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约瑟夫·史威尼（英语：John Joseph Sweeney，1934年5月5日－2021年2月1日）是一位工运领袖，自1995到2009年担任美国劳工联合会暨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
史威尼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他的父亲詹姆斯是一名公车司机，母亲艾格尼丝是一名家庭帮佣，他们两位都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史威尼的家人于1944年搬到纽约州的扬克斯（Yonkers），史威尼就读于当地的圣巴拿巴小学，并从红衣主教海耶斯高中（英语：Cardinal Hayes High School）高中毕业。史威尼的父亲经常带他去参加许多的工会会议，史威尼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对美国劳工运动的终生承诺。
1952年，史威尼就读于新罗谢尔的爱纳大学（英语：Iona College (New York)）。大学时期他曾兼差做过挖掘工人及建筑搬运工来赚取他的学费，也在此时加入他人生的第一个工会。他于1956年大学毕业，并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毕业以后，史威尼进入IBM工作，由于他对劳工运动的承诺，引领他接受三分之二的减薪，并于1956年到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LGWU）去兼任研究员（现在称为UNITE HERE）。
在ILGWU时，史威尼遇到了汤玛斯·多那休（英语：Thomas R. Donahue）（Thomas R. Donahue，1928年－），他当时是建筑服务业员工国际工会（BSEIU）的工会代表，该工会现在已经更名为服务业员工国际工会（SEIU）。
多那休要求史威尼离开ILGWU，之后在1960年，史威尼成为BSEIU 32B分会的约聘主任。
BSEIU于1968年更名为服务业员工国际工会（SEIU）。1972年，史威尼在32B分会除了原本的约聘主任工作外，另外还兼任总裁助理；同年当选执行董事会成员，一年后再当选为副总裁。
1976年，约翰•史威尼当选为32B的总裁，并辞去约聘主任的职位。
史威尼上任三个月后，领导45,000位SEIU会员，在工会合约到期前一天，对纽约不动产咨询委员会进行突袭式罢工，罢工17天后帮他们获得了一张工资和福利都有明显成长的新合约。
1977年，史威尼将32B与32J两个分会合并为一个32BJ分会。
1979年，史威尼再次领导32BJ分会的维护工人罢工，并赢得了更有利的合约。
1980年，史威尼当选为SEIU全国总裁，并继续在32BJ分会担任总裁直到1981年，改任32BJ分会的支薪顾问直到1995年。
在史威尼担任SEIU总裁任内会员迅速成长，十年前SEIU约有625,000名成员，史威尼上任后开始推动迅速扩张新的据点和领域，并加入全国职业妇女协会，一起组织上班族及与食品和商业员工联合会（UFCW），组织养老院职员。SEIU在扩张领域方面，将医疗保健和商务办公室的维运员工全都纳于麾下。
史威尼还推行与其他一些工会合并，吸收全国政府雇员协会（NAGE）和其他公职人员工会。
直到1993年，SEIU已拥有超过100万的会员，这是AFL-CIO成立20多年来，第一个达到百万会员纪录的工会。尽管史威尼强调成长是来自于新会员，但实际上有一半的成长是来自与其他工会合并。
史威尼也在SEIU推行许多新政策，包括：加强联邦法律在健康、安全、性骚扰、公民权和移民权等方面的推行，提倡法定的带薪家庭假、医疗改革和提高最低工资。在内部，史威尼投入了近三分之一的工会预算来组织新会员，并推动工会阶层更加多元化。
1995年，史威尼找来一些其他国家工会主席与AFL-CIO的主席莱恩·柯克兰（Lane Kirkland）面谈，并要求他退休。联合会中对于柯克兰领导的不满从1990年早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其中有许多原因，包括：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未能通过劳动法改革法案，未能阻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无法达成医疗改革，未能通过立法禁止永久取代罢工者及未能支持工会以更自由的方式推动公开对话。
当美国参议院考虑立法禁止永久取代罢工者时，柯克兰却在欧洲旅行，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劳工权益在他心里的优先程度。而其中最令人失望的是柯克兰对于1994年共和党接管国会时的消极反应，他几乎是公然的无视甚至敌视联合会采取一个更积极的因应计划。
1995年2月19－20日，在佛罗里达州巴尔港举行的AFL-CIO执行委员会冬季会议上，反对柯克兰的行动拉开了序幕。自新年开始，史威尼曾两次与柯克兰举行会议，并告诉他执行委员会主要成员对他的领导表示不满，他应该辞职并推举财务秘书长汤玛斯·多那休成为新主席。
在执行委员会会议前的周末，执行委员会中的11位工会主席同意筹组“改革委员会”，该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罢免柯克兰主席的职位。其成员包括史威尼、美国州县市政府员工联合会（AFSCME）的杰拉尔德·麦克恩特（Gerald McEntee，1935年－）、联合汽车工人协会（UAW）的欧文比伯（Owen Bieber，1928年－）、美国钢铁联合工会（USWA）的乔治贝克尔（George Becker，1928年－2007年）、国际卡车司机协会（IBT）的罗纳德·卡里（Ronald Carey，1936年－2008年）、北美劳工国际联盟（AHNA）的阿瑟·科亚（Arthur Coia）、联合纸业工人国际联盟（UPIU）的韦恩·格伦（Wayne Glenn）、国际操作工程师联盟（IUOE）的法兰克·汉利（Frank Hanley，1909年－2006年）、国际机工协会（IAM）的乔治·库尔皮亚斯（George Kourpias）、美国木匠同业工会（UBC）的希古德·卢卡森（Sigurd Lucassen，1927年－2001年）、和美国联合矿工工会（UMWA）的理查德·特朗卡（Richard Trumka，1949年－）。这些工会手上握有的选票足够在10月份的AFL-CIO大会上罢免柯克兰，并推选出新的主席。
改革委员会对于新主席的第一人选是财务秘书长汤玛斯·多那休，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改革者。他曾经游说成立AFL-CIO委员会来审查工作环境的变异，并率先展开联合会的沟通工作（包括在AFL-CIO的总部设立电视台），及领导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活动。但多那休不愿意与一位他效忠近16年的人竞选主席。
柯克兰拒绝辞职或退休，使执行委员会会议变得剑拔弩张。改革委员会提出撤换主席以及修改条文的要求，但柯克兰却强调他的管理制度及措施，并且表示这些异议人士背叛了他，并觊觎他的权力。
1995年5月8日，多那休宣布辞去财务秘书长的职务，从10月份的AFL-CIO大会上开始生效，第二天柯克兰就宣布要竞选连任。
改革委员会决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与柯克兰竞争，但麦克恩特被认为不够随和，并且因为太过激进的强迫其他工会推选他为共同候选人，而发生了许多的争执，特朗卡则被认为还太年轻，不够稳重；相比之下，史威尼的行为令人感到可靠，个性和蔼可亲，在执行委员会内还有许多朋友，他被视为是委员会想要的“组织候选人”。
改革委员会还同意提名特朗卡担任AFL-CIO的财务秘书长，并提议设立一个新的执行副总职位来负责动员国家联合会和中央劳工委员会，另外也针对少数民族和妇女提供帮助。新的执行副总裁职位也能确保是由女性或少数民族人士来出任，并为改革委员会获得额外的政治支持。改革委员会还招募了AFL-CIO的执行委员会成员琳达·查维斯-汤普森（Linda Chavez-Thompson，1944年－），她同时也是AFSCME的副主席和拉丁美洲劳工促进会成员。
6月13日，改革委员会正式公布其候选人名单及其政见：“A New Voice for American Workers.”。候选人的名单被称为是“New Voice”名单，此后不久又有10个工会宣布反对柯克兰的连任。总共有21个工会，约56％的大会代表反对柯克兰担任主席。
在面对如此令人难堪的数字后，柯克兰宣布他将于8月1日辞职。
随着柯克兰的辞职，多那休不愿参选主席的主要因素消失了。他在柯克兰宣布辞职的同一天撤回了他的退休宣告，并表示他现在要参选AFL-CIO的主席。
然而在此期间，改革委员会（已更名为“New Voice”）里支持多那休的已经渐渐变少了。
在八月的AFL-CIO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多纳休被一致票选为新的AFL-CIO主席。至于财务秘书长的职缺，委员会也推选了美国通信人员协会的财务秘书长芭芭拉·伊斯特林（Barbara Easterling）来担任。伊斯特林宣布，她将在10月与多那休合作并相互配合。
反对New Voice的那一方是由美国教师联合会（AFT）和美国通信人员协会（CWA）所领导。美国教师联合会的总裁艾伯特·尚克（Albert Shanker，1928年－1997年）认为，改革委员会应该在执行委员会面前提出他们的顾虑，经过讨论和审议后，才能决定柯克兰的命运。尚克还认为，将劳工运动的内部纠纷暴露给敌人，会严重危害并削弱劳工运动。 最后尚克提出说：“New Voice企图动员州和地方劳工组织来支持一名候选人会使得AFL-CIO有泛政治化的风险并从长远来看会造成AFL-CIO的不稳定。”
然而New Voice他们了解到唯一成功的机会是避开在执行委员会上招开审议会，因为在执行委员会中，每个工会无论多么小都有平等的投票权。一个由20个小工会组成的联盟，即使他们的成员数量远小于他们的竞争对手，但他们还是可以作出有效的决议。但在AFL-CIO大会上就不同了，每个工会都会按照其成员数量的多寡而分配代表。因此在大会上，大型工会即使不代表大多数的工会也可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的代表人数较多。因此对于由AFL-CIO中的一些最大工会所组成的New Voice来说，他们想要在执行委员会中达成他们的目标是不智的，因为他们可以掌握的选票较少。
在美国劳工运动历史中很少见到关于AFL-CIO未来的公开讨论，New Voice为获得国家联合会和中央劳工委员会（CLC）的支持而进行了扩大的竞选拉票活动。每个委员会都有权派一名代表参加大会，通常这些机构很少派代表参加四年一次的大会。 但是New Voice积极的动员代表出席，这时就有传言说，New Voice会为那些出席支持史威尼的代表支付旅费和住宿费。史威尼还承诺对于这些机构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对于当地劳工运动的支持和联合会政治势力的扩大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多那休不愿意在国家联合会和中央劳工委员会中投入竞选，因为他认为这样会使AFL-CIO泛政治化，并削弱AFL-CIO各工会之间的选后共识。
到了8月份，New Voice已经明显赢得至少三分之二国家联合会和中央劳工委员会的选票了。多那休这时改变心意决定展开这些代表的竞选活动，但他的行动已经太迟了：大部分的选票都已经决定了。
双方都聘请专业的公关公司来协助策划竞选活动，包括媒体策略、标语、图表、传单、新闻稿、T恤、对手研究、海报和演讲录像带。候选人还大量的利用“免费”媒体，包括《与媒体见面》、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国家谈话》、公共广播电台的《PBS新闻一小时》、C-SPAN与其他电视节目等。
尽管多那休积极的参与竞选，但很明显的他的参选资格摆脱不了柯克兰体制的影响。而当他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他已经被迫捍卫现有的体制并否认目前劳工运动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New Voice的政见说服了许多工会放弃现状参与改革，史威尼呼吁联合会进行组织上的重大扩展，包括：每年花费2000万美元雇用和培训数千名新进人员；动员超过1000多名的大学生参加夏季组织活动；创建一个“Sunbelt Organizing Fund”基金会来赞助南部和西南部的组织拓展；及设立一个独立的组织发展部门。
史威尼还提议设立一个可以协调全国合约签订的契约签署策略中心；创建一个策略活动基金，为经济困难的组织与合约攻防战中的工会提供金援；创建一个罢工支援团来协助支援罢工的组织；并建立养老基金投资资讯交换中心以提供养老基金的投资讯息，并协助动员投资机构支援组织。
史威尼并呼吁修改劳工的政治策略，取消支持那些不赞同劳工议程的民主党党员。建议成立一个全国劳工政治培训中心，来招募和培训候选人与政治活动主任，并建立一个经济和公共政策的劳工中心，以开展政策分析，支持联邦的立法议程，并扩大对国家联合会及中央劳工委员会的政治活动。
最后，史威尼指出现在是改革AFL-CIO的时候。New Voice的政见还承诺与国家联合会和中央劳工委员会进行更有效的磋商，拉近与女性和少数民族团体的关系，增加执行理事会席次以确保有更多的女性和少数民族代表能够参与，设立执行副总裁办公室，招开董事会年会，重组贸易和工业部门及规定年龄大于70岁者不允许在任何执行办公室里任职。
这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呼应New Voice的政策，而部分原因是史威尼认为实际上必需改变，多那休也开始实施一些New Voice的改革。 他将联邦特权计划的收入转移到新的组织基金中，最终每年需移转2000万美元。他增加了组织机构的预算，批准了每年招聘和培训一倍组织人员的计划，并获得执行理事会的批准，提供无息贷款以支援罢工的工会。多那休还将联盟特权资金挪转他用，以培训500名工运人士参加1996年的国会选举。
在纽约市举行的AFL-CIO会员大会上，破纪录的有1,047位代表聚集在一起投票决定AFL-CIO的未来。 当1995年10月25日选票统计结束时，史威尼得到了34个工会的支持，代表成员数7,286,837位，占AFL-CIO总成员数的57％。由于New Voice的努力，来自国家联合会和当地中央劳工委员会的代表人数，从1993年的186位增加到1995年的488位。
New Voice要求大会实施其政见，随后大会投票表决通过同意国家联合会可以派遣代表加入AFL-CIO的董事会，这之前只有全国工会的主席可以参加。该大会还将AFL-CIO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数从33个扩大到54个。 史威尼将这些新增的席次提供给以前没有代表的工会。委员会中女性和少数民族的代表数量也因为这次的扩大成长了将近一倍。扩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史威尼和多那休的支持者都能够参与委员会，以化解对立、促进和解。执行委员会成员的“统一名单”由UFCW的总裁道格拉斯·多尔提（Douglas H. Dority）和多那休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杰拉尔德·麦克恩特共同宣布，统一名单还有助于避免来自退出AFL-CIO工会的威胁。
史威尼上任后就开始推动了多项增加工会成员数量的计划，且招募更多的新成员，特别是年轻的成员。AFL-CIO的组织和实地动员计划是分开的，现场动员部门是受到AFL-CIO的区域办事处所管理，这些办事处从12个减少到4个。史威尼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在1998年之前将三分之一的联邦预算用于组织会员。它并成立了一个特设执行委员会，为南方和西南方提出了一个组织策略，同时建立了工会暑期计划，以招募和安排学生劳工运动家。另外也设立了一个新部门－职业妇女事务部，主要负责为劳工妇女提供发言管道，并将搜集的意见在劳工运动会议上提出讨论。
此外，还建立了两个新的中心，一是，新的政治训练中心，它的任务是培训政治工作人员并协助附属机构培训其工作人员进行政治工作；二是，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任务是帮助工会组织与国际公司进行合约攻防战。
1996年8月，史威尼创建了企业事务部，该事务部包括三个新的中心：职场民主中心（处理劳工管理合伙关系），员工所有权和管理中心（处理养老金和投资问题）以及策略研究中心（协助附属机构对于各式的劳工运动研究），该部门还负责收集统计数据和进行劳资谈判的集体谈判研究。
1997年5月，史威尼宣布了四个新的组织计划。第一个是为想要启动组织计划的州和地方工会，利用AFL-CIO提供后勤、组织和培训的支援。第二个项目“Senior Summer”是一项借助劳工运动的退休人员来训练退休员工进行组织和政治活动的计划。第三个是“Union Cities”计划是激励大型中央劳工委员会更积极有效率，并鼓励小型的中央委员会合并或更密切地合作以提高其影响力。最后“Street Heat”计划是为中央劳工委员和工会提供资金和人员，以便他们能够成立工会成员的快速反应小组，在劳工被恐吓、胁迫或解雇时进行纠察和抗议。
1998年10月，史威尼将AFL-CIO设立30年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所（HRDI）更名，现在它的名称是美国工作协会。该部门的新任务不是专注于为失业劳工提供教育和培训，而是促进经济发展，充当智库和政策发展基金会，并就经济政策向国会游说。
但是AFL-CIO内部又开始出现不满了。史威尼撤消了一些宪政和行政部门，如工业联合部，这被视为是打压那些不支持史威尼的工会。AFL-CIO组织部门的领导主管一直走马换将，新会员也没有明显增加，许多工会采取互相争抢地盘来增加会员，而许多工会对AFL-CIO批评他们的组织计划感到不满。
2000年5月，美国运输联盟因位管辖权纠纷而退出AFL-CIO。接着2001年4月，Carpenters工会声称史威尼的组织努力失败了，并且必须放弃AFL-CIO的架构。
尽管在政治上投入了大量资金，AFL-CIO还是没有成功让民主党重新取得美国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某些工会主席开始争论说AFL-CIO不该在政治事业上继续支出而应该转移资源来组织新会员。
在不满意的领导人中，最主要的是SEIU的总裁安德鲁·史特恩（Andrew Stern，1950年）和史威尼的一位学生。
当史威尼于2003年9月18日宣布，他计划在2005年的夏季联邦大会上再连任四年时，AFL-CIO内部动乱的情况便浮上台面了。史威尼1995年首次当选AFL- CIO主席时，他提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将禁止任何70岁以上的人担任行政职位。他提议的修正案从未执行，但史威尼对大会承诺，当他超过他提议的年龄限制时，他将不继续留任。劳工运动中的许多人认为，史威尼宣布这项修正案的目的是在预先阻止不同政见的领导人参加竞选。
在2004年3月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不久后，安德鲁·史特恩宣布筹组New Unity Partnership（NUP）联盟。 加入史特恩联盟的总裁有UNITE HERE、Teamsters、Laborers、UFCW和Carpenters。在2003年秋季，史特恩开始与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合作制定一套制度来改革劳工运动。虽然NUP的存在于2003年10月就已经被发现了，但该组织直到2004年3月才公布其政见。
NUP的政见包含了许多提案。首先AFL-CIO应该规定较小的工会与较大的工会合并，且AFL-CIO必须重新裁定和执行各个主要产业或“核心管辖区”的管辖范围，以划清权责。其次，许多AFL-CIO的部门（包括健康与安全、教育以及公民权和人权）必须合并或撤消。 第三，政治支出必须大幅减少，以支付主要用于组织发展上的新花费。
史威尼告诉媒体，他将在2004年11月的总统选举后对史特恩的观点发起内部讨论，目的是在2005年7月之前提出一个提案。但史特恩宣称这个时间对于AFL-CIO两年一度的大会来说是来不及的。
在2004年8月的AFL-CIO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NUP的批评史威尼试图做一些改革，其中之一是宣布成立一个专案组来调查沃尔玛杂货店和折扣百货连锁店的组织工作。史威尼还宣布成立移民劳工专案，以监督该联盟在移民权和组织工作方面的努力。
2004年11月10日，史威尼提出改革AFL-CIO的流程和时间表。 史威尼说他将主持一个由联邦25位执委会委员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在2005年2月的AFL-CIO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改革建议。
2005年1月，史特恩宣布New Unity Partnership解散。史特恩说，NUP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开启讨论有关劳工运动的未来，而这一项目标已经达成了。
然而在2005年3月的AFL-CIO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没有就改革问题达成共识，反而执行委员会建议联邦将所有收入的一半专门使用于政治和立法动员。执行委员会还建议将高达数百万美元的收入退还给工会让各工会可以至少将30％的预算用于组织会员。另外执行委员会似乎很少支持强制性的工会合并。
但是许多NTP的成员不同意这些提议。Teamsters要求各工会缴纳50％的会费，并将AFL-CIO的许多业务从总部移至各州和当地的营运处，停止其他的业务以及缩减执行委员会规模来精简AFL-CIO。
2005年5月，史威尼正式的提交了执行委员会的提案给7月的AFL-CIO大会审议。
从春季到初夏，双方阵营持续提出各自的方案和替代方案。同时他们又总是改变想法，一下宣布说这些提案是没有谈判空间，一下又说要放弃原本的提案。
6月16日，史特恩和他的盟友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Change to Win联盟”。它包括了五个联盟：SEIU、UFCW、劳动者、UNITE HERE和Teamsters。Carpenters也在6月27日加入他们。Change to Win联盟发布了一系列改革AFL-CIO的建议，主要是反映了其成员工会的建议。
在六月中旬，AFL-CIO执行委员会投票赞成将史威尼的改革计划提交到7月的AFL-CIO大会上，2月份会议上的未决提案仍在继续审议，但没有达成共识。
整个夏季取代提案的方案不断的被提出又放弃。Change to Win联盟的工会主席们寻求各自理事会的同意并取得授权以脱离AFL-CIO。但显然的，他们只能在AFL-CIO大会上召集近三分之一的代表而已。
2005年7月22日，农场工人联合会（UFW）加入了Change to Win联盟。
2005年7月25日，随着AFL-CIO大会的进行，SEIU和Teamsters宣布谈判破裂并且要退出AFL-CIO。同一天，SEIU、Teamsters、UFCW和UNITE HERE宣布他们的代表将杯葛AFL-CIO大会。
史威尼愤怒地谴责了这种脱离行为。杰拉尔德·麦克恩特将脱离行为的威胁称为权力游戏，并声称“Change to Win”已要求史威尼在六个月内宣布退休，并支持他们指定的代位者。
随着Change to Win杯葛AFL-CIO大会，史威尼的连任和改革计划的实施成了定局。
7月29日，UFCW离开AFL-CIO，带走了AFL-CIO 1300万会员中的360万。
9月14日，拥有44万名会员的工会UNITE HERE也退出了AFL-CIO。
2005年9月27日，退出AFL-CIO的工会另组了一个新的Change to Win劳工联合会。
在退出AFL-CIO后，史威尼和Change to Win联盟还是保有一定的关系，尽管不容易维持。而史威尼接下来主要致力于稳定AFL-CIO及其州、地区和地方机构的财政、结构和政治。史威尼保持相对低调，只有在与Change to Win联盟发生争执或处理国家议题时（如移民政策）才会回到镁光灯下。
2009年9月16日，史威尼从AFL-CIO的主席位置退休，并从那时起成为了名誉总裁。由于他长期致力于为美国劳工争取社会正义和公平就业，因此在2016年，他获得了世界和平奖颁奖委员会颁发的世界和平奖的和平大使奖。
史威尼与他人合编了有关于劳工运动的研究报告，并合著了两本关于工会的书籍，其中包括《America Needs a Raise: Fighting for Economic Security and Social Justice》。他与之前学校的老师莫林·鲍尔（Maureen Power）结婚，他们住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史威尼有两个孩子，约翰（John，资讯技术专业人员）和帕特里夏（Patricia，拥有一家网络资讯服务公司Sweeney Contract Solutions，LLC）和一个孙女肯妮迪（Kennedy）。
史威尼的爱好包括高尔夫和保龄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