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报伕》，原名《新闻配达夫》，是杨逵所写的一篇日文小说，1932年5月19日起连载于《台湾新民报》。1934年10月，全文入选东京《文学评论》。在1936年，胡风将其翻译成中文，刊登于上海的《世界知识》，之后刊载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和《世界弱小民族小说集》。1936年4月，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台湾年轻人杨君，来到东京发展。当时的东京正值高失业人口时期，然而杨君看似幸运地找了一份送报的工作。
在那份工作中，虽然本来仅有的钱要被充当工作契约保证金、所提供住宿环境极差、工作还必须要在风雪中进行，然而具有奋斗精神的杨君却不以为苦。幸运地，杨君遇到一位好心的日本同伴“田中君”，带着他这位新进员工熟悉这份派报的工作，甚至在他缺钱的时候帮助他，日子也还可以过的下去。
后来，老板要求他从派报改成推销订户，从早到晚的工作，却换来老板一天比一天恶劣对待。最后杨君只得落得放弃这分工作，不但没拿到应有的资金，失去契约保证金的下场，还要“谢谢”老板的特别优待，因为按照合约，工作未满一个月的人是拿不到工资的，而他却认真地工作了二十天。
当他无奈地去还从前向田中君那里借的钱时，没想到从田中那里打听到，这位派报所老板向来就是借着招募派报伕，以员工偷懒为借口，利用契约上的条款压榨员工，并且没收保证金来获利的。
这时杨君想起了来日本之前的回忆：他的家族原本是自耕农，生活没有困难，然而制糖公司与警察联合起来，以村子的利益为借口，强行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他们家乡的所有农地，最后所有的人都只得落得卖力卖田、村子离散的下场。而那些不肯出售自己农地的人，包括杨君的父亲，不是被冠上“阴谋首领”、“非国民”的称号，就是拖到警察分所里去，被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杨君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遭遇之后不久就去世的。后来杨君家中的状况越来越糟，然而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杨君立志而来到了日本的东京发展。
失业又赔钱的杨君，回到了之前常常住的木赁宿。没想到，从老板那里收到了一封母亲所寄来的信。里面除了不到一百二十元的汇票以外，说到自从杨君去东京之后，村子一天比一天落没，现在连房子都卖掉了，杨君的妹妹和弟弟：阿兰跟阿铁也死了，最小弟弟现在先寄在叔父家。希望杨君在东京能好好用功，成功了以后再回来。
读完了这封信后，杨君打算先还清曾向田中君借的钱，就去了。遇到田中君的时候，又收到了一封来自叔父的挂号信，里面竟是母亲的遗书：“......没有自信以前，绝不要回来！要做什么才好我不知道，努力做到能够替村子底人们出力罢。我怕你因为我底死马上回来，用掉冤枉钱，所以写信给叔父，叫暂时不要告诉你……”
话说杨君还没来到东京的时候，他的哥哥当了巡查，逼迫村子里的人们，母亲那时就主张跟他断绝关系，不肯让他照顾。现在弟弟跟妹妹也死了，母亲把最小的弟弟托给叔父照顾之后，就上吊自杀了。
杨君知道了家人在台湾的事之后，觉得非常疲倦，于是就在木赁宿里睡了，等到田中君再来找他的时候，已经过了二十五个小时了。这时，田中君告诉他，又有一个跟他一样被派报所的广告钓上的人来作派报的工作。当田中君把杨君被派报所老板逼出去的事情告诉那个人以后，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有解决的方法：现在派报所的二十八个员工想要联合起来，对抗那个可恶的派报所老板。
过了不了多久，那个派报所里就爆发了罢工。派报所老板终于承认了他过去不合理的要求。那时，杨君也在场。
勾引失业者的派报工作应征广告撕掉了、寝室里每个人该有的空间和枕头都有了、席子换过了、消除跳虱的方法实行了、工钱增加了、老板不再歧视劳动者了。在这时后，杨君心里有个感觉：“这么作才符合母亲的期望。”
他也满怀着确信：“从巨船蓬莱丸底甲板上凝视着台湾底春天，那儿表面上虽然美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到恶臭逼人的血脓底迸出。”
杨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