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为唐朝史学著作，作者刘知几，成书于公元708年至710年，是全世界首部有系统之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在四库全书中为史部史评类。
在此书面世之前，中国已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产生了大批的史学著作，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类，共著录817部，13264卷。由于作者众多，传世久远，诸书在编撰体例、写作技巧、史料真伪、史观正否等等方面千差万别，客观形势要求对中国史学史作一个完整之总结，对大量史籍之优劣良莠加以评定，《史通》之出现，无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学以及刻苦钻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说，与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史通·序》尝云：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由是观之，史通之作，刘氏亦有上拟春秋之意。
刘知几自幼酷爱史学，博览群书，是纠正累积各史著在史学方法及理论架构上的杂乱，从而探求真正的史学理论。故刘氏在《史通》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辨其指归，殚其体例。”故此刘知几欲透过《史通》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
刘知几身为史官，他感到史馆修史的限制，以致不能满足他对编撰史著的极高要求，因此刘知几辞去官职，私撰《史通》。
他虽在史馆二十多年，其卓越的历史见解事事受制于监修大臣，诸如张昌宗、张易之、武三思、萧至忠之流，刘知几的主张往往与之不合而受贬抑，故反对众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并退而私著《史通》以发挥自己的史学才能与识见。另外，他认为在史馆修史有许多弊病，例如史馆人品繁杂，颇多庸碌之徒，在史学上之认识难以统一。二来史馆缺乏制度的规范导致分工不明，三来史馆材料缺乏，难以编撰。四来权贵干涉修史，令史馆不敢直书其言。
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为：“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
史通全书分为内外篇各十卷，内篇三十九，外篇十三，共有五十二篇，但内篇“体统”、“纰谬”、“驰张”三篇已失传，今传世四十九篇。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
刘知几认为唐以前史籍虽然繁多，但大多出于模仿以前的史书，假如探索当中的源头并归纳起来，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仍有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加以阐述。
人物、品藻二篇，论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和品评的。他认为记载人物应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他又认为不应只记载人物，还要品评人物，指出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外编则综论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一些具体问题。
在申左篇中，评论春秋三传的优劣，他表扬左传而贬抑公羊及穀梁传。在杂说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杂评诸书记载的得失，并提出许多关于史书的体例、内容、编纂方法以及读史、评史等方面的意见，汉书五行志错误篇专评班固所著汉书五行志的缺点。五行志杂驳篇专评春秋时代五行的记载的得失。
六家、二体
刘知几认为唐代以前的史籍虽多，但整体多出于模仿，要探索本原，归纳起来只有六家：
由于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有史书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详述。他又以编年史、纪传史视为史家正体，称为“正史”，其他则称为“杂着”，如笔记短书、方志、家谱以及专详地理都邑的记载都是“杂着”。
刘知几又认为编年及纪传二体各有优劣，可以互补不足，所以应二者并重。他于〈古今正史〉一篇中，兼举《春秋》为正史，不从当时《隋书．经籍志》所列正史仅有纪传体史书的做法，实为创见及持平之论。
《史通》推崇断代史而反对通史的写作体例。首先，他认为通史浩翰难读，断代史较易为学者探讨：“言皆精练，语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再者，后一朝修前一朝的历史，时间不远，史料易得，故主张修断代史。
他反对修通史，是由于通史涉及上下数千年之史实，在《四库提要》中提到：“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而鉴于通史年月悠长，史料多已失传，其可采录者往往为旧文，难得新异，所以并不主张修通史。
由于刘知几极度推崇断代史，因而亦严守断代史书所述之朝代为断限，认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复。故此，他批评《汉书．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汉以前的人物，又主张删除纪传史中的“天文”（违反断代史书的体例）、“艺文”、“五行”三志。
刘知几提出正名、抉择、直言三大原则：
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简洁为主，反对烦冗。他认为文字该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时他还主张“朴、真、今”三原则，即是：
在采辑史料方面，刘知几认为宜广泛搜集资料及博览群书。同时应以私家著述为佳，反对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观环境所制约，令作史者不能发挥所长。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因易流于浮夸，“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与史实不符，故竭力主张史学应摆脱文学而独立，反对文士修史，这种见解是针对当时一般专务词藻，忽略史实的文士写作而提出的。
刘氏总结旧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书材料的真实性。指出旧史多有失实，例如修史者往往慑于君主的权威，不能秉笔直书。又或歪曲前朝事实以迎合君主心意；记事时慿主观爱恨，失去是非的公正；记事时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仅凭片面传闻，必然有失实之处；以及书中有太多隐讳及夸饰，很难保存事实的本来面目。
史通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史学评论钜著。此书之所以受后世所推崇，徐坚推崇《史通》认为：“为史者，宜置此坐右也。”。
刘知几作了以下的贡献：
刘氏提出疑古、惑经之论，唤醒学人以实事求是之精神，寻求古人古事之真相。虽然刘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认为孔子亦有缺点，他说：“孔子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对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评，除惑经篇集中地列举十二条，在其他篇里也间有陈述。刘知几不但批评孔子的春秋，而且对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赞扬《春秋》的著名学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也予以批评。这种观点在当时责有很大的创意，且对后世有影响：
在史料工作方面，刘氏主张要广搜博采，又要细心鉴别真伪，慎重取舍。他认为，若不征求异说，采摭言，则内容贫乏，难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为功，而不别加研核，又会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故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
刘氏又提倡删去天文、五行，艺文志则应祇胪列当代学者所著之书即可，不必重刊前代书目。《明史·艺文志》即只记明代之著述，不复上涉前代可见其受刘氏之影响。浦起龙《史通通释》认为后妃外戚不称纪，传后无复赞语，灾难无五行谶纬之记，均受刘知几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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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