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化（英语：Framing）是基于构建的叙事或叙事模式将事件和主题嵌入解释网格中最有意识的控制过程。以结构化的方式选择和准备复杂的讯息，以便在相应主题的框架创建者意义上强调某个问题的定义、原因的归属、道德评估和/或行动建议。 新闻界对该术语的理解各不相同。 有些人将基于基模概念的框架理解为讯息处理的认知结构、解释和解释模式，其他人则谈到媒体文本所基于的深层结构（德语：Tiefenstrukturen）。 一个常见的定义来自罗伯特·恩特曼 (Robert Entman) ：
“框架化意味着选出感知现实的某些方面，并在文本中强调它们，从而为所描述的对象促进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或行动建议。”
人们在试图解释一个事件时，其对于事件的理解通常取决于框架。例如当对话对象迅速的闭上又张开眼睛时，我们可能会使用一种物理的框架（判断其只是物理上的眨眼）或是社交的框架（判断其可能在使眼色）来理解，并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前者可能是由于眼睛进了灰尘而导致非自愿、不是特别有意义的反应；但后者就可能意味着一种自愿而有意义的行动（例如：向同谋传达讯息）。
观察者将事件视为“纯粹物理或自然框架内的事件”与“社交框架内发生的事件”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不是看一个事件、然后在上面“应用”一个框架；人会不断向他们周遭的世界投射框架，使自己能够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而当框架不适合时，人会改变自己的框架，或是意识到习惯性的框架存在。换句话说，当某些世界迫使我们用一个新的框架替代原有的框架时，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过去一直在使用某一种框架。
框架被认为是相当有力的，因为它是一种启发或心理的捷径，也常被视为“经验法则”。Susan T. Fiske和Shelley E. Taylor指出，人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的吝啬鬼”，意思是人类会尽可能的减少思考。框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快速、简便的信息处理方法。因此人们会使用这种“心理过滤器”来帮助理解传入的信息，并使得框架成为信息接收者在收到信息时强而有力的解释模式。
有些学者认为框架是议题设定的同义词，但其他学者认为两者存在有区别。Donald H. Weaver的文章指出，框架选择并突出问题的某些方面，以引出对问题的某些解释和评价；而议题设定则是引入问题以增加其突出性和可访问性。
在传播领域，框架定义了新闻及媒体报导如何塑造群体意见（舆论）。尽管Richard E. Vatz很少提及，但他关于修辞意义创作的论述直接与框架有关。具体而言，框架效应是指行为或态度的策略和结果，这些策略和结果决定了如何在公共领域中构建或传达特定的信息。直至今日，许多主要的传播学期刊都刊登了有关媒体框架和框架效应的论文。这些论文中使用的方法可大致分为两类：框架作为因变量的研究和框架作为自变量的研究。前者通常涉及框架构建（即框架如何建立关于问题的舆论以及记者如何采用不同的框架），后者涉及框架设置（即媒体框架如何影响观众）。
传播研究中的框架建构至少涉及三个方面：记者规范、政治行动者和文化情境。框架建构假设几个不同的媒体框架在一个议题的框架建构上竞争，最终将有一个框架与流行文化产生共鸣、形成影响。而这个框架通常由媒体实践，或者可能是由于精英大量赞助而造成的。就新闻制作的实践而言，新闻工作中至少有五个可能影响记者在议题上建构框架的方面，包括：更大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组织压力和制约因素、利益集团和其他政策制定者的外部压力、专业惯例、记者的思想或政治取向。对框架建设的第二个潜在影响则来自精英，包括：利益集团、政府官僚机构以及其他政治或企业家。实证研究表明，在政策领域的记者和各种参与者对于议题的共同叙述中，精英的影响似乎最为强烈。社会的文化背景也能够建立框架，厄文·高夫曼认为框架具有文化根源所隐含的意义。媒体框架在不同上下文的情况下也可能被描述为“文化共鸣”或“叙事保真度”。
当人们接触到新颖的新闻框架时，他们会接受这种适用于某个议题的结构，而在他们本来就拥有这个结构时他们则更有可能这样做，这称为适用效果（applicability effect）。也就是说，当新框架邀请人们将这个现有的框架模式应用于某个问题时，人们对该应用程序的参与取决于该模式中的内容。通常，观众对议题了解越多，框架就会越有效。
有许多层级和类型的框架效果已被证实。像是许多学者发现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问题的重要程度、投票决策和意见形成都与框架设置有关，一些学者也对适用效果的心理过程感兴趣。Shanto Iyengar认为，关于社会问题的新闻能够影响的因果和处理的责任归属，并在政治领导人的认知反应和评估中观察到的这个影响，他也观察到电视新闻框架议题的方式，并分为“片段式”（episodic)或“主题式”（thematic)框架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