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

《旧约圣经》是基督教对《圣经》全书的前一部分的常用称呼。旧约圣经原是犹太教主要经籍《塔纳赫》。根据考古的研究，《圣经》本身显示《旧约》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开始撰写，直到耶稣降生前大约500年完成，前后经历大约1000年左右。有学者认为是由巴比伦之囚时期开始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在此段约240年的时间写成，后来被基督宗教全盘收纳为《圣经全书》的前部分。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很多内容也相同。不同的基督宗教所承认的《旧约圣经》略有不同，天主教版本承认46卷；东正教版本承认50卷；基督新教版本则为39卷。《旧约圣经》通常被分类为摩西五经（又称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和先知书四部分。旧约圣经全在耶稣诞生之前已写成及被辑录成书，在基督教的教义看来与耶稣诞生后成书的《新约圣经》相承。注：东正教接受的次经比天主教多4卷。普世圣公宗会在特殊场合使用次经。有一本称为撒马利亚五经的译本年代相当久远。顾名思义，它仅包含希伯来文圣经的最初五本书，即摩西五经。它其实仅是把希伯来语的经文用撒马利亚字母拼写出来，而后者则是从古希伯来文发展成的。对研究当日的希伯来语经文来说，它是个有用的指针。公元前740年，北方十支派的以色列王国被亚述帝国征服，当时亚述人把许多外族人迁入以取代被掳往外地的以色列人。当地剩下的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后代便是所谓的撒马利亚人。上述按字母直译的译本就是由撒马利亚人译成的。撒马利亚人把自己的异教神祇带进以色列的崇拜中，并且接纳摩西五经。有人认为他们大约在公元前第四世纪制成他们的音译本，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部译本迟至公元前第二世纪才完成。当他们诵读经文时，其实就是把希伯来语音读出来。虽然这部译本跟希伯来文文本有出入的地方约达6000处，其中许多差异只是无关重要的细节而已。这部译本存留至今的手抄本很少是公元第13世纪之前的产品。亚兰语塔古姆一词的原意是“解释”或“意译”。自尼希米的日子以后，亚兰语成为许多散居波斯各地的犹太人的通用语言，故此在诵读希伯来文圣经时必须同时把经文翻译成亚兰语。这种口语意译经文很可能到公元第五世纪才成为目前的形式。它们虽是希伯来文圣经的意译而非精确的译本，却对经文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因此可以帮助人决定若干艰深经文的真意。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意思是“七十”）是希伯来文圣经的早期译本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译自希伯来语的译本中第一部实际用文字写下来的译本。这部译本的翻译工作始于公元前280年左右。据传统的说法，翻译的工作是由72位来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学者担任的。后来人们由于某种原因只提及70个译者，于是译本遂称为《七十士译本》。看来这部译本是在公元前2世纪完成的。它成为操希腊语的犹太人的圣经，直到耶稣和使徒的日子均为一般人普遍采用。在基督教希腊文圣经里，直接引录希伯来文圣经的地方有320处，连同提及希伯来文圣经的地方也许共达890处，其中大部分都是根据《七十士译本》的。今日仍有相当多写在纸莎草纸上的《七十士译本》残篇存留下来供人研究。这些残篇成于基督教的早期，因此深具价值。虽然它们时常只包含几章或几节的经文，但却有助于向我们披露《七十士译本》的经文原貌。1939年在埃及发现了福阿德纸莎草纸抄本集（目录第266号），是早至公元前1世纪写成的。它含有创世记和申命记的片段。创世记的片段由于抄本的残缺而不含有上帝的名字。但这名字却在申命记的多处地方出现，以方体希伯来字母写成，加插在希腊文的文本中。其他的纸莎草纸抄本则是公元第四世纪左右的产品，那时人们开始采用较耐久的犊皮纸，即用牛犊、小绵羊或小山羊皮精制而成的上等纸，把经文抄在其上。上帝的名字（四字神名）也在奥利金于公元245年左右编成的《六文本合参》所收录的《七十士译本》中出现。在诗篇2：2的注释中，奥利金论及《七十士译本》说：“在最准确的抄本里，上帝的名字以希伯来文字母写成，但不是用现今的希伯来文“字母”，而是用最古的希伯来文字母。” 可能有肯确的证据显示，《七十士译本》在早期曾给人窜改过，用基里奥斯（Ky′ri·os，主）及提奥斯（The·os′，上帝）两字取代了四字神名。可见早期的基督徒使用含有上帝圣名的手抄本，现今自不能贸然断定他们跟从犹太人的传统，避免读出“上帝的名字”来。现今仍有数以百计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犊皮纸手抄本存留下来，其中有若干本完成于公元第四至第九世纪期间。这些抄本相当重要，因为它们含有颇大量的希伯来文经书。这些手抄本称为安色尔字体抄本，因为它们全部用较大而不相连的大写字母抄成。其余的则称为小书写体抄本，因为是用较小的草写字体写成。从第九世纪直至印刷术发明的时候，小书写体或草写字体均相当流行。第四至第五世纪杰出的安色尔字体抄本，诸如梵蒂冈抄本第1209号、西奈抄本、亚历山大抄本等，都含有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彼此之间只有若干微小的差异。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是许多天主教译者在翻译圣经时所依据的母本，结果在西方基督教国产生了多种文字的译本。《通俗拉丁文本》名称中拉丁文“瓦尔吉图斯”（vulgatus）一字的意思是“通俗、流行”。《通俗拉丁文本》最初面世时是以当日流行的通俗拉丁文写成，故此当时西罗马帝国的平民百姓也能够很容易明白。译者是圣经学者哲罗姆，较早时候他曾参照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将古拉丁文的诗篇两次加以修订。可是他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直接译自希伯来及希腊原文，因此并不是依据译本而译成的。哲罗姆大约于公元390年至405年间专注于将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的工作。虽然完成的版本把外典也包括在内（当时《七十士译本》已收录了这些书），哲罗姆却把圣经的正典与不属正典的经书清楚区别出来。从古至今，抄写《希伯来圣经》的人称为文士或苏弗令（Sofrim），这些人精心抄写托拉以保持其原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曾经记载，耶稣曾直斥这些以律法保管者自居的人越权行事。这些改动中比较明显或被留意到的记载如下：马所拉把改动之处揭露出来。在基督之后的各世纪中，继承文士职责的人称为马所拉学士。这些人留意到以前文士们曾改动经文的地方，于是将其逐一记录在希伯来文文本旁边的空白处或末了。这些边旁的批注统称为马所拉。马所拉把文士抄本中15处不寻常之点——意即在希伯来文文本内用小圆点或笔画作标记的15个字词或词组——列明出来。这些不寻常之点有一部分对英语的翻译或解释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另一些却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文士们随从迷信的见解，因为害怕读出耶和华的名字而擅自在134处地方把上帝的名字改为亚当尼（’Adho·nai′，主），另一些地方则改为以鲁谦（’Elo·him′，神）。马所拉把这些窜改列明出来。此外，据马所拉的注解透露，古代的文士（苏弗令）至少曾作了18处修订（修改），虽然实际的修改数目看来超过此数。文士作出这些修订的用意很可能是好的，因为原本的经文看来若非对上帝不敬便是对他的地上代表缺乏尊重。希伯来字母没有元音，仅由22个辅音组成。起初，读者要凭本身对这种语言的认识而自行加上元音。希伯来文字与缩写词类似。甚至现代英语也有许多标准的缩写词仅由辅音组成。（如英文的“ltd.”是“limited”（有限）一词的缩写词）希伯来语由一系列仅含有辅音的字词所组成。因此，“辅音文本”的意思就是指完全不含有元音音标的希伯来文文本。希伯来文圣经手抄本的辅音文本约于公元第一至第二世纪之间成为固定形式，虽然在此之后含有不同文本的手抄本仍流传一段时候。文本固定了之后，就无需像以前的文士一般再作任何改动了。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后半期，马所拉学士（希伯来文ba·`aleh′ ham·ma·soh·rah′，巴阿里·哈马所拉，意思是“传统的大师”）设计出一种包括元音点和重音符号的音标系统。这些写下来的音标可以帮助人把元音读出来，但以前各字的读音则是凭口头传统去传授的。马所拉学士对文本完全不作任何改动，但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在马所拉中记下边旁批注。他们小心翼翼地力求保全文本的原貌。除此之外，他们在马所拉中指出文本的特殊之处，并且提出他们认为必需的正确文句。曾有三个不同的马所拉学派致力于发展辅音文本的注音和重音符号工作，他们分别是：巴比伦派、巴勒斯坦派和提比哩亚派。现今希伯来文圣经的印刷版本所含的乃是马所拉文本，所采用的音标系统则属于提比哩亚派。这个音标系统是由提比哩亚（加利利海西岸的一个城市）的马所拉学士发展成的。《新世界译本》的脚注曾多次参引马所拉文本（符号M）及其边旁批注马所拉（符号M，margin）。巴勒斯坦派把元音符号置于辅音上方，只有少数这样的手抄本流传至今，由此可见这种音标制度并不完善。巴比伦派的音标制度也同样把元音点置于字的上方。一部采用巴比伦派音标制度的手抄本是成于公元916年的彼得斯堡先知书册式抄本，现今收藏在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里。这部册式手抄本含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众“小”先知书，并附有边旁批注（马所拉）。学者们曾仔细查阅这部抄本，并将其与提比哩亚文本作过比较。虽然这部抄本采用写在字上方的音标制度，它在辅音文本及其元音和马所拉方面却其实跟从提比哩亚文本。大英博物馆藏有一部巴比伦派文本的摩西五经，学者发觉它的内容与提比哩亚文本大致相同。1947年在死海地带希比特库姆兰的一个洞穴里，有人发现了第一卷《以赛亚书》、其他的圣经书卷以及若干不属圣经的书卷。不久之后，有关方面把这份保持完好的以赛亚书卷（1QIsa）全部影印出来供学者研究。学者相信这书卷写成于公元前第二世纪的末了。而研究发现一份希伯来文手抄本较现存最古老的马所拉文本的以赛亚书早了一千年。在库姆兰的其他洞穴内进一步发现了超过170份书卷的残篇，除了以斯帖记之外，整部希伯来文圣经的各书均包括在内。对这些书卷所作的研究现今仍在进行中。一位学者指出，他对一份重要的死海诗篇书卷中诗篇第119篇所作的校勘透露，它在文字方面跟马所拉文本的诗篇第119篇几乎完全吻合。论到诗篇书卷，桑德斯(J. A. Sanders)教授指出：“大部分［差异］属于拼字方面，这些差异惟独对研究古希伯来字发音及类似问题的学者才重要。”这些杰出的古代手抄本的其他例证表明，在大多数事例上均没有任何重大差异。虽然以赛亚书卷在拼音和文法结构方面含有若干差异，但对圣经的教义却没有丝毫影响。希伯来文圣经的几个主要流传渠道主要来说，包括：撒马利亚五经、阿拉米文意译本（塔古姆）、希腊文《七十人译本》、提比哩亚希伯来文文本、巴勒斯坦希伯来文文本、巴比伦希伯来文文本、死海书卷的希伯来文文本。对这些不同的文本作过一番研究和比较之后，基本可以确信经过20多个世纪的流传，希伯来文圣经在基本上仍保存着原貌。直至19世纪，希伯来文圣经的标准印刷版本是1524－1525年出版的蔡英姆（Jacob ben Chayyim）第二拉比圣经。到18世纪，学者们才开始提倡希伯来文文本的校勘工作。基特尔文本把马所拉的边旁批注全部辑录起来，而马所拉则把基督教之前文士们在经文方面所作的许多窜改罗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