳务自主的资本主义性格。1857年经济大恐慌使地区性紧张关系更加恶化，且促使共和党在1860年的选举胜出。1860年的美国总统当选人林肯，在南方遭遇蓄奴既得利益者们坚强的民意抵抗，引发南方数州脱离联邦。林肯以战争手段维护联邦的统一。许多合众国史的编纂者长久以来将这场事关分离与否的冲突视为“美国二次革命”——一个美国跨入现代工业社会的革命性分水岭。在北方，反蓄奴运动于1830～40年代声势大起。北方社会当时在社会与政治改革主义二者的刺激下，历经钜变。而在北方经历著先期的工业发展与都市化时，整体的美国的生活正面临着严苛的变化。改革者一般是受缅怀过去的情怀所驱使，而当时的许多改革家们致力于创新或改进社会制度，以面对新时代的来临。当时改革家们所推动的，改善监狱与收容所，便是一例。为求了解当时与改革运动同时兴起的反蓄奴运动，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上与经济上的结构性改变与其内涵。当时的结构性改变包含了经济整合与政治重整、自劳力密集朝向资本密集的发展趋势、与市场导向式资本关系的散播。工业革命的全球性发展并不局限于美国；产权观念以及消费品与旧式农业社会的连系（例如：贵族式的传统、类封建式的社会布局、以及在个人主义上，与他人的多重关系）逐渐断裂崩解。社会与经济两者的压力相互纠结，在在需要一种价值体系以将社会的变迁视为值得向往的自然发展。个人自由主义、社会流动、与自主劳工等观念受到重视，与当代经济发展相互交织。1830与1840年代的改革者们着重以种种主义来改变生活方式与工作习惯，以求帮助劳工们面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其观点植基于在当时在美国人记忆中依旧鲜明的第二次大觉醒——强调个人自新的新世纪宗教复兴——之遗意。因此，北方的改革运动便沾染上洋基基督新教（Yankee Protestantism）之大觉醒运动的精神特质。在十九世纪末的最后二十五年大行其道的改革主义——虽然包含着种种具冲突性的理想主义——大为注重以内在的自修、自律、与自制来改造人性。而对许多改革者而言，着重于人性的改造代表着，提升社会道德（具晋升机会、有财产权、与劳务自主）的承诺，这些也被视为美式民主的核心价值。在1830与1840年代，反蓄奴运动的兴起适与杰克森式民主的高峰交会，两者皆由“反贵族政治”与平等主义精神而获得鼓舞。反蓄奴者崇尚“劳务自主”；即从事劳务应具诱因而非受威逼；劳务应具技术性与教育性，并有升迁等奖励；工作可因应市场变化而自由转换。在这些期望的背后，是当时因经济结构持续变动而激发出的“劳务自主”等观念。在许多改革者眼中，美国南方的奴隶主与北方的爱尔兰工人阶级两类人不符其生产力、信仰、冷静、俭约、自强、自制等价值观。当时的改革者一般会将北方穷困的劳工、醉鬼、与罪犯等所遭遇的困境归罪于其自身：生活穷困，是因为把薪水都花在酒精上，或是因为无法抑制性冲动以致生出太多小孩，而非因为其微薄的薪资仅足糊口。当时的改革者从而关注于协助计酬工人适应产业要求，而非质疑产业本身。当时的废奴主义者们，对于改革的时机与改革运动所领导的劳务自主，都具有共同的热忱。因为源起于自强、工业化、俭约等信条，大多数的废奴主义者——其中最具影响力者为威廉·罗伊·葛里森（英语：William Lloyd Garrison）——谴责奴隶制度为支配他人的命运与劳动成果，而将自由身定义为不受拘束。在内战前的改革者眼中，有自制力的人为真正具有人身自由者。在1830与1840年代中，美国的反奴隶制组织与新兴的各个族裔团体，并非基于热忱以共同集结挑战计酬劳务体系，而是因为同具美国北方新教的成员基础。由此可解释爱尔兰劳工阶级与废奴主义者间，其后持续数十年的紧张关系。当时唯有少数的改革者游走于双方阵营之间，如英裔移民乔治·亨利·伊凡斯（英语：George Henry Evans）（纽约《工人之声》Workingman's Advocate）的编辑）与当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时常因财产缩水而对大工厂心怀不满的小技工是这些团体的要角。但居多数的废奴理想主义者并不重视关怀市郊工人阶级的呼吁。主流的废奴主义者蔑视奴隶主，但罕闻其关怀自主劳工恶劣作业环境的呼声。举例来说，就其观点而言，挨饿的童工只不过是所从事的职业较不理想，或说所处的境地较不高尚。主流的废奴主义者通常将热情倾注于种种对社会有不同愿景的改革运动上，如创设监狱与收容所、禁酒、并救济“值得加以援助的穷人”（其具诉讼手续以与“不值得加以援助的穷人”作区分）。对废奴主义者与从事相关运动者来说，这些愿景须以净化社会上的罪行来达成。这些罪行包括酗酒、卖淫、无知，以及比这些更应受谴责的，奴隶制度。1830与1840年代中，聚集在改革者们身上的设想、品味、与文化共同酝酿了1850年代的政治与意识型态。爱尔兰劳工阶级与德国天主教徒所形成的移民浪潮挑起了辉格党人与民主党人的种种反应。白人劳工与农民们害怕数目不断增多的自由黑人竞争工作机会——又称惧黑人症——恐惧感持续增长，反应在北方数州所通过具歧视性的黑人条款（英语：Black Codes）上。在西北方，虽然农地租金上涨，自耕农的数目依旧倍于农业劳工与佃农。而且，整个西北好似一个超大型的小镇。在当地，虽然膨胀的制造体系侵蚀技工与匠人的经济自主性，其地区性产业主要仍是小型企业。社会的流动性在北方集中于各城市郊区，长期受珍视的观念如掌握机遇、正派经营、与辛勤工作至少在当时足资转用于产生劳务自主的意识型态。在北方具田园风味与小镇风情之处，因“劳务自主”的性格而成型的社会形象，在现实上却对应着大规模的阶级性。在蒸气动力轮船、铁路，与电报等先进的交通设备与通讯器材之驱动下，内战前二十年的西北方见证了暴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规模。东北方的勃兴则与外销市场结合，使当地农夫的社会地位提高。乡村与小镇——属于美国共和党的铁票区——强力扩张。居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为小规模的资本主义，以使白人劳工有机会力争上游，拥有房产，甚至自己当老板。许多自由之土的支持者主张奴工体系与黑人移居者（在俄勒冈州等地则包含华人移民）应被排除于西部大平原之外，以确保自主的白人劳工之主流地位。1847年，威尔莫特但书遭到反对，因而促成“自由之土”力量的巩固。次年，俗称烧仓派（Barnburners（英语：Barnburners），其反对者讥其手段激烈，犹如为赶出谷仓内的老鼠而烧掉整座谷仓，因而得名）纽约的族裔民主党员（Radical New York Democrats）、自由党、与反奴隶制的辉格党员在八月于纽约州水牛城集会，组成自由之土党。该党支持前总统马丁·凡·勃伦与小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Sr）搭档竞选正副总统；反对将奴隶制度延伸入俄勒冈属地与墨西哥属地等前此不在美国版图内之属土。南北双方对奴隶制度的看法受限于两方劳工体系中基础性的歧异，而在文化与意识型态上的坚持使其歧异更是色彩鲜明。艾瑞克·冯纳（Eric Foner（英语：Eric Foner））在其《自由之土、自主劳务、自由之士》(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1970)一书中，走出查尔斯·毕尔德（Charles Beard（英语：Charles Beard），为1930年代的史学领袖）的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英语：Economic determinism））。冯纳强调劳务自主的理念对北方反奴隶制人士的重要性，指出主张废奴者的道德观并不一定就是北方的主流观感。许多北方人士（包含林肯在内）反对奴隶制度的部分原因在于惧怕黑奴可能散布到北方以致威胁自主的白人劳工。基于此点，共和党人与主张废奴人士在北方可透过广为宣导“劳务自主”的政策以获取有力的同情。对关心自身利益的北方人来说，“奴主势力”(Slave power（英语：Slave power）)观念的说服力远高于南方黑奴的悲惨境遇。一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写，“自由之士的呼求甚嚣尘上，非为将自由延伸至黑人身上，乃是为了保障白人的自由。”若说1830年代与1840年代劳务自主的概念有赖于北方社会的转变，其形成政策则有赖于群众民主之勃兴驱策下的社会变化。1850年代中期，曾长期抑制区域冲突的旧有第二党体制崩解，于是时机来临。1850年代，政治人物所活跃的社会中，传统上于1820年与1850年可抑制区域性冲突的约束——最主要的是稳定的两党政治——已因随着北方的群众政治所带来的紧张关系而遭腐蚀。当时，各政党对选民的动员达到空前的高峰，如此政策形成美国群众文化的基本要素。专攻内战之前时期的史家们同意，美国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在1850年代甚于今日。由于中产阶级的茁壮，与社会经济两者的迅猛成长与变迁，有更多声音促使群众参与政治；从而使精明的政客能以关注“奴隶制度扩张至西部的议题”为由动员支持者。在当时，政治活动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娱乐大众——充斥着各色人物与集会、游行等奇景。政治领袖通常成为公众利益、期待、与价值取向的投射对象。史家艾伦·倪文斯（Allan Nevins（英语：Allan Nevins））的著作是一个例子。他撰述过1856年的多场政治集会，出席集会的男男女女来自各处，各约两万至五万不等。唐·佛瑞鲍契（Don E. Fehrenbacher（英语：Don E. Fehrenbacher））写道，1860年时，北方各州的投票率可高达百分之八十四。宗教信仰复兴运动于1850年代达到最高峰。歇斯底里式的恐惧与偏执性的猜疑是这时期美国的标志。1850年代是宣传者、煽动者、与极端主义份子的乐土。1854年出现了极多的新政党，包括共和党、人民党、反内布拉斯加人组织（Anti-Nebraskaites）、融合党（Fusionists）、一无所知运动、略识一二党（Know-Somethings，为反奴隶制的本土化支持者）、缅因州姻亲党（Maine Lawites）、禁酒者党（Temperance men）、兰姆酒民主党（Rum Democrats）、银灰辉格党（Silver Gray Whigs）、印度党（Hindoos（英语：Hindoos））、硬壳民主党（Hard Shell Democrats）、软壳党（Soft Shells）、半壳党（Half Shells）、与过继者公民党（Adopted Citizens）。同时，在对奴隶制度拓展至美国西部的争议于五十年代后半成为政策焦点之前，对所谓《奥斯坦德宣言》（Ostend Manifesto（英语：Ostend Manifesto），提议兼并古巴）的论战，与遣返逃奴的问题使区域性紧张关系持续不断。在1850年协议之后，若干北方团体的反蓄奴立场更为激进；且当时南方人开始到北方来追捕逃奴，或指称在当地居住了数年的非裔美国人原为奴隶。而若干主张废奴人士公然阻止实行该协议中的法条。1850年的《逃奴法案》(Fugitive Slave Act（英语：Fugitive Slave Act）)常受到有组织的公开对抗。在波士顿——一个因未曾有逃奴遭遣返而声名远播的城市——希欧多尔·帕克（Theodore Parker（英语：Theodore Parker））连同市内其他精英人士于1851年4月在群众协助下阻拦该法案实施。公然抗命的作法逐城逐镇的出现。最值得注意的是1851年时的纽约州西拉鸠斯市与1854年于波士顿再度发生者。然而，一如上述，这些争议未曾引发危机，直到1820年才因密苏里协议而爆发。协议内潜藏着与之前相同的争议：各属土内的奴隶制度。出人意料，且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南方州于1851年各自举行宪政会议，考虑拒行联邦法律并脱离联邦。南卡罗莱纳州更进一步，其议案中甚至没有“不脱离”的选项，而只有“不在他州无共同行动下脱离”。南方各州的宪政会议中，占多数的联邦支持者表决驳回分离案。在密西西比州的集会中，更进一步否定该州有脱离联邦的权利。对照于日后的发展，这点颇令人关注。距此不到十年，当南卡罗莱纳州于1861年倡议分离时，密西西比州是首先跟从的数州之一。1850年代，区域冲突再起，导因于与1820年密苏里协议中相同的争议：各属土内的奴隶制度。南北两方实际上对昭昭天命的信条各自作了不同的诠释，因而腐蚀了国家主义与全国性的结合力。1850年代，美国的边界扩展至爱荷华、明尼苏达、密苏里的西界之外，围绕着美国中央大平原。仅仅一个世代之前，此区尚被称为美大荒（Great American Desert（英语：Great American Desert）），且大多数的美国人并不清楚密苏里河河湾之外有这片广大的可耕地。于是，此前位居美国国境西北的各州（介于阿帕拉契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此时不得不作好准备，让拓殖者再度西向垦殖。而墨西哥于1848年2月2日被迫签下瓜达卢佩·伊达戈尔条约，割让大片土地给美国，更使情况加剧。由于北方的自耕农并不想与奴工竞争，于是新近获得的西部领土是否应允许实行奴隶制度便引发了争议。自韦伯斯特─亚叙伯顿条约（Webster-Ashburton Treaty（英语：Webster-Ashburton Treaty））与墨西哥割让所得的新领土不仅重新掀起旧有争议，扰动蓄奴州与自由州在参议院中的均势，同时也置联邦政府于区域性紧张关系的冲突中心。垦殖者期望联邦政府能成大事：在新领土上建立州政府，并移置当地土著（以空出地方给白人）；再加上，在原有各州与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新领土之间，其通讯与运输很自然地越来越成为问题；于是，拓殖者之长远利益，成为要求延伸联邦政府公权力的因素之一。华盛顿不再如过去一般天高皇帝远，她成为解决地区定位与直接调解区域性冲突所不可少的政治力量。尤里西斯·格兰特称美墨战争为“一场以大欺小的不公平战争”，且为美国内战的成因之一：“进占、分离、与并吞德州是……一场掠夺领土的阴谋，使可于美利坚联邦内建立蓄奴州。”铁路运输于1840年代兴起，拥护政府补助奖励交通运输者遂得到额外的支持。史蒂芬·道格拉斯提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企图建立辐凑于其家乡伊利诺伊州的铁路网。道格拉斯——与整个密西西比河谷居民——很自然的想要在自己的地盘上拥有铁路，以使芝加哥在通往太平洋岸的交通线上成为大站。为取得南方的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提出人民主权论，认为应由各新领土上的议会来决定“一切与奴隶制度相关的问题”，其效力及于撤销密苏里协议。在贯洲铁路的理念在国会获得支持的同时，它也很快的卷入地区本位主义之中。比在国会内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更重要的是，必须确定北方各州的舆情对其进行抵制。因其效力及于撤销密苏里协议——一个许多北方人笃信其神圣崇高，几乎当成宪法条款的法案─美国国会史上或许没有另一件议案有如此大量而迅速、全面、凶兆般的更动。然而，在法案提出的首月，舆论出乎意料的沉默，以致无法预示出情况的严重性。由于当时北方的报纸忽略其内情，共和党领袖们悲叹著民意之缺乏反应。民意的反应最终还是来临，但须由意见领袖来激发。沙蒙·蔡斯的“诉诸独立的民主党人”大幅度的唤醒公意。在纽约，威廉·席瓦德因为各方缺乏协同行动，终于挺身而出，成立少见的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组织。“国家纪元”（National Era）、“纽约论坛”等报纸，与地区性的自由之土小报，随即讉责该法案。由于众所周知北方的社会资源超出南方，以及劝说南方雄心大展，将奴隶制度的力量拓展至现有范围之外的意见高涨，因此北方人所接受的观点为：在共和党具优势的情况下，制造适当的冲突。共和党在成立后的六年内便夺下白宫宝座。该党听取边疆民意对“自由之土”的情绪性争执，建立连贯的意识形态主旨，在南方与发展迅速的北方之间的区域性不满上，与民主党领袖相互竞争。共和党的力量自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提案之相关立法争议中增长。当北方抵制该案的民意成形后，共和党领袖转而促进其他的政治重整。亨利·威尔逊宣称辉格党已死，并矢言反对任何复兴该党之作为。荷利斯·格里利的论坛呼吁成立新的北方党。而本杰明·韦德（Benjamin Wade）、赛门·蔡斯、查尔斯·桑诺（Charles Sumner）与其他人明白表示出联邦对内布拉斯加提案的反对态度。论坛的甘玛利尔·贝利（Gamaliel Bailey）于五月与反奴隶制的辉格党员以及民主党国会议员们召开政党地方会议。三十多名内布拉斯加提案的反对者在1854年2月28日于威斯康辛Ripon公理教会（Ripon Wisconsin Congregational Church）举行的会议中，呼吁成立新政党，并提议以“共和”为名（以使其理想与独立宣言相结合）。1854年夏季，这些创党元老也成为共和党得于北方数州成立的要角。在保守人士连同许多中间份子仅仅满足于吁求恢复密苏里协议或禁绝拓展奴隶制度之际，激进人士则鼓吹撤销1850年的逃奴法（Fugitive Slave Laws）并立即废止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激进人士”一词当时也用于反对1850年协议者。该法案将奴隶制度延伸至新领土上。若无后见之明，美国于1854年的选举看来像是一无所知主义的大胜，而非反蓄奴者；当时天主教移民的问题取代反奴隶制度成为诉诸民意的争议点。以费城的例子而言，一无所知运动成员道格拉斯以超过八千票的多数取得市长职位后，尽管他随即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提案有不同的意见，道格拉斯成为一无所知运动的代言人，而非其政策危及民主党的共和党人。建党之后，随着共和党员自称为“劳务自主”的政党，该党在中产阶级间获得支持而声势大起，却未能吸引领取终身俸者与失业者。党员们所赞颂之劳务自主的优越性，只不过反映出数百万“已得自主”者的经验，或另外数百万人的期待。美国共和党员们成为国家主义者、平均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一如英国之保守党员。由于不能容忍社会多样性，党员们试图将其价值观加之于其他团体上——包含温和派议员与反奴隶制者；而地区性政党与少数族裔政党（在美国为民主党；在英国为自由党）则吁求文化多元主义与地方自治。当时尚非“已得自主”者包含爱尔兰移民：在北方的工厂作业员中占一大部分，且持继增长。共和党员的愿景为有条理的自由，在他们眼中，天主教蓝领阶级缺乏自制、节欲与冷静等基础。党员们坚持，接受教育、信仰宗教、辛勤工作——即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之价值观——与支持共和党之间彼此高度相关。“在将学校当成麻烦制造者之处，在信仰不受尊重且懒人与浪费者作主之处，”支持共和党的《芝加哥民主报》（Chicago Democratic Press）编辑在詹姆斯·布坎南于185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打败约翰·福瑞蒙特（John C. Frémont（英语：John C. Frémont））后写道，“布坎南在这种地方获得最坚实的支持。”当时的美国社会遭关于种族宗教、社会经济与文化上的各种断层所贯穿，且逐渐发展为地域性断裂、北方新教（Yankee Protestants）与浮现的工业资本主义两者间利害关系的倾轧、以及逐渐昇高的美国国家主义与南方奴主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对抗。例如颇受称颂的史家唐·法瑞贝契（Don E. Fehrenbacher）在其《伟人之序曲─1850年代的林肯》（Prelude to Greatness, Lincoln in the 1850s）一书中，记载着伊利诺伊州奴何自外于国家的政治活动，书中指出投票行为受在地居民行为模式影响。当时南方垦殖者的居住区为民主党铁票区，而新英格兰垦殖者的地区则坚定支持共和党。再加上，众所周知位于边疆的乡村带其政治立场温和，利于劳务自主与自由之土等议题发生影响。其后两年间的“堪萨斯内战”事件，掳获被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等事件所激发的群众热情。来自北方的垦殖者受新闻媒体与论坛以及强力宣传废奴的组织所影响。他们通常收受诸如来自新英格兰移居者协助公司（New England Emigrant Aid Company（英语：Massachusetts Emigrant Aid Company））等组织的金融援助；而来自南方的垦殖者通常获得家乡社区的捐献。南方人拥护在其地盘上的宪法权利，并维持有效的政治力量以抵御“具敌意且有害的立法机构”。美国中央大平原并不适于种植棉花，知道这一点的南方人之所以主张美国西部开放蓄奴，常见的理由——或许是最常见的——是采矿。巴西是使用奴工采矿最成功的例子。十八世纪中期，米纳斯吉拉斯采钻及附加的探金促使大量的奴隶及奴主自巴西东北的产糖区转业。美国南方领袖知道这是一桩好买卖，早在1848年杂志《狄波评论》（DeBow's Review（英语：DeBow's Review））即已推行此事。1855年左右，堪萨斯州内对奴隶制度的争议之空前激烈紧绷；但当地压倒性高比例的外来垦殖者仅渴求土地，丝毫不在意当时逐渐浮现的大型公共议题。当地居民多不关心地域冲突或奴隶制度的争议，州内的紧张关系实始于互不相让的垦殖者之间的彼此倾轧。当地首批据地安顿下来的垦殖者中，无人拥有自身所据土地之权状；而后至之垦殖者们又急于占据新发现的无主可耕地。在来自北方州与来自密苏里垦殖者们双方紧绷而激烈的对抗中，仅极少部分具有高尚意识形态，以质疑奴隶制度。实际上，密苏里州的垦殖者视堪萨斯为自身地盘，将盘据当地的北方垦殖者当成入侵者；而北方垦殖者痛恨密苏里人未经正当手段便攫取最肥美的土地，贬之为'令人作呕'的半野蛮人。然而，1855至1856年间堪萨斯内战的暴力行为在约翰·布朗─追随者称他贯彻上帝意志，摧毁奴隶制度─介入这场混战后达到意识型态上的高峰。在约翰·布朗刺杀了五名支持蓄奴的垦殖者后（即所谓的“波塔瓦托米大屠杀”（Pottawatomie Massacre）），堪萨斯州内掀起了数场游击式的武装暴乱。除约翰·布朗外，这些参与暴动的持械集团通常只对圈地与劫掠有兴趣而已。国会与全国舆情事后的反应所造成的影响较暴乱本身更为深远。南北双方都普遍认为，在堪萨斯所发生的事是一个缩影，反映出对方的积极策划，责任须由对方承担。无论这种想法是否完全正确，南北两方皆坚信不移。“血溅堪萨斯”最终成为区域性冲突的一个象征。在美国东岸报导堪萨斯骚乱的新闻前，华盛顿于五月19与20日间发生一件狂暴而离奇的相关事件。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桑诺在参议院内所作名为“反堪萨斯的罪行”（The Crime Against Kansas）的演说中谴责皮尔斯政府与制度性蓄奴，并指名道姓的控诉南卡罗莱州的安祖·巴特勒（Andrew Pickens Butler）参议员─一个与其针锋相对的奴隶制度辩护者。他在演说中以“性”明指暗讽这位南卡罗莱州的参议员为奴隶制度中的“唐吉诃德”：他“挑了个情妇（从娼的奴隶），…，谁见了她都嫌丑，只有他始终觉著可爱；世人眼里视为堕落者，在其眼中是为贞洁。”因为南方绅士依不成文的规矩须为受辱的家族尊长复仇，桑诺于数日后遭巴特勒的外甥─美国联邦众议员普利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于近距离内以沉重的手杖作近乎致命的重击；他因失血过多失去意识，无法回到参议院履行职务长达三年。这位麻州参议员于是成为区域性紧张关系的另一个象征。在数年间，他在北方成为奴隶制社会行为野蛮的例证。由于对堪萨斯的事态发展感到愤慨，共和党─美国史上第一个区域性政党─深具信心地首次参与总统大选。党提名人约翰·佛瑞曼（John C. Frémont）一般对新政党来说是个稳妥的人选─虽说因其母为天主教徒，令党内主张本土化的一无所知运动支持者感到不快─提名一个无参政记录，却因曾远赴极西部而夙负盛名的探险家可令前民主党人耳目一新。而其他两位竞争者，威廉·席瓦与沙蒙·蔡斯，相较之下太过激进。尽管如此，1856年美国总统大选活动中几乎未提及奴隶制相关争议─即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对抗─反而聚焦于堪萨斯的争执点上。共和党谴责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及奴隶制度的进一步延伸，而倡议内部改进（internal improvements）计划以整合反蓄奴的理想主义与北方在经济上的渴望。这个新政党迅速的发展出坚强的政党文化，伴随一大群活力充沛而有教养的活跃份子，催票入柜，数目空前。民众热情响应。年轻的共和党员组织“全面觉醒”（Wide Awake）俱乐部，并吟诵口号：“自由之土、自主劳务、自由之士、佛瑞曼！”（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Frémont!）由于南方吞火者（支持脱离联邦的激进人士）甚至部分立场温和人士都扬言一旦佛瑞曼当选便要脱离联邦，詹姆斯·布坎南因为联邦整体性前途堪虑而得利。艾伦·倪文斯在其八卷联邦体制的严酷考验（Ordeal of the Union）中，论断美国内战为一场“无从制止”（irrepressible）的冲突。倪文斯综合融汇各项相互倾轧的因素，着重于道德、文化、社会、意识型态、政治、与经济等种种争议。为能如此，他将对历史的争论带回社会与文化因素的重点上。倪文斯正确的指出，当时南北两方很快的成为两种不同的人民。文化差异的根源为奴隶制度之争；但各自相异的基本前提、品味、与文化也同时令彼此越离越远。战前有数项因素降低区域冲突，使联邦体制可勉力面对拒行联邦法规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等事件。其根本的理由是，越来越支持南方，且助其巩固于联邦政府中利益的民主党，当时仍具支配地位。民主党当时在美国是多数党，通常掌握国会、总统职位、司法机构、以及许多州内的官职；该党并促进南方大农场主与北方民主党人间的结盟关系。在林肯于1860年美国总统大选横扫全国前，奴隶主在美国日渐增多的新领土上仍可占上风，并对国家政策有极大的影响力。美国的西向扩张，在当时看来好像是1830年代安德鲁·杰克森式的土地农业政策（杰斐逊式民主与杰克森式民主）─即低度中央集权并有利于贷方─对亚历山大·汉弥尔顿式政策的永久胜利。经济政策是个例子。南方人为杰克森总统去除第二个美国中央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努力喝采；该央行为亚历山大·汉弥尔顿于1791年所建，用以提供国债并提升联邦政府的权力。另一个南方强烈影响力的例子为1833年结束拒行联邦法规危机的妥协关税法（Compromise Tariff of 1833）。而且，南方在摇撼司法部门上可能更具力量。1835年，罗杰·坦尼继任约翰·马歇尔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其后约三十年间，坦尼在法庭上确保社会责任向个人产业作政策性倾斜─此即逃奴法（Fugitive Slave Law）的基础。最后，即使在外交政策上，1847年的威尔莫特但书（Wilmot Proviso）与1854年的奥斯坦德宣言（Ostend Manifesto）就是南方强大影响力的例子。几乎是自开国以来，各州政府与中央政府便持续相互争夺主管中央的权力，与人民的效忠。例如说，1798年的肯塔基及弗吉尼亚决议案公然反抗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新英格兰在哈特福特会议中表达反对麦迪逊总统与1812年战争；以及退出联邦。自约1820年以来，至内战发生时为止，贸易与关税在持续撕扯著联邦的结合力。美国南方几乎纯然为农业与出口导向，极度依赖对外贸易以自欧洲或美国北方输入大部分的加工制造之所需。反过来说，美国北方内部工业经济成长，则视对外贸易为竞争者。贸易障碍，尤其是保护性关税，遭倚赖出口的南方视之为经济伤害。1828年，美国国会通过保护性关税以利北方州从事贸易，但却不利于南方。南方人在口头上表达对关税的反对意见记载于南卡罗莱那州说明与抗议（South Carolina Exposition and Protest, 1828）等文件中，以回应令人嫌恶的关税（Tariff of Abominations）。在等候四年以待国会撤销“令人嫌恶的关税”，而国会于1832年所颁布的新关税法仅有些许补救措施后，南卡罗莱那州愤怒的回应，在当时导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分离危机。州内若干好战人士曾暗示以撤出联邦作为回应，但该州的州议会领袖约翰·C·卡尔霍恩说服最热切而激进的关税反对者采纳拒行联邦法规的宗旨作为应对策略，而非进行实质性脱离。新一届的南卡罗莱那州议会迅即召集议员当选人召开州内会议。会议中表决通过宣布1828年与1832年的关税法在州内无效作废。安德鲁·杰克森总统坚定回应“拒行联邦法规为叛国行为”。他随即增援位于该州内的各联邦要塞。南卡罗莱那州以采行拒行联邦法条款（Ordinance of Nullification）处理关税问题，该条款宣布1828年与1832年的关税法于州内无效作废。州议会同时通过法令以落实该条款，包括授权增兵与拨款军购。对应于南卡罗莱那州的恐吓性作为，美国国会通过军力动员法（force bill），而安德鲁·杰克森总统于1832年11月派遣七艘军舰连同舰上官兵进驻查尔斯顿港。12月10日，总统严正宣告，禁制拒行联邦法规者。1833年，当杰克森的拥护者于国会中制订“军力动员法”以授权总统派遣海陆军行使国会通过的法案后，武力冲突看来确有可能。当时并无他州支持南卡罗莱那州，而州内对于是否与联邦政府摊牌到底，意见分歧。在亨利·克莱与卡尔霍恩策划出一套妥协关税法后，危机解除。其后双方各自宣称得胜。在南卡罗莱那州，卡尔霍恩及其支持者宣称这是拒行联邦法规者的胜利，他们坚持，是单独一州的力量迫使关税法重新修订；而杰克森的追随者，认为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没有任何一州可藉单独行动以维护州权。考宏其后运用其影响力建立了南方团结的概念，若僵局再度发生，整个南方可整体运作以抗拒联邦政府。同样的争议发生于1842年的黑色关税法（Black Tariff，撤销1833年的妥协关税法）上。在1846年的华克关税法之后，这段期间内的自由贸易减低了随后可能发生的争议；直到1860年共和党制订贸易保护性质的莫瑞尔关税法（Morrill Tariff），再度刺激南方的反对关税者为止。美国北方自奴隶制度相关争议所衍生出的劳务自主观念看似威胁南方的大农庄体制。这种紧张关系的核心为劳务体系之差异。大农庄体制，实际上构成南方的社会组织。1850年，在六百万的自由民之中只约有350,000位左右的奴隶主─约百分之三十六的白人家庭。在南方自由民的社会中，有效率的社会流动性使南方有更多的自由民期待有一天能拥有奴隶。然而，拥有奴隶的家庭，其比例于1860年下降至约百分之二十五，且奴隶的所有权高度集中于一小部分拥有大多数奴隶的奴隶主们。有百分之七的奴隶主们所拥有的奴隶可能约占奴隶人口的四分之三。拥有大农庄的精英人士，又称“奴隶钜子”们（slave magnates），数量之少可拟之于后世的百万富翁。穷苦的白人或“犂民百姓”们（"plain folk"，看天吃饭者）身在市场经济之外。许多拥有数名奴隶的小农或自耕农则处于市场的外围。虽然个人利益与奴隶制度切身相关者（如大农场主与奴隶主）仅占少数，在南方开始步向民主政体时，奴工体制于并不处于内部崩溃的边缘。自由的南方小农逐渐接受奴隶钜子的政治领导地位并拥抱歇斯底里的种族主义。他们于是非自愿性的成为在美国南方的民主党重整运动的代理人。而且，即使穷苦的白人或“犂民百姓”通常也与最好斗的奴隶制辩护者们利害一致。一个例子是，小农依赖当地的农场大亨以使用轧棉机、进入市集通路、养家活口、畜养牲畜、以及借贷。在许多地区，多样化的社会阶层间还有广布的亲族关系网。郡中最穷苦的人家很可能就是豪门巨室的表亲。由此可解释，为何南方坚持其独特的体制作为生活方式的根基。许许多多非奴隶拥有者也都抱持着，总有一天能拥有奴隶的希望。在1850年代，南方的奴隶主们感到在心理上与政治上都被逐步包围。日渐依赖北方的商品制造、商业服务、与信用贷款；也与繁盛的西北部农业区日渐疏远。该区当时正面临着北方日趋增多的劳务自主概念，与废奴主义者。由于对堪萨斯州内事态发展的喧嚣抗议在北方声浪高涨，奴隶制度的辩护者们─其生活方式在全国其他地方被认为过时─转变为支持奴隶制度的好战意识型态，成为其于亚伯拉罕·林肯出线后脱离联邦的根源。南方人对北方的政治变迁投以刻薄的回应。奴隶主既得利益者寻求外界支持其于新领土上的宪法权，并维持有效的政治力量以抵御“敌意”且“有害”的立法。在转变的背后，是让奴隶制度在南方经济中变得空前重要的棉花产业。使其色彩鲜明且升高紧张者，为南北双方带着固定意识型态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哈丽特·比彻·斯陀夫人的畅销书《汤姆叔叔的小屋》（1851年）与废奴运动（由William Lloyd Garrison于1831年成立“解放者”组织后宣布）的成长，刺激出精心制作的对奴隶制度的智识性辩护。于1859年在约翰·布朗袭击哈普斯渡口后达到高潮的废奴运动，声浪日渐升高（时带暴力），被视为连串的威胁。而且，在许多南方人的心目中，废奴主义者企图煽动诸如1790年代发生于海地，以及三十多年前由奈特·透那所企图掀起的，黑奴暴乱。詹姆斯·狄波（James Dunwoody Brownson DeBow）所建立的狄波评论（De Bow's Review）为在南方销量领先的杂志，警告农场主阶级者关于在经济上过度倚赖北方的危险。“狄波评论”出现后，成为脱离联邦的相关意见领袖。杂志中强调南方在经济上的弱势，将其归因于北方在制造业、运输业、银行业、以及国际贸易上的霸权；在圣经章节中断章取义为奴隶制度背书，并在经济上、社会上、历史上、与科学上，将奴隶制度由“必要之恶”推想成具“正面好处”；预示了现代的极权主义想法，尤其是纳粹主义。J.H. Van Evrie博士在其《黑人与黑奴：前者为劣等种族：后者为其正当身份》（Negroes and Negro slavery: The First an Inferior Race: The Latter Its Normal Condition）一书中企图将科学分析应用于书名所示的论点中。隐而未显的区域性歧异一下子受刺激成为贬损性的区域印象，其后复成为全面爆发的区域意识型态。在工业化资本主义于北方声势大起时，南方的作家则强调其社会中重视（但通常未曾实行）贵族政治的持点：礼貌、优雅、骑士风度、生活步调缓慢而有规律，且有余暇。由此而支撑其奴隶制度较工业化劳工制度下的社会更人性化的论点。乔治·费兹修无疑是此论点最具影响力的辩士。在其《全都是食人族！》（Cannibals All!）一文中，费兹修论断自由社会中的劳资对抗将产生“强盗贵族”与“穷鬼奴隶”，而奴隶制社会可避免此种对抗。他呼吁奴役北方的工厂作业员以救助他们。南方人含沙射影北方薪资工人被此种工作条件束缚终生，遭亚伯拉罕·林肯所反驳。而对自由之土的支持者而言，一个由奴隶制度根深柢固维持特权阶级的静态社会─即其对南方的刻板印象─是绝对要反对的事情之一。美国于内战爆发之前，国内两党体制的稳定性向来有助于结合。旧式的政党体制在全国各处开展地方派系与政治精英人脉之间的联系与结盟，并确保分裂性的争议不致发生。美国的制度性结构本可妥善处理区域间的麻烦与争端。早在1850年代之前，在奴隶制度推展至西部的争议上，美国已然见识过相关的区域性争执。导致内战的不是这些争执，而是1820年的密苏里协议与1850年协议。当工业革命与北方声势大振时，支持南方的民主党在运输、关税、教育、与银行往来的政策上，都逐渐变成阻碍地区进步的樊篱。尤有其者，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北方的社会与经济，相应蓬勃发展的群众民主腐蚀了旧式第二党体制的稳定性。区域意识型态在1856年之后日趋尖刻，而在激进共和党人以传单、演讲、与报纸文章的协助鼓吹之下，持续成长中的群众民主开始容许尖刻的意识型态成为政策。区域性紧张关系——社会菁英曾一度漠不关心——在当时逐渐沾染上自由之土与劳务自主的群众意识形态。甚至连宪法都变成分裂的根源。1857年，最高法院在德雷德史考特诉桑福德案 一案中的裁决凸显了宪法的暧昧性，因而腐蚀了受国家主义所尊崇的宪法所能赋予的结合力。虽说以政策规范区域利益均势的必要机制已受高度侵蚀，修正主义式史家，如蓝道（Randall）与卡拉文（Craven）曾论断，美国若由一整个世代更有能力的政治人物所领导，则回归正轨不无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1858年在对莱康普顿宪法（Lecompton constitution）的论战上，为保守温和派的共和党人与反行政部门的南方人间提供了结盟的最佳机会。詹姆斯·布坎南总统决定敦促国会依莱康普顿宪法承认堪萨斯为蓄奴州以结束州内的动荡情势。然而，堪萨斯州以超出一万多票的多数民意重重地排拒这条宪法─至少正反双方的评价都认为这是一场大骗局。在布坎南以总统职权强行达成目的时，他更加激怒了共和党，以及自身所属政党的党内盟友。道格拉斯派与行政部门因而关系破裂，视此事为曲解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即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根基。全国的保守派因深觉州权受侵犯而被激怒。即使在南方，边境州内的前辉格党员与一无所知运动者－最受注意者为约翰·贝尔（田纳西政治人物，后为1860年总统大选参选人之一）及约翰·克里坦登（John J. Crittenden，区域性论战之主要人物）─也敦促共和党反对行政部门的措施，并应主张未设州政府的地区有权接受或拒绝独立主权。随着民主党内部裂痕加深，温和派的共和党人主张与民主党内反行政部门的势力─尤其是史蒂芬·A·道格拉斯─结盟以于186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取得关键性优势。若干共和党观察家视因莱康普顿宪法所掀起的论战为削弱民主党于各边境州所获支持的良机，佛瑞曼在这些地区仅获得到极少的支持。各边境州过去经常以支持北方为基础，抨击辉格党人，且并未威胁脱离联邦。此种策略的支持者之一为纽约时报。该报呼吁共和党对反对人民主权的政策轻描淡写，以利于达成所谓“再无更多蓄奴州”（no more slave states）的妥协性政策，来平息区域性紧张关系。时报认为，共和党为了能于1860年大选中竞争，须扩大其支持基础以吸纳为任何理由反对布坎南执政的选票。日益增长的反民主党执政的势力间，其相互结盟实际上遭受强大压力。但这样的联盟并非新奇的概念，更在其后于实质上将共和党转变为国家主义、保守性、联合性的政党。这实为辉格党之余绪。然而，共和党领袖们峻拒更动政党对奴隶制度的立场；1858年全体九十二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表决支持克里特登─蒙哥马利法案（Crittenden-Montgomery bill）时，共和党领袖们认为他们放弃原则，表示骇异。虽然这个妥协性的议案阻止堪萨斯以蓄奴州的地位加入联邦，由于其诉诸人民主权而非直接反对奴隶制度的扩张，因而令党内领袖深感不安。最后，克里特登－蒙哥马利法案并未打造出共和党、南方边境州中的前辉格党员、与北方民主党员等反执政者间的大结合，反而仅止于将民主党沿着南北界线分裂成两半。布坎南殚精竭虑想要再度掌控所属政党，因而诉诸冷酷无情的鞭策。反莱康普顿宪法的民主党人抱怨，支持奴隶制度的新考验已然冲击政党。然而道格拉斯派反对向行政系统的压力让步。一如投向共和党的反堪萨斯法案的民主党人，道格拉斯派坚持他们，而非行政系统，博得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由于南方的大农场主见其对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束缚力日渐降低；也由于南方民主党人透过民主党内的北方盟友在许多北方州运用权力的手法渐趋困难，区域内的极端性观点戏剧性地强化。尽管在185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大败，共和党领袖们体认到，即使他们只能吸引北方的选票，仅需再多赢得两州，如宾夕法尼亚州与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即可于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当民主党陷入内斗时，共和党领袖们则努力使党提名人持续聚焦于西部奴隶制度的议题上，使他们能动员大批民意支持。蔡斯在写给桑诺的信中提到，若党内保守派得势，可能有必要重建自由之土党；许多共和党人于争辩奴隶制度相关的政经议题时，趋向于避免作出道德攻击，蔡斯对此特别感到不安。至当时为止，对于西部奴隶制度议题的论战，并未达成任何固定的看法。不但向来约制区域冲突的机制已遭北方的公众政策与群众民主迅速侵蚀；南方的激进民主党人与北方的激进共和党人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都使得区域冲突不断成为政策论战的核心。其实，早在1840年代，威廉席瓦德便预想到这种可能性。其时民主党尚为多数党，掌控国会，总统职位，以及许多州的州内公职。在当时，奴隶主们在政府体制结构与政党体系下，于美国不断取得的新领土上得占优势，且储备对国家政策的重大影响力。对于民主党领袖们不愿反对蓄奴的立场，以及该党日渐支持南方的态度，群众的不满渐增。席瓦因而认为，高调吹捧民主是新政党对付民主党一党独大的唯一可行方法；辉格党基于相同的理由，以反对奴隶制度作为党纲。再一次，对于人口日增的北方民意来说，南方的奴工体制越来越抵触理想的美式民主。共和党人相信“奴主势力阴谋”（"the Slave Power Conspiracy"）攫取联邦政府的控制权并依已意歪曲宪法。“奴主势力”的概念使共和党内的席瓦德之流，得以诉诸反对贵族政治达成其长期希望的政策联合。奴隶制度对北方劳务自主以及民主价值造成威胁的概念，与反对奴隶制度的种种旧有争议相融合，使共和党人得以切入北方的社会核心思想─平等主义。职是之故，186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大会甚至推出“正直的亚伯”（"Honest Abe"）作为政策代表，再三称他为“劳工之子”与“边民之后”，具体表现北方如何回报“正直的产业及辛勤的工作”。虽然林肯曾为辉格党员，共和党内的“全面觉醒派”以复制他曾砍劈过的栏杆来提醒选民其卑微出身。几乎在北方的每一州，都有政党组织者企图让共和党候选人，或各个反内布拉斯加提案运动联合推举的人士，出现在1854年的选票上。公众受自由之土等议题所激励，抗议与责难喷涌而出，其力量足以达成前此各个设定的目标。保守人士无从确定各个提名人选对南方而言都够温和，不会因而鼓动南方各州于1860年脱离联邦。在激进份子掌控新成立的党组织的地区，广泛的激进性规划成为政党政策。在1856年共和党发展为全国性组织时，激进人士举足轻重；一如其于1854年夏，共和党成立时所占的分量。共和党在纽约州、麻塞诸塞州、与伊利诺伊州等地的政党大会上认可激进的政纲；在威斯康辛、密歇根、缅因、与佛蒙特等州通过的政纲则呼吁政府与奴隶制度一刀两断；在宾夕法尼亚州、明尼苏答州、与麻塞诸塞州等激进人士具高度影响力的地区，其政纲则要求废止逃奴法，且再不能有新的蓄奴州。保守人士于1860年共和党在芝加哥所举行的美国总统提名大会上，成功的阻挡对威廉·席瓦德的提名，他早有激进之名（但于1860年遭荷瑞斯·葛里利批评为过分温和）。其他早期入党或身为创党元老的候选人由于曾反对辉格党而在党代表中树敌太众；林肯自第三轮投票中胜出。然而，保守人士无从复用“辉格主义”（"Whiggery"，即美国辉格党之理论与学说；或译民权主义）。大会提出的奴隶制度解决方案略同于1856年所提出者，但改用较不激进的词句。次月，甚至连汤姆·尤英（Tom Ewing）与爱德华·贝克（Edward Baker）等保守人士也接受党纲中“自由公民权为国土之正常状态”等用词。普遍来说，共和党的组织者们有效地左右共和党官式政策之走向。于是，南方的蓄奴既得利益者们所不愿面对的局面可能成真：共和党籍的总统、以及新成立的自由州加入联邦将改变南北均势。对许多南方人而言，莱康普顿宪法轰轰烈烈的失败是更多自由州即将加入联邦的恶兆。自密苏里协议的年代起，南方便殚精竭虑寻求维持蓄奴州与自由州在全国范畴与在参议院中势均力敌。自前一个蓄奴州于1845年获允成立后，联邦已加入五个自由州。延续传统均势的可能性已越来越不可能。自亚历山大·汉弥尔顿与托马斯·杰斐逊相互对抗的时代起，双方基于银行业务、贸易往来、土地让渡与内部改良等事项，在农业、都市、与金融等各种利益上已然相持不下。在1920年代之前，各方将这场斗争视为无从抑制的经济冲突，而非道德冲突，这一点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上有完整记载。查尔斯·毕尔德（Charles Beard）与玛丽·毕尔德（Mary Beard）于《美国文明之勃兴》（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 1927）一书中论断，奴隶制度不但是经济体系（如劳务制度），更是社会文化体系。毕尔德，以及《美式资本主义的胜利：十九世纪末美国历史上的发展力量》（The Triumph of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Development of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to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40）一书作者路易斯·哈克（Louis Hacker），引述了东北方的金融、制造、商业各方面与农业南方之间，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竞相操控联邦政府所导致的内因性冲突。据当时的经济决定论者的说法，奴隶制度与州权的争议不过是烟幕。所谓的毕尔德─哈克之说并不为近代的史学家接受，但其经济决定论对后继的历史学者影响甚钜。雷蒙度·鲁拉提（Raimondo Luraghi）等现代的理论家论断，在工业革命全球性扩展时，连串的农业与前资本主义等“反动”社会自意大利到美国南方以至于印度，遍及天下。鲁拉提将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发展与美国的反蓄奴运动相连结，置美国内战于十九世纪时，普遍革除非自主劳务（unfree labour）体制的整体情境中：从西半球的奴隶制度，到帝俄的农奴制度（Russian serfdom）以至于奥匈帝国的“机械般的工作者”（robot）。然而，巴林顿·摩尔在《独裁与民主的社会根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一书中并不同意此说。他论断，冲突或是妥协，端赖于特定时期中整体的历史条件。以其对于历史架构的比较研究为基础，摩尔着重于近代若干特定社会中，身为地主的贵族如何维持其政经力量。依此说法，可联想至德国历史。为了在国家的贵族地主与兴起的中产阶级之间达成一致性，德国的政治与经济有所连结。不同于美国南方农场主阶级的是，普鲁士十九世纪的特权阶级（容克）在德国总理俾斯麦的监护之下，释出其权势所及的自耕农并与部分大型产业形成联盟。这些产业乐于接受特权阶级的协助，以使地方上的产业工会与社会主义者受家长政治的抑制。职是之故，在非自主性劳工为基础的贵族社会，与勃兴的工业资本主义之间，必定要有某种特殊的历史情境存在，才能阻碍两者达成一致性。不同于德国的是，美国北方的资本家─至少比较性地说─得以与全国社会中的其他各团体结盟。1857年金融大恐慌与导致这场大恐慌的财政拮据，强化了共和党的力量，也加剧区域紧张关系。在金融恐慌发生之前，经济在相应的低关税之下得以强力增长，于是全国大多致力于成长与繁荣，不计其他。例如说，自1850年协议成立至提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数年之间，区域性冲突减轻很多。然而，在成长与繁荣的背后，钢铁业与纺织业自1850年后开始面对逐年加剧的严重困难。在1854年，世界钢铁市场中的钢材过剩；钢铁价格下降，迫使美国美国多家工厂停工。不久之后，西部的农夫成为受创的一群；克里米亚战争原本支撑著美国粮食输出的需求，但战争于1856年结束后，对食物的需求滑落，导致粮食价格遽降。西部的农夫与北方的工人将这波大萧条归咎于南方所控制的民主党主政下的低关税经济政策所致，但至少在这场大恐慌刚开始，而经济萧条隐而未显时，不仅南方人猜疑北方的银行贸易业务，西部人也同样有着深切的疑虑。由于对贷款的利息支出成螺旋式不断加剧，许多西部的垦殖者因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将土地断送给令人诅咒的“波士顿财阀”与“纽约放高利贷者”。美国南方，因大恐慌造成的冲击相对轻微，而将北方的商业中心当成笑柄。若干南方评论员视北方制造业的窘境为南方经济体系具优越性的明证。在蓄奴州与自由州之间的裂痕加深的同时，西部由于其农产品因应东部的需求而改变，因而更加靠向北方。因为“运输革命”（运河与铁路）以及通讯设施（特别是电报）的进展不断提高，西部大量的小麦、玉米及其他主要农产品得以穿过曾一度难以跨越的阿帕拉契山脉，涌入东北部市场。然而，高运输成本使得在西部价值0.7美元的小麦在纽约须以1.2美元售出。高度的不景气使西部迫切需要联邦补贴，并在交通运输（如运河、铁路以及港口设施）上作内部改善；改进交通运输可降低经铁路运送至东部的小麦价格。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家们认为，迅速且永久性的改善西部的产品市场无比重要，各自耕农因之可直接供应市场并获取可观的利润。这场大恐慌缓和了北方工业家们对人力西向拓殖而导致劳力短缺的忧虑，从而支持自由之地的呼吁─并使南方对局面发展抱持敌意。同时，自由之土的新闻媒体与共和党又鼓动强烈的民意反应，指出南方大农场主在参议院中的利益代表扼杀了1852年自耕农场法（Homestead Bill of 1852）。西部的自由之土的报纸经常散发令人疑信参半的主张：若自耕农场法得以通过，公有土地的售价会降低，且因此将有某种方法可防止经济萧条。美国的自由之地运动之存在促成国内的劳资结合。而且，因为国家未受到城市无产阶级革命，或农民起义的威胁，工业与农业的菁英们缺乏在德国与意大利等国家激励团结的诱因。北方资本家与西部农业经营者的相互往来，使得南北两方没有共同利益促成彼此结合以防止战争。可作比较的是，不到十年前，大西洋彼岸的失业者高声呼求：“吃不饱便起事！”（Breads or leads!）并竖起路障、高举红旗─这是史上首次以红旗代表无产阶级─推翻法国第二共和。1857年大恐慌之后虽然北方出现了排队买面包的长龙与救济机构，美国各都市并没有充塞技工与无套裤汉（即法国大革命时，身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又译“不穿马裤者”），也没有欧洲式的农民暴动。1857年，在欧洲见证了激进运动、工会、与革命策略之兴起时，在美国却是提供免费农场给穷苦东部工人的局面。总而言之，美国利用未开发地区来广布房产确立了早期的竞争性以及资本利已主义。除了土地争议之外，经济拮据增强了共和党提高工业制品关税以因应经济萧条的主张。共和党宣称，反动的、农业的、封建的南方掌控了中央政府，玩弄整个北方的选民。时当民主党的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执政，南方的选民们自然要为没水准的1846年华克关税法负大部分的责任。在此同时，许多南方人对送土地给农民的“激进”主张感到不满，认为会导致送掉的土地“废奴化”。南方脱离联邦的意识型态于1857年大恐慌之前已经因为狄波之流得到充分发展，大恐慌使更多棉花钜子确信他们的成长太依赖东部的金融利益。《民主评论》前编辑托马斯·普瑞提斯·凯特尔（Thomas Prentice Kettell）是1857至1860年间南方另一个夙素盛名的时事评论者。凯特尔在其《南方之富与北方之利》（Southern Wealth and Northern Profits）一书中收集一堆统计数据，显示南方生产了钜额财富，而依赖原物料的北方，则吸取南方的资源。他从而论断，南北不均来自于北方对制造业的垄断，与其在通讯、运输、金融、与国际贸易上的霸权。凯特尔的观念与农本学说（重农主义）可相比拟；该学说认为所有制成品与贸易皆源自土地。北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等政治社会学家注意到，这种怀旧的浪漫情怀趋向于在工业发展的地方横生枝节。南方对自耕农的敌意给北方与西部农人结盟的良机。在1857年至1858年之间的政治重整后，因共和党崭露头角及其全国各地方支持者的人脉，悄悄产生力量，几乎所有争议在当时都会卷入奴隶制度扩展到西部的争论中。在1854年之前的政党环境中，在关税、银行保险、公地、与对铁路补贴等问题上，北方与西北方并未利益一致对付南方奴隶主；而如今转为区域性冲突，尚且牵涉到奴隶制度扩展到西部的问题。由于共和党在大萧条中巩固实力，蓄奴既得利益者们确信北方对南方的生活方式存有具敌意且积极进行的谋略。南方于是成为极端分离主义者的沃土。由辉格式性格所驱动在共和党，其鼓动观众激动叫好的竞选活动，激起蓄奴州歇斯底里的情绪，与林肯的出线共同加剧分裂的倾向；南方的“呑火者”为共和党在西部与北方的选民对“奴主势力阴谋”的想法提供论据。而南方重启非洲奴隶贸易的新主张显然不能和缓区域性紧张关系。自1840年代起，至战争爆发前，奴隶的价格稳定升高。而同时的绵花市价却一如各种典型日用原物料般波动。在1857年大恐慌之后，棉花价格跌落，而奴隶价格持续陡峭上升。次年，在南方商业会议上，阿拉巴马州的威廉·扬西（William Lowndes Yancey）呼吁重启非洲奴隶贸易。当中只有中南方（the Upper South）各州因自国内贸易得利，其会议代表反对重启对其具潜在竞争性的奴隶贸易。这场1858年的会议，尽管有若干保留意见，在结束前仍通过驳回一切不利于奴隶输入的法律条款。最初一开始，纽约州的威廉·亨利·苏厄德、俄亥俄州的萨蒙·P·蔡斯、与宾夕法尼亚州的赛门·卡美容（Simon Cameron）在共和党的总统提名战中鼎足而立。但在1858年和道格拉斯之中获得名声的前众议员林肯，党内反对者较少，且计谋超出三人。五月十六日，他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中获得提名。民主党因莱康普顿宪法而分裂，导致南方的“吞火者”反对史蒂芬·A·道格拉斯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当北方民主党员支持道格拉斯时，南方民主党员则自立门户推举约翰·C·布雷肯里奇。南方的农场主阶级因而输掉大多数可操纵全国政策的议案。因着民主党的一分为二，共和党提名人面对的是分裂的对手。令林肯更增优势的是，边境州的前辉格党员早先已组成了宪政联合党（Constitutional Union Party），并提名田纳西的政治人物约翰·贝尔为总统候选人。于是，各政党提名人变成在打区域性选战。林肯与道格拉斯竞逐北方的选票，而布雷肯里奇与贝尔竞逐南方的选票。“选你自己一个农场─选你自己一条关税法”（"Vote yourself a farm-vote yourself a tariff"）是共和党1860年的竞选口号。整体来说，企业界支持农业界（同时也受工人欢迎的）对土地的主张以换取其对高关税的支持。在公意如此下，1860年共和党要求投林肯一票的政见招徕“铁与麦的联姻”。美国内战后来被称为“美国二次革命”。以大尺度看来，自工业革命以来宣泄的新型社会力量支撑了在1860年大选胜出的政权。例如说，在布坎南总统卸任前数天，国会在南方议员集体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莫瑞尔关税法将税率回升至1846年的水准。许多南方人将该法案拟之为导致拒行联邦法规危机的“令人嫌恶的关税”。自1850年代中期，共和党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区域性多数党起，美国政治发展便走到区域冲突的结束阶段。虽然南北争执焦点所在的西部不适于种殖棉花，南方的分离主义者将其政治余波当作其主导全国性政策的能力剧降的讯息。曾拱卫奴隶体制的民主党，在内战前曾被视为支持南方，容许南方在美国日增的新领土上占有不公平的优势，并控制全国性政策。但于1850年代中期的选举人重组后遭重挫。1860年的关键性选举，标志着民意集体效忠政党的既有格局彻底改变。亚伯拉罕·林肯的当选，是全国性与地方性利益合纵连横下，竞争均势的分水岭。大选结果确定后，南卡罗莱那州召开特别会议声明：“特此，今将南卡罗莱那与其他各州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名归于治下之联邦兹已瓦解，”（"that the Union now subsisting between South Carolina and other states under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hereby dissolved,"）预报另外十个南方州将于1861年5月21日脱离联邦。由于南方的反对派议员己被驱逐出国会，共和党并不打算满足南方本可促成协议的主张。在协议案上的争端（尤其是林肯拒绝克里坦登协议案（Crittenden Compromise）以及失于确保在1861年批准科温修正案）开启内战史编纂者间持久的论战。就在战争进行中，威廉·席瓦德（William H. Seward）与詹姆斯·布坎南已为这个无从逃避的问题概略争辩过；其后的历史学家对此更展开长逾一世纪的辩论。区域性冲突延烧全国的两种彼此相左的观点在战前即已出现。布坎南相信区域性敌意为偶发，不一定是受自私自利者或狂热者所煽动。他同时也与共和党内的“狂热者”针锋相对。另一方面，席瓦德相信，持续对立的力量间的相互冲突势不可免。冲突无可避免一开始为主流史观。战后十年间，内战史通常反映北方参战者的观点。此战无疑是问罪于南方的道德之战，冲突的导因为奴隶制度之图谋。亨利·威尔森的《奴主势力兴衰史》（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Slave Power, 1872-1877）一书为前述道德说的典型，书中论说北方人为联邦存续，为反制“奴主势力”来犯的图谋而战。其后，在其七卷的《自1850年协议至内战的合众国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ompromise of 1850 to the Civil War, 1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