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

闯关东，中国近代史上（清代至民国年间）华北地区人口向东北地区迁徙的运动。关东常指的山海关以东地区，也称关外（现东北地区），清代该地区因为被认为是满洲人的“龙兴之地”而强加管制。后来俄罗斯族凭借人数优势侵入此区，当时大幅扩张的沙俄对此地原住民入籍，并宣布主权等，清朝后期失去东北的黑龙江北部的无人区土地后，从此放弃对汉民的封锁，是为移民定边政策。明朝末年，龙虎将军、建州卫指挥同知、都督努尔哈赤造反，并且不断入侵辽东，大肆烧杀劫掠，不断将汉人屠杀或虏为包衣，使得大量汉人逃走或死亡，人口严重下降。清朝初年曾有短暂开放，但很快便封锁东北，因为入关后第一个满族皇帝是顺治帝，当时中原动荡，南方还有明朝残存势力努力复国，在北京的满清政权可能被覆灭的情况下，满族需要守住其可以退守的根据地满洲。再加上满族人认为东北是龙兴之地，具有风水价值和军事战略意义，因此顺治皇帝下令沿着明代辽东边墙修筑“柳条边”，以分隔东北和中原。柳条边东起辽宁凤城，西至山海关下，挖土为沟，堆土为堤，在堤上插上柳条，筑成篱笆，并驻兵把守，关内人只能凭官府发的印票出去，而这种印票平常并不印发。康雍乾盛世时，满清政权稳定下来，但为了保住东北的满洲风俗，防止满人汉化，依然禁止汉人进入东北。康熙七年（1668年）推行民族封禁政策，导致东北出现大量的无人区。康熙年间开始实行“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放松对人口的控制，人口急剧增长，百十年间人口便翻一倍，人多地少的问题日渐尖锐，在中原地区尤其剧烈。乾隆皇帝曾发布上谕，明确规定东北土地禁止耕种采伐，保留大片荒野以保持八旗骑射围猎的风俗。自该道谕令开始，封禁东北正式纳入国家法制，清政府加强对出关人员的盘查，在东北搜捕偷偷出关的汉人，一旦发现便立即遣送回原籍。19世纪时，黄河下游水旱频仍，饿殍遍野，此时东北却有大片肥沃土地闲置，开始使中原地区的农民涌起闯关东的浪潮，尤其是丁戊奇荒时期，大批灾民涌入东北，朝廷也默许，从此闯关东成为社会上生活困难者寻求出路的广泛现象。闯关东的移民源地主要是现在山西、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几省，其中山东和河北最多。而闯关东路线有两条：一为陆路，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进入辽沈；二为海路，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辽东半岛，例如由烟台到大连只需一夜时间。移民在当地多以贸易、狩猎、淘金、采药、垦荒等业务为生，期间更留下“山神”“金王”等传奇故事。1860年，面对沙皇俄国在《瑷珲条约》中强行吞并外东北与库页岛地区领土，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上疏朝廷，呼吁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获得采纳。卒之于光绪年间完全废除东北禁令，1907年更在东北设置东三省总督（黑龙江、吉林、奉天）。汉人移民不再需要偷偷摸摸进入东北，于是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地区无地或者少地农民纷纷进入当时仍然地广人稀的东北垦荒，移民东北愈演愈烈，形成高潮。到民国初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时期，为了大量发展东北经济：农业与工业的开发，不断修建铁路，使汉人闯关东达到高潮。其结果是：这个过程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共有数百万关内农民移民到东北。直至日本二战投降前，从关内移民至东北的人口已超过两千万，东北从过往地广人稀的大片荒原开发成良田万亩，出现人烟稠密的村镇以及繁荣都市。建国以后，中苏协商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大部位于东北，而三年自然灾害对东北的影响相对也不严重，这又使得大量关内人民移民到东北，但这段时间的人口迁徙一般不再视为“闯关东”的一部分。“闯关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中原地区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等地区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东北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到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东北固有文化的“影响”，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使得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在辽阔的关东得到了并存。山东村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员数量庞大，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山东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山东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关内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山东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这些中原移民在东北和当地的原住民融合，逐渐产生东北民系，但是这些中原移民来源多元，持有方言各不相同，所以他们都采用一种类似于当时普通话的方言，产生了东北官话。各地东北官话与普通话接近程度各有不同，可能与移民比重和移民来源有关，比如巴彦周边日母字读音（日乳热等字）相对稳定，而吉林省大部多把日母字读为零声母字，这一点和胶辽官话的特征是一致的。比较特殊地，在黑龙江嘉荫县太平屯分布有冀鲁官话，是当年的东光县、曹县、泰安县等移民带去的。而海路上的移民则把胶辽官话由胶东地区传播至辽东半岛，即登连片。盖桓片在语音面貌上明显体现出东北官话的特征。而黑龙江省则有胶辽官话二屯子和虎林两个方言岛。其中虎林话受到东北官话影响更大，除去平声不分阴阳和少数庄组字读舌尖音外无过多明显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