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普·吉斯（又译作米普·吉斯，荷兰语：Miep Gies，本名：赫米内·桑特鲁希茨（Hermine Santruschitz），1909年2月15日－2010年1月11日），荷兰籍奥地利人。她在二战期间曾联同丈夫扬·吉斯（Jan Gies）与其他4人，协助安妮·法兰克等8位犹太人藏匿，以躱避纳粹迫害。后来安妮等人被捕后，梅普妥善保存了安妮于躲藏期间所写的日记，并于战后交还安妮的父亲，整理出版成《安妮日记》。晚年为了驳斥有关《安妮日记》造假的质疑，梅普到处谈论她亲身经历、与安妮有关的故事，致力于澄清有关法兰克家族遭遇的真相。
梅普·吉斯本名赫米内·桑特鲁希茨（Hermine Santruschitz），1909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劳工家庭中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政治与经济动荡，食物短缺造成了物价飞涨，赫米内的父母为了能让瘦弱的赫米内有机会活下去，参加了一个荷兰劳工社团发起的针对奥地利劳工子女的援助计划，赫米内幸运地被选上，11岁（1920年12月）时被送往荷兰莱顿，寄养于在煤炭工厂当领班的劳伦斯·尼温堡（Laurens Nieuwenburg）家里。
尼温堡一家除了劳伦斯夫妇外，还有4个男孩与1个女孩，他们都能接纳与关爱赫米内，并为她取了个小名“梅普”（Miep），这也成了她日后惯用的名字。劳伦斯夫妇还安排她上学，在学校她成绩优异。原本梅普只获准在荷兰逗留3个月，却因为其健康状况不佳而得以延长逗留时间，但获准逗留时间结束以后相关政府机关并没有讨论她的非法逗留问题，梅普从此成了尼温堡家的成员，并于13岁（1922年）时跟随尼温堡家移居到阿姆斯特丹。
梅普16岁时（1925年）由尼温堡夫妇陪同，重返维也纳亲生父母的家庭。她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能适应维也纳当地的生活，希望回到荷兰。她的母亲了解到梅普已经融入了荷兰，留在维也纳只会让梅普不愉快，便宽容地让梅普回到了荷兰的尼温堡家。
梅普18岁时（1927年）从高中毕业，任职在一家纺织公司当文员，但6年后（1933年）公司因不敌经济大恐慌而大量裁员，梅普也因此而不幸失业。同年，一位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犹太银行家之子奥托·法兰克（Otto Heinrich Frank）获准在阿姆斯特丹开设“奥佩克塔”（Opekta）的荷兰子公司，生产用来调制果酱的果胶。梅普在邻居的介绍下到奥佩克塔应征，通过果胶烹调成果浆的测试，顺利获得录用，递补了一位助理的空缺。奥托为逃避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主义，把妻子伊迪丝·法兰克（Edith Frank）、大女儿玛戈特·法兰克（Margot Frank）与小女儿安妮·法兰克从德国亚琛迁到阿姆斯特丹同住。
1937年奥佩克塔公司迁往辛厄尔一栋荷兰式运河住宅（Canal house）内。1938年奥托找来一位犹太裔工作伙伴赫尔曼·范·佩尔斯（Hermann van Pels）当顾问，创立了第二间公司“佩克塔康”（Pectacon）以经营香料贸易，1940年公司搬到西教堂附近一栋更大的楼房内，经过人员更替后，办公室员工除了梅普外，还有贝普·福斯阔尔（Elisabeth (Bep) Voskuijl）、维克托·库格勒（Victor Kugler）、约翰内斯·克莱曼（Johannes Kleiman）等人。
1938年纳粹德国宣布与奥地利合并、斯洛伐克受纳粹德国控制脱离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局势紧张，大量犹太人逃离纳粹德国控制区。1939年初，梅普计划与相恋多年的荷兰人扬·吉斯（Jan Gies）结婚，当时两人都与他人共用房间，便想一起租房同居，待积蓄足够时再办婚礼，但因为阿姆斯特丹住满了逃避纳粹迫害的外国人，而遍寻不到合适的新居。幸好在奥托家附近有一位犹太裔老太太因丈夫出海后失踪，家中空房间多，便把其中两个房间租给了梅普与扬。
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合并后，梅普试图放弃奥地利国籍，转为荷兰国籍，但此事迟无进展。1941年某日，梅普被德国大使馆召见，使馆方面要求她加入纳粹女子社团。她拒绝了这一要求，馆方因此在其护照上的到期日上打了个大大的叉，并在护照上注明“你的护照已经失效，除非你嫁给荷兰人，否则你必须在3个月内回到维也纳。”
梅普不想离开荷兰，所以她希望在3个月之内与扬结婚。由于当时荷兰法律要求异国通婚必须出示出生证明，梅普便请求住在维也纳的叔父协助开出生证明。刚开始并不顺利，后来她叔父的一位在维也纳市政府任民政公务员的朋友找到了当年荷兰援助奥地利的资料作为佐证，梅普才顺利获得了出生证明。1941年7月16日，经向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公务员解释护照上的注文，获认定一切合法后，梅普与扬终于完成了结婚登记。
荷兰被纳粹德国控制初期，日常生活与过往无异，直到1940年秋反犹措施逐一实施，越来越多的规定与禁令使荷兰犹太人的处境日渐不堪，梅普与扬都为他们的犹太朋友担心，其中包括奥托一家。梅普与扬婚后（1941年）不久，奥托因为担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会影响公司营运，所以请求扬出任“佩克塔康”的专员，并安排维克托任“佩克塔康”的执行总监，约翰内斯任“奥佩克塔”的经管总监，奥托则退出经营层，仅保留顾问职衔，1941年12月18日，在扬的同意下，“佩克塔康”更名为“吉斯公司”（Gies & Co.）。
1942年春起，纳粹德国强制犹太人要在衣服别上黄色的犹太星，此后不久，奥托对梅普称，他与太太计划带着两个女儿，连同赫尔曼·范·佩尔斯（Hermann van Pels）与太太奥古斯特·范·佩尔斯（Auguste van Pels）及其儿子彼得·范·佩尔斯（Peter van Pels），一同藏匿在公司大楼后侧加盖的空间内，并请求梅普在他们藏匿期间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梅普欣然同意。不久，奥托陆续征得另外4人（贝普、维克托、约翰内斯以及贝普的父亲约翰·福斯阔尔（Johan Voskuijl））的协助应允。
1942年6月初，奥托的大女儿玛戈特收到当局的劳动征召，奥托于是决定立即实行藏匿计划，梅普与扬到奥托家协助准备，将法兰克一家必要的衣物先搬到自己家里，待有机会再搬到公司内预备藏匿的地点。7月6日早晨，梅普依计划与玛戈特会合，玛戈特没有佩带大卫之星，两人假装成一起上班的同事，各骑一辆自行车前往公司，梅普一如往常般办公，而玛戈特则躲到公司后侧加盖的空间内，第二天早上，法兰克夫妇与小女儿安妮也顺利躲进藏匿处，一星期后范·佩尔斯一家三口加入，到同年11月，法兰克与范·佩尔斯两家人所熟悉的牙医即第8位藏匿者弗里茨·普菲菲（Fritz Pfeffer）也成功地躲了进来。
梅普与贝普负责为藏匿者采购食物，约翰内斯与维克托则负责安全与财务，约翰用书架钉造了一个通往加盖空间的隐藏门，扬则透过与全国潜水员组织的关系取得了配给证。梅普有机会时会陪同藏匿者用午餐，并告诉大家外界的消息。由于白天公司仍在营业，除了6名知情者外，仓库里会有搬运工，办公室里也会有客户进出，所以藏匿者必须保持安静，连上厕所或生病时都要非常谨慎，不能被发现。1943年春，扬与梅普另在家中藏匿了一名荷兰学生，该学生因拒签向德国效忠的同意书而遭查缉。于是梅普每天要为11个人（8名藏匿的犹太人，1名藏匿的荷兰学生，梅普，扬）准备食物。由于战争久未结束，生活用品日益短缺，藏匿者与协助者冒着被逮捕的危险艰难度日，大家都期待着和平的来临。
1944年6月6日，盟军于西部战线发动诺曼底战役，成功打开大西洋壁垒，进入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国境；德军在此前一年（1943年）2月，于东部战线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战败且损失惨重，10月意大利国王倒戈相向。就在纳粹德国遭到三面夹击之时，1944年8月4日星期五上午11时刚过，一位穿着便服的人走进梅普工作的办公室，用手枪指向上班中的职员们。除了贝普趁机逃脱以外，中午过后8名藏匿者以及正在办公室的梅普、维克托、约翰内斯都被拘捕，带队的帝国保安部指挥官卡尔·西尔贝鲍尔（Karl Silberbauer）基于“个人的同情”（aus persönlicher Sympathie），在要求梅普不得逃跑后，允许她留在办公室，其他人皆被带回。
协助藏匿的约翰内斯与维克托被送往囚禁政治犯的阿默斯福特营（Kamp Amersfoort）。红十字会以健康理由，成功营救了被囚禁6个星期的约翰内斯。维克托则与其他政治犯一样，被送往前线建造防御工事，辗转来到了泽弗纳尔（Zevenaar），1945年4月间趁乱逃脱成功。
而8名藏匿者先被送往韦斯特博克营（Kamp Westerbork），旋即被转送奥斯威辛集中营。1944年10月至11月间，玛戈·法兰克、安妮·法兰克、奥古斯特·范·佩尔斯先后又被送往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弗里茨·普菲菲则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1945年3月奥古斯特被从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转送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再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同时期彼得·范·佩尔斯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转送毛特豪森-居森集中营（Mauthausen-Gusen concentration camp）。
拘捕行动当天，藏匿处的家俱全被纳粹保安与荷兰警方搬走，后来梅普与贝普到藏匿处查看时，发现安妮所写的日记散落在地上，两人在惶恐中把日记收集起来，决定由梅普负责保管，于是梅普把日记锁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从未翻阅，等待将来交还给安妮。由于办公室物品与香料保存完好，梅普与贝普也没有被带走，公司有继续营业的条件。梅普为能让公司继续营运，便与银行协议以她的签字代表公司，发薪资给员工，并支付供应商货款。6星期后约翰内斯获释并回到工作岗位，重新负责其公司的营运工作。
1944年9月下旬，盟军发动市场花园行动，空降荷兰欲控制莱茵河下游但未能成功，11月盟军在加拿大第1军团率领下发动斯海尔德河战役，成功控制荷兰境内莱茵河以南地区；1945年伊始，纳粹德国节节败退，3月盟军战利品行动成功突破莱茵河，荷兰东部与北部省份被盟军控制，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5日荷兰纳粹德国驻军宣布投降，5月8日德军统帅部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欧战正式结束。
荷兰解放后，维克托结束躲藏回到公司上班，梅普的丈夫扬成立了一个社会团体，协助战后归来的人，同时也打听法兰克一家人的下落。约一个月后的6月3日，奥托·法兰克回到阿姆斯特丹投靠梅普与扬，并带来其妻艾迪特离世的不幸消息。奥托随后也回到了工作岗位。大家都期待着其他伙伴的归来，却不幸由其他生还者口中不断获知噩耗，8名藏匿者中仅有奥托活着离开了集中营。
梅普得知玛戈特与安妮再也无法归来后，便把深锁在抽屉里的安妮日记作为安妮的遗物交给了安妮的父亲奥托，奥托则将藏匿前收集的古老的家俱送给梅普与扬。奥托利用业余时间将安妮写的日记翻译为德语，寄给他住在瑞士巴塞尔的母亲看。后来奥托于犹太人星期日定期聚会时提及安妮日记，在朋友请求下同意拿出部分译本给朋友看，后又转借给历史学家扬·马里乌斯·罗迈因（Jan Marius Romein）的太太安妮·罗迈因（Anne Romein）看。扬·罗迈因阅读日记后于《言语报》（Het Parool）发表专文，引起了出版商的兴趣。在出版商的说服下，奥托有条件同意出版日记。1947年日记以安妮·法兰克著《后宅：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的日记》（Het Achterhuis: Dagboekbrieven van 12 Juni 1942 – 1 Augustus 1944 ）为名出版（中文版名为《安妮日记》）。梅普惟恐勾起自己不幸的回忆，一直坚持不听取或阅读日记内容，直至同年夏季该书第三版准备付梓时，才被说服阅读了第二版内容。她一口气读完，感到安妮仿佛在自己心里复活了。
1949年40岁的梅普首次怀孕，1950年7月13日其独生子保罗·吉斯（Paul Gies）诞生。1952年奥托移民到瑞士照顾其母，后来再婚。奥托家与梅普家一直保持联络，梅普一家经常去探望奥托。
《安妮日记》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改编成舞台剧及电影《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获1959年3项奥斯卡奖）。受瞩目的事物往往会引发争议，《安妮日记》也不例外。梅普无法接受日记被人曲解，于是到处谈论安妮的故事与自己的经历，以驳斥那些否认有大屠杀事件和认为《安妮日记》纯属伪造的指控，并接受美国女作家艾莉森·莱斯利·戈尔德（Alison Leslie Gold）的采访。1987年，梅普所著的《回忆安妮·法兰克：协助藏匿法兰克一家的女士的故事》（Anne Frank Remembered: The Story of the Woman Who Helped to Hide the Frank Family）一书出版。1995年，梅普协助拍摄纪录片《回忆安妮·法兰克》（Anne Frank Remembered）。梅普致力于澄清法兰克家族遭遇的真相，并获得了许多荣誉。
1993年梅普的丈夫扬·吉斯因患糖尿病去世。为能离儿子家近些，梅普晚年移居北荷兰省，并设立了个人网站讲述自传、提供历史照片与参考资料、发表个人感想与回信。直至99岁时，梅普仍保持着阅读的习惯。2010年1月11日，梅普因病于阿姆斯特丹去世，享寿100岁。
超过两万名荷兰人在需要藏匿的那几年间协助藏匿犹太人及其他人，我只是欣然做我可以协助的事。我丈夫也是。这不算什么。
More than twenty thousand Dutch people helped to hide Jews and others in need of hiding during those years. I willingly did what I could to help. My husband did as well. It was not enough.
我没什么特别的。我也从来不想引起特别的关注。当时我只是原意做别人请求而且看来必须要做的事。当我被说服去讲我的故事时，我不得不想到安妮·弗兰克的历史地位，以及对那数百万被打动的人们来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别人告诉我，太阳下山后的每个夜晚，改编自安妮日记的舞台剧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拉开帷幕。考虑到由安妮故事而来的《后宅》众多版本及译本，她的声音已经到达了大地辽远的边际。
There is nothing special about me. I have never wanted special attention. I was only willing to do what was asked of me and what seemed necessary at the time. When I was persuaded to tell my story, I had to think of the place that Anne Frank holds in history and what her story has come to mean for the many millions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touched by it. I'm told that every night when the sun goes down, somewhere in the world the curtain is going up on the stage play made from Anne's diar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any printings of Het Achterhuis (“The Annex”) and the many translations that have been made of Anne's story, her voice has reached the far edges of the earth.
— 梅普·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