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

纳粹集中营转移营比利时：布伦东克堡垒 · 梅赫伦转移营法国：居尔集中营 · 德朗西集中营意大利：波尔查诺转移营荷兰：阿默斯福特集中营 · 韦斯特博克转移营挪威：法斯塔德集中营部门手法犹太区起义纳粹大屠杀（德语：Holocaust；希伯来语：.mw-parser-output .script-hebrew,.mw-parser-output .script-Hebr{font-size:1.15em;font-family:"Ezra SIL","Ezra SIL SR","Keter Aram Tsova","Taamey Ashkenaz","Taamey David CLM","Taamey Frank CLM","Frank Ruehl CLM","Keter YG","Shofar","David CLM","Hadasim CLM","Simple CLM","Nachlieli","SBL BibLit","SBL Hebrew",Cardo,Alef,"Noto Serif Hebrew","Noto Sans Hebrew","David Libre",David,"Times New Roman",Gisha,Arial,FreeSerif,FreeSans} השואה‬‎，Shoah；意第绪语：חורבן‎，Hurban）又称犹太人大屠杀，指的是纳粹德国及其协作国对近600万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行动。当时欧洲共有近900万犹太人，其中近三分之二被害，包括近150万儿童。一些学者称大屠杀亦当涵盖近500万非犹太遇难者，由此总受害人数将达到近1,100万人。屠杀发生于纳粹德国、德占欧洲地区及纳粹德国盟国所控区域。1941年至1945年，纳粹对欧洲诸种族及政治群体展开迫害，犹太人遭到广泛系统性屠杀，其规模为史上最大。。在纳粹党领导及党卫队协调之下，德国所有政府部门均参与了大屠杀的相关事宜。其他受害的非犹太群体包括波兰人、其他斯拉夫人、苏联平民及苏联战俘、罗姆人、共产党人、同性恋者、共济会成员、耶和华见证人及身心障碍者。德国与德国占领区有近42,500个设施用于集中关押受害者，将其作为奴隶劳工使用，对其进行屠杀或其他反人权活动。参与执行大屠杀的总人数估计超过200,000人。迫害与屠杀分阶段进行，最终发展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对欧洲犹太人进行集体灭绝。最初德国政府通过法案（如《1935年纽伦堡法案》）以将犹太人自社会中排除出去。1933年起纳粹开始建立一系列集中营，而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建立犹太区。1941年，德国占领苏联在东欧的大片领土，开始广泛获取新领土，别动队在这些区域屠杀了近两百万犹太人、游击队员及其他群体，手段普遍为大规模射杀。至1942年年末，受害者普遍乘火车前往灭绝营，若能在旅途中幸存，则将于毒气室中遭系统性杀害。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1945年4月至5月欧洲战场尾声阶段。犹太武装抵抗运动规模相对有限。最大规模的抵抗运动为1943年的华沙犹太区起义，数千武装贫乏的犹太人抵御武装党卫队时间长达四周。在东欧，约20,000至30,000犹太游击队员同纳粹德国、其傀儡政权及轴心国盟国展开斗争。法国犹太人加入法国抵抗运动行列，对纳粹及维希法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期间犹太武装起义超过一百次。证据显示希特勒知晓并下达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命令。根据阿道夫·艾希曼、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约瑟夫·戈培尔等人的陈述，希特勒本人策划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希特勒本人的陈述也显示了他打算屠光犹太人的意图。中文圈外大屠杀“Holocaust”一词源自希腊文“Holókauston”（燔祭），指将动物作为祭品献给神灵，意为动物的“全部”（olos）被“烧毁”（kaustos）。英语中以“Holocaust”代指大屠杀已逾数百年。在二战之前，“Holocaust”曾被丘吉尔用来指代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的大屠杀。1933年，这一词语被用于形容纳粹的焚书行径，此为这一词语首度用于形容纳粹。自1960年代起，该词转而被学者及流行作家用来特指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1978年后，电视连续剧“Holocaust”将该词在大众中普及开来。圣经词汇“Shoah”（希伯来语： שואה‬‎，或Sho'ah、Shoa）意为“浩劫”，并早在1940年代成为希伯来文中成为大屠杀的同义词，特别是在欧洲和以色列。“Shoah”被犹太人引用是出于许多原因，神学中“holocaust”一词含有贬义，同时该词特指希腊当地的习俗。意第绪语中称为“חורבן”（Churben 或 Hurban），源自希伯来语，原意是指耶路撒冷神庙的毁灭。纳粹屠杀的幸存者称大屠杀为“der letster khurbn”（最近一次的毁灭），意即此次屠杀不过是犹太历史中最近一次的苦难。纳粹使用委婉语“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来描述该种族灭绝政策，并使用“不配活着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来代指受害人，并以此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迈克·贝伦鲍姆（德语：Michael Berenbaum）写道：“德国变成了一个‘种族灭绝之国’。……国家所有复杂的机构都参与了屠杀。牧区教堂和内政部提供出生记录、告发犹太人；邮局寄送放逐令和剥夺国籍令；财政部没收犹太人财产；德国公司解雇犹太工人、终止犹太股权；大学拒绝录取犹太学生、否定犹太文凭、解雇犹太院士；政府交通官员准备去往集中营的火车；德国药厂测试毒药；公司为火葬场竞标；遇害人明细则使用德国IBM公司制造的打孔机，提供了屠杀的详细资料；当犯人进入死亡营时，他们被迫缴纳所有个人财物；德国国家银行协助将从受害者那里盗取的财产透过秘密账户来洗钱……在这些加害者的眼中，《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是德国的一个伟大成就。”历史学者扫罗·弗里德兰德（德语：Saul Friedländer）写道：“整个德国和欧洲没有一个社会群体、宗教组织、学术组织或专业协会表示出自己对犹太人的支持。”他写道，一些基督教堂称“皈依”的犹太人也应该被划入这一群体，但在一些程度上被限制。弗里德兰德称这些都使得大屠杀富有独特的性质，因为其反犹政策被实施时，没有遇到任何干预，如在现代社会中工业组织、小微企业、宗教团体或其他利益集团、游说组织的抗议。其它的种族灭绝主义是实用性的，即占领土地，控制资源。以色列历史学家耶胡达·巴尔（德语：Yehuda Bauer）称： .mw-parser-output .templatequote{margin-top:0;overflow:hidden}.mw-parser-output .templatequote .templatequotecite{line-height:1em;text-align:left;padding-left:2em;margin-top:0}.mw-parser-output .templatequote .templatequotecite cite{font-size:small}大屠杀的基本动机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植根于纳粹的幻想世界，即犹太人密谋控制世界，反对雅利安的征途。这样的屠杀行动是完完全全来自神话、幻想、抽象、非实用性的意识形态，是空前绝后的——而它的执行却是十分理性，十分实用主义的。德国历史学家埃伯哈德·杰克尔（德语：Eberhard Jäckel）在1986年写道了大屠杀的独特性质：从来没有一个有责任心的国家领袖使用其权威，来决定并宣布某个特定人群，包括所有年龄段、妇女、儿童、婴儿，都应该被迅速地清除掉，并使用了整个国家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执行这种暴行。这种屠杀在超过35个德控制区被系统化地执行，1939年中东欧有700万犹太人，其中500万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其中包括波兰占领区的300万，以及苏联的100万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死在了荷兰、法国、比利时、南斯拉夫、希腊。万湖会议召开是为了谋求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在此试图将屠杀扩散到英国，以及其它中立国家，如爱尔兰、瑞典、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有三到四个犹太裔祖父母的人都被杀无赦。在其它种族灭绝政策中，人们可以通过改宗或同化来躲过一劫。这对于犹太人来说不适用，除非他们的祖父母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日（1871年1月18日）前放弃犹太教。所有有近期犹太亲属的人，都会在纳粹的控制区遇害。使用毒气室、进行系统化的种族灭绝行动是大屠杀的一个特征，这是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如此地公开地进行大肆处决。这些灭绝营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海乌姆诺灭绝营、贝尔赛克灭绝营、 马伊达内克灭绝营、索比堡灭绝营、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玛丽·特罗斯特内兹灭绝营、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纳粹屠杀的另一大特点大量使用人类作为“医学”实验品。劳尔·海尔堡（Raul Hilberg）的文献指出“就纳粹党员人数来说，德国医生较之其它专业更加高度纳粹化。”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等地进行人体实验。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约瑟夫·门格勒医生。他将实验对象放入压力室，在他们身上做药物实验、冷冻实验，通过向儿童眼睛里注射化学品以改变其颜色，以及其它各种截肢等手术。他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可能被全部知晓，因为档案被送往威廉皇家学院（Kaiser Wilhelm Institute），后被奥特玛·冯·维斯彻尔（Otmar von Verschuer）医生销毁。幸存者在之后讲述了相关的噩运。他在罗姆儿童身上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通过给孩子们糖果和玩具，他将孩子们带到毒气室里。孩子们会叫他“门格勒叔叔”。维拉·亚历山大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负责照料50对罗姆双胞胎，他回忆道：我记得一对特别的双胞胎：吉多和艾娜，大概四岁。一天，门格勒将他们带走。当孩子们回来时，情况十分恐怖：俩人背靠背地被缝在了一起，好像连体双胞胎那样。伤口出现感染，不停地流脓。孩子们昼夜哭喊。他们的母亲——我记得她名叫斯特拉——给孩子们注射了吗啡，以便帮他们了结痛苦。耶胡达·巴尔、劳尔·海尔堡、路西·达维多维奇（英语：Lucy Dawidowicz）认为自中世纪以来，德国社会和文化就充斥着反犹主义，而纳粹死亡营与中世纪少数族群迫害有意识形态上的直接联系。包括马丁路德也是反犹主义的推手。十九世纪下半叶，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和保罗·迪·拉加尔德（德语：Paul de Lagarde）在德国和奥匈帝国推动了民族主义（Völkisch）运动。这个运动使用了一种伪科学，即使用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将犹太人视为与雅利安民族征服世界的对头。 民族主义运动袭承了基督教反犹观点，但不同的是，后者将犹太教视为一种宗教，而民族主义运动则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民族。1895，在德意志帝国议会前，民族主义领袖赫尔曼·艾尔沃特（德语：Hermann Ahlwardt）称犹太人是“掠食者、霍乱杆菌，出于德国人民的利益应该清除他们。”1912年，泛德意志联盟领袖海因里希·克拉斯（德语：Heinrich Claß）在他的畅销书《如果我是皇上》（Wenn ich der Kaiser wär）中呼吁应取消所有德裔犹太人的国籍，将其打回外侨（Fremdenrecht）身份。克拉斯同时呼吁，犹太人应该排除在一切德国生活之外，不许拥有土地、担任公职、或从事新闻、金融、自由职业等工作。克拉斯将犹太人定义为任何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之日皈依犹太教的人，或是有一个犹太祖父母的人。在德意志帝国，民族主义及其种族主义的伪科学十分普遍，被受到良好教育的专业阶层广泛接受，特别是在民族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上得到认可。虽然，民族主义党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时遭到失败，但反犹主义被所有主流政党所袭承。1920年，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衍生派系——纳粹党成立了，并将他们的反犹主义传承了下来。就一战后德国的局势，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德语：Hans Mommsen）在1986年的稿件中写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德国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加之国家福利的不断提升，乌托邦就要实现的气氛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于此同时，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种改良世界观宣称一些人种在生理上优于另一些人种。历史学家迪特列夫·克特（德语：Detlev Peukert）称“浩劫”不单单是源自于反犹主义，而是一种“激进的累积”，是“许许多多小支流”汇集成为“大江”，并最终导致种族的灭绝行动。在一战后，战前的乐观主义让位给了幻灭，即德国官方发现许多社会问题无法解决，不得不强调留存生理上“优良”的种族，让另一些“低劣”的灭绝。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问题使得许多德国医疗机构鼓吹以安乐死让那些生理与心理上“无可救药”的人先死去，用省下来的钱来救济尚存希望的患者。在1933年纳粹政府上台时，德国社会也出现了相对应的政策：拯救“有价值的”种族，消灭“可憎的”社会渣滓。希特勒将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进行了公开化。在他的著作《我的奋斗》中，他预示了自己的打算：将犹太人从德国政治、学术、文化等领域驱逐出去。他没有提到自己要屠杀他们，但据报道称希特勒在私底下将自己的企图表现的更加赤裸。早在1922年，据说他与当时担任记者的前少校军官——约瑟夫·黑尔（Joseph Hell）谈及自己的观点：莫姆森称在德国有三种类型的反犹主义：在德国，另一种反犹保守势力是罗马天主教，它的冷漠导致教徒们对不断升级的大迫害无动于衷。天主教最著名的抗议是针对安乐死的，而就大屠杀而言他们竟然一声不吭。 第三种，也是最残忍的反犹主义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反犹运动，或种族主义；它强烈鼓吹使用暴力。不管怎样，人们必须注意，甚至是在1938-1939年间，希特勒都一直通过使用移民的方式来排斥德国犹太人；此时，并没有出现明确的屠杀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在其它地方吝惜下狠手，侵犯犹太人、犹太商铺、机构，这些都是明摆着的。然而，直到战争打响的第二年，正式的屠杀活动才浮出水面。这是“预留”计划失败之后跟进的。当然，这并不代表上述方案没有包含致命因素。自第三帝国诞生之日起，纳粹领袖们就鼓吹创立一种“民族共同体”制度，后来纳粹政权将国民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属于民族共同体的一分子；另一类是“社会异类”（Gemeinschaftsfremde），他们不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纳粹将打压对象分为三类：一种是“种族”敌人，如犹太人、吉卜赛人，他们因为“血统”的关系被视为敌人；政治上的异议分子，如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者，基督徒和反动派，他们被视为叛逆的“民族同志”；道德堕落分子，如同性恋、懒汉、惯犯等，也被列为叛逆的“民族同志”当中。后两部分人被送进集中营进行“再教育”，以将其最终转化为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有许多道德堕落分子被视为“基因低级”而不得不接受绝育。根据定义来讲，“种族”敌人如犹太人永不可归入民族共同体当中；他们必须完全从社会中清除出去。德国历史学家克特写道纳粹党的“目标是建立乌托邦式的民族共同体，进行全方位的警视监督，所有试图反抗的行为，或类似的迹象、意图，都将受到残酷的打击。”克特引用了1944年《社会异类办法》（Treatment of Community Aliens）中的一些资料，揭示了纳粹的些许社会政策：“公民…表明自己的努力无法达到国家社会的最低要求的话，将会被置于警视监督之下，如果这样都不能奏效的话，就把他们送入集中营。”在1933年3月的帝国议会选举当中，纳粹强化了对敌手的暴力措施。他们与地方当局一道设立法外集中营，关押异议人士。1933年3月9日，达豪集中营率先上线。集中营最初是用来关押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用的。其它的早期监狱——如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地下室、仓库——在1934年中期被加固，在城外改建成营地，由党卫队集中管理。这些营地最初是用来清除那些不愿服从民族共同体的德国恐怖分子用的。这些被送入营地的包括“可教育”的分子，即可能被归入“民族同志”的人，和“生理堕落”的人，后者将处以绝育，并被永久关押；之后，营地多采取苦役，即不停地劳动，直至疲劳倒地为止。整个1930年代，犹太人在法律、经济、社会权益上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以色列历史学家弗里德兰德写道，在纳粹看来，德国的力量来自“血统的纯正和神圣的德国土地。”1933年4月1日，一个次全国反犹集会进行抵制犹太商货运动，原计划持续一周，但由于缺乏大众支持，进行了一天后就不了了之。1933年，一系列包涵雅利安人字眼的法案被通过，将犹太人从关键职位上排除出去：如第三帝国的第一道反犹主义法案——《专业行政工作恢复法案（德语：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以及《医师法》（Physcians' Law）、禁止犹太人拥有农庄，或从事农业工作《农业法》（Farm Law）等。犹太律师也被停职，在德累斯顿，犹太律师和法官被拖出办公室，并被殴打。在前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的要求之下，希特勒颁布特令，准许一次大战的犹太裔老兵、或有父子服役过的公务员留在其职位上。希特勒在1937年取消了这项特令。根据《预防学校人数过多法案》（Law to Prevent Overcrowding in Schools），犹太人被学校和大学开除，不能参加新闻报社协会，拥有报社，或成为报社编辑。在1933年7月，《遗传疾病后裔防治法（德语：Gesetz zur Verhüt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强迫对“劣种人”进行生理绝育。这种优生政策催生了200多个“遗传健康法庭（德语：Erbgesundheitsgericht）”，有超过400,000人被迫绝育。1935年，希特勒颁布了《纽伦堡法案》，其中的《德国血统和荣誉保护法》（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即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结婚或发生性行为，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和国民基本权利。就“血统法案”而言，希特勒解释称其“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失败的话就将问题交由纳粹党，启用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对屠杀犹太人的委婉语。1939年1月，他在公开演说中称：“如果犹太人在欧洲内外的跨国金融再次得逞，将国家拖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么结果将不是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化或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他们在欧洲的灭绝之日。”该演讲被1940年的纳粹宣传电影《永远的犹太人（德语：Der ewige Jude）》引用，其目的是提供一个从欧洲清除犹太人的理性蓝图。最早逃离纳粹迫害的是犹太人中的知识分子，如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于1933年3月18日逃到巴黎、小说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则去了瑞典、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也被警告若于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该建筑将会被纵火，因此4月6日的《法兰克福报》报导了瓦尔特和他的同事奥托·克伦佩勒被迫流亡的讯息，写述民众的情绪已经被“犹太艺术清算者”所挑起，而政府也无法保护他们的安全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被威廉皇家学院和普鲁士科学院开除，国籍也被取消，他于1933年1月30日访问美国，后再前往比利时奥斯滕德，从此也再无踏上德国领土，他称这些迫害事件是“集体性的神经病”。当德国于1938年吞并奥地利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从维也纳流亡英国。扫罗·弗里德兰德写道当普鲁士艺术学院的荣誉主席马克斯·利贝曼辞职时，没有一位同事表示出一丝的同情，两年后，当他去世时，依然在亡命天涯。1943年，当警察抬着担架来到他85岁、卧床不起的遗孀那里时，后者通过服用过量的巴比妥酸盐来一眠不醒，以免被他们带走。又名“碎玻璃之夜”（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1938年11月7日，犹太青年赫歇尔·格林斯潘（德语：Herschel Grünspan）在巴黎暗杀了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这起事件成了纳粹政府用来跳脱针对以法律迫害犹太人的范围，将其升级为大规模物理性冲突的借口。其所声称的“公愤”实际上也是纳粹政府在背后煽动、由冲锋队执行的一波迫害行动，范围包括德国、奥地利、苏台德区。这些迫害行动被称之为“水晶之夜”（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意为碎玻璃之夜，指被打破的犹太商店橱窗玻璃有如水晶）或“十一月迫害”。犹太人遭到袭击，他们的财产被洗劫，超过7,000个商铺和1,668座犹太教堂（几乎是德国境内的全部教堂）被扫荡。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91人，事实上应该远高于此。30,000人被送往集中营，包括达豪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奥拉宁堡集中营，他们被关押数周后被释放，前提是答应在近期离开德国，或将财产上交纳粹党。1938年11月11日，纳粹政府通过了《犹太人持有武器禁令》（Verordnung gegen der Waffenbesitz der Juden），禁止犹太人持有枪支或其武器。犹太人被集体要求赔偿迫害所造成的财物损失，价值将近几十万德国马克，并要缴纳超过十亿马克的“赎罪税”。在这一轮迫害之后，犹太出境移民加速，而在德国的犹太公共生活不复存在。在战争打响之前，纳粹考虑过将徳裔犹太人从欧洲驱逐出去。希特勒曾于1938年同意了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赶出德国的“沙赫特计划”（Schacht），标志了在当时德国政府还未进行系统化的屠杀行动。有的计划试图将犹太人送往前德国殖民地重新安置，如坦噶尼喀、西南非，以便帮助收复因《凡尔赛条约》而失去的这些地区。然而这一计划被希特勒否决，他表示绝不能让“沾有德国英魂鲜血的土地被德国最大的敌人所玷污。”另外还有其它外交策略尝试将犹太人送往其它地区，如前英法殖民地。几个被考虑过的地点包括英属巴勒斯坦、罗德西亚、埃塞俄比亚、法属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等地。在上述地区中，马达加斯加的讨论最为激烈。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称这项“马达加斯加计划”是“地域性的最终解决方案”，该地位置偏远、岛上的环境恶劣，容易导致死亡。 1938年，计划被希特勒批准，重新安置计划由阿道夫·艾希曼的部门进行执行，并于1941年大屠杀开始时终止。回头看来，虽然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但它却为大屠杀在心理上铺垫了道路。1942年2月10日，“马达加斯加计划”被宣布废止。德国外交部的官方解释是由于与苏联的战争爆发，犹太人将会被“送往东方”。纳粹政府还有提出一些另类方案，如将欧洲犹太人转送到西伯利亚地区。在纳粹的重新安置计划中，巴勒斯坦是唯一一个有了显著成果的地区。1933年，德国犹太人复国主义联盟（德语：Die Zionistische Vereinigung für Deutschland）与纳粹政府达成了《哈瓦拉协定（德语：Ha'avara-Abkommen）》，60,000名徳裔犹太人将从德国送往巴勒斯坦，并得到了一亿美元的转移款项，然而此计划因二战爆发而不了了之。纳粹德国于1939年入侵波兰，几世纪以来，波兰处处都有犹太人居住，在德军入侵当时约2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9%左右，这加强了德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急迫性。海德里希建议将主要城市中所有波兰裔犹太人送入隔离区，让他们为德国军工服苦役。隔离区处在城市铁路交汇处，海德里希表示这将更容易控制（犹太人），并（方便）之后将他们处理掉。艾希曼后来在1961年被以色列法庭问询时，他表示之后的“处理”就是“物理性的屠杀”。9月，希姆莱任命海德里希为党卫队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这个部门有七个机构组成，包括党卫军保安处和盖世太保。他们负责监督党卫队在波兰的工作，并执行海因里希报告中处置犹太人的方案。第一次有组织的屠杀为“坦能堡行动”，由自卫团（德语：Selbstschutz）执行。犹太人之后被赶入遍布于波兰总督府的中心地带隔离区，由弗里茨·绍克尔管理的帝国劳动部监督服苦役。数以千计的人因虐待、疾病、饥饿、精疲力尽而倒毙，但至此仍没有出现系统化屠杀项目。但毋庸置疑的是，纳粹将服苦役作为了一种灭绝方式，甚至有了专有名词——“死于苦役”（Vernichtung durch Arbeit）特指此事。很明显，到1941年时，党卫队领导层已经决意要着手制定政策来屠杀所有德军占领区内的犹太人。在当时，纳粹统治内部对此仍有反对声音，而该反对声音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非出于人道考量，如身兼空军总司令和经济部长的赫尔曼·戈林元帅即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当时他负责统筹德国的所有军工事务与经济部门，认为在德军入侵苏联前，波兰总督府内数量庞大的犹太劳工（超过100万壮劳力）弥足珍贵，浪费可惜。1940年，德国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法国；1941年，德国及其盟友又控制了南斯拉夫、希腊。反犹主义被输送到这些国家中，并根据当地政治局势的不同而在程度和节奏上有所不同。犹太人被迫离开经济和文化生活，并受到各种苛刻律令的压制，但在1942年之前，大规模的物理驱逐还没有开始。德国的傀儡政权维希法国积极配合对法裔犹太人的迫害。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也受到相应压力，被迫制定反犹政策，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直到被催促时才啰嗦执行。意大利及匈牙利政府亦将他们国境内的犹太人送往德国的集中营，罗马尼亚则在苏德战争时期在敖德萨屠杀了大量犹太人（1941年敖德萨大屠杀），而保加利亚及芬兰则没有迫害反而将犹太人保护。在战争中，有900名犹太人、300罗姆人从贝尔格莱德的班吉卡（Banjica）集中营逃离，这主要是由塞尔维亚共产党人、保皇党人和其它抵抗运动者组织的。德国及意大利的傀儡政权克罗地亚则积极自发地迫害犹太人，并与1941年10月10日颁布了《将犹太财产和公司国有化法令》。1939年9月28日，德国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联达成协议，控制了波兰卢布林地区以及瓜分了立陶宛，之后根据“尼斯科计划（德语：Nisko-Plan）”建立了卢布林保留地。保留地由阿道夫·艾希曼设计，后者负责将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等地区的犹太人驱除干净。三周后的1939年10月18日，他们将第一位犹太人送往卢布林地区。第一列满载犹太人的火车从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驶出，到1940年1月30日，总计有78,000名犹太人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转送到卢布林。1940年2月12和13日，波希米亚犹太人被送至卢布林保留地，使得波西米亚地方官弗朗茨·许威德-科堡（德语：Franz Schwede-Coburg）首先宣布他的省份“没有犹太人了（英语：Judenfrei）”。1940年3月24日，戈林暂停了“尼斯科计划”，并在4月底将其完全放弃。在尼斯科计划被终止时，总计有95,000犹太人被送往尼斯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中途因饥饿而死。1940年7月，维持波兰总督府庞大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困难，希特勒暂时叫停了安置计划。1940年10月，地方官（德语：Gauleiters）约瑟夫·布克尔（德语：Josef Bürckel）和罗伯特·海因里希·瓦格纳（德语：Robert Heinrich Wagner）督办了“布克尔行动”（Operation Bürckel），将犹太人从他们的省份和被帝国兼并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赶入尚有余地的法国。只有混血的犹太人没有被驱逐。1940年10月22-23日晚，有6,500名犹太人被布克尔行动驱逐，并仅仅给予了至多两小时的警示时间，就被押解起来。9辆满载犹太人的列车在“没有对法国官方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后者对此怏怏接受。被安置人员不得携带任何物品，财物则全被德国官方没收。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则将维希政府的抗议以“最为拖拉的方式”进行处理。结果，被布克尔行动驱逐的犹太人被维希政府拘禁在环境恶劣的居尔（Gurs）收容所、里韦萨尔特营、米勒斯营，等待机会返回德国。1940到1941年间，在德控波兰地区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动不断，将犹太人向波兰总督府的输送持续。德国，特别是柏林地区的犹太人清除工作直到1943年才完全告终（在此期间，许多犹太人可以通过躲避来苟延）。到1939年12月，总计有350万犹太人被送入拥挤的波兰总督府地区。第三帝国于成立之初即创建了集中营。起初，集中营只用于关押犯人，尽管死亡率高达50％，但并非专用于屠杀。1939年后，集中营越来越多地处死犹太人、战俘，或让其苦役、不给饭吃、虐待等等。据估算，德国在欧洲占领地建立起约15,000座集中营。，直至1942年，德国仅在波兰境内就建立了6所专司大规模屠杀的大型集中营。新集中营主要关押犹太人、波兰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罗姆人、辛特人。这些囚犯通过铁路运送，其恶劣的环境导致许多人还没到目的地就一命呜呼。苦役是一种系统化的灭绝政策——囚犯会被处以苦役、劳动致死，或是竭力工作后，被送往毒气室或枪决。奴隶们会被用于军工制造，如在米特堡-朵拉集中营（英语：Mittelbau-Dora）生产V-2火箭，或是茅特豪森－古森集中营生产其它武器。进入时，一些集中营为囚犯印制臂章。劳力的工作时间表为12-14小时轮替制。有时，囚犯们的点名就需要几个小时，导致许多人暴晒致死。在入侵波兰后，纳粹设立了犹太隔离区，囚禁犹太人和一些罗姆人，并最终将他们送往灭绝营。1939年9月29日，海德里希在给别动队头子的信中命令建立委员会。每个隔离区由一个犹太委员会（Judenrat）管理，德方任命犹太社区领袖，后者负责隔离区的日常运转，包括分发食物、水、取暖、设立庇护所等。委员会的基本策略是将损失最小化，与纳粹合作，接受日益残酷的虐待，恳求更好和更仁慈的待遇。委员会被要求安排人员，将他们送到灭绝营去，因此，在制定下一批离去的人员列表时，每一位犹太委员会成员都面临着勇气与品质的考验。犹太委员会成员尝试了拖延、贿赂、阻挠、求情、辩论等各种方式，直到逼不得已为止。有的如哈伊姆·卢特考斯基（英语：Chaim Rumkowski）认为他们的责任是拯救“能够”被救援的犹太人，这也意味着有部分人也将不得不被牺牲掉；反之，也有信仰迈蒙尼德思想的犹太人坚持除非有犹太人犯了重罪，否则一个人也不交出去。举例来说，利沃夫的犹太委员会领袖约瑟夫·帕尔纳斯（英语：Joseph Parnas）博士拒绝为纳粹编订名单，结果被后者所枪决。1942年10月14日，别廖扎的犹太委员会拒绝与纳粹合作，全体成员自尽而亡。德方利用委员会的重要作用来对隔离区犹太人进行迫害的杀戮：一位官员强调“犹太委员会的权威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得到支持和强化”，“任何服从委员会指令的犹太人都被视为破坏者。”当双方合作破裂，如华沙隔离区的犹太抵抗组织取代了委员会的地位时，德国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华沙隔离区是最大的隔离区，有约380,000人；罗兹隔离区位列第二，有约160,000人。在现实中，隔离区人满为患，迈克·贝伦鲍姆将其形容为“缓慢、被动的谋杀”工具。虽然华沙隔离区的人口占波兰首都总人口的30%，但它在面积上只占城市的2.4%，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房间里住9.2人。在1940到1942年间，饥饿与疾病，特别是伤寒夺取了数以成百上千人的生命。1941年，有43,000人在华沙隔离区丧命，比例超过十分之一；1942年，有超过一半的人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死亡。1942年7月19日，希姆莱开始下驱逐令，三天后的7月22日，驱逐从华沙隔离区开始；在之后的52天、到12月12日为止，有300,000乘坐火车离开华沙，前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很多隔离区一下子变为空城。1942年12月，波兰东南方的拉克瓦（英语：Łachwa Ghetto）发生了首次的隔离区武装起义。1943年时又有几个规模稍大的隔离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武装起义，例如华沙和比亚韦斯托克隔离区，但犹太人的抵抗很快地就被拥有压倒性优势的纳粹军队所镇压，幸存者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进灭绝营中。二战中，一系列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当地出现，有的受到了纳粹的煽动，有的则是自发形成的。例如1941年6月30在罗马尼亚的雅西爆发了大规模反犹迫害行动，约有14,000名犹太人被罗马尼亚居民和警察打死。1941年7月，波兰耶德瓦布内境内的波兰人在德方秩序警察的目睹下将300名犹太人关入谷仓、放火烧死，此前该地也另有40名犹太人被德国人处死。这些事件经过由波兰国家纪念学院（英语：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于2000至2003年透过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遗骸的发掘考证而得知，也因此推翻了早期遇难者估计人数较多的传闻。1941年6月，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屠杀犹太人的行动进入了新阶段。在德军占领立陶宛后，大屠杀的规模加剧了。在年终前，立陶宛全国近80%的犹太人被杀害，约有220,000人罹难。苏联领土在1942年早期被侵占，包括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以及列宁格勒-莫斯科-罗斯托夫以西的俄罗斯。这当中有约300万名犹太人，其中包括在1939年逃离波兰的人。一些苏联被占领土上的当地居民对屠杀号召做了积极响应。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西乌克兰，当地居民从德国人一道积极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活动。 拉脱维亚人阿拉沙·科曼多是一个协助人员的例子。在南方，乌克兰人杀死了约24,000名犹太人。另外，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出去，跑到白俄罗斯那里杀当地的犹太人。乌克兰总督辖区则建立集中营，为波兰提供屠杀场所。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也积极执行迫害和屠杀，但归根到底是德国人组织和引导这些当地人参与大屠杀活动的。很多大屠杀在公共场所进行，这与以往相比有所不同。目击证人称这些屠杀活动包含了当地人的参与。别动队的屠杀活动常常以反游击队、打击土匪为理由，但德国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黑尔格鲁伯（德语：Andreas Hillgruber）认为这不过是德军的借口，这些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完全符合“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标准。黑尔格鲁伯坚持屠杀220万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儿童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毫无道理可言，而德国将军们称别动队在打击游击队的托词根本是在撒谎。德国国防军与党卫队在反游击队和反犹太人的工作中彼此密切合作。在1941年中期，党卫队骑兵旅赫尔曼·菲格莱因在“反游击队”普里皮亚季沼泽地杀死了699名红军士兵，1,100名游击队员和14,178名犹太人。在行动前，菲格莱因命令将所有犹太成年人枪决，尔后将妇女而儿童赶入沼泽地。在行动后，指挥德国中央集团军后卫部队的马克斯·冯·许恩克多夫（德语：Max von Schenckendorff）将军在1941年8月10日命令所有德国国防军后卫部队在反游击队的任务上效法菲格莱因，并于1941年9月24-26日与党卫队一道在莫吉廖夫组织了联合演习，研究杀死犹太人的最佳方案。演习的结果是警卫营第7连在一个叫金沙萨（Knjashizy）的小村子射杀了32名犹太人，军官们对此美名其曰称这是从人群中“筛查”游击队的方式。第322营的战争日记上这样写道：根据他们在莫吉廖夫演习中学到的东西，一位德国国防军长官告诉他的部下：“有游击队的地方就有犹太人，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游击队”。在1941年11月24日的第24号令当中，第707师师长称：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福斯特（德语：Jürgen Förster (Historiker)）是德国国防军战争犯罪方面的专家，他认为德国国防军在大屠杀上起了重要作用，并将罪过全部归结到党卫队上，因此将德国国防军视为被动的、不情愿的旁观者是错误的。海尔堡则认为别动队的指挥官们都是普通人，而绝大多数动手的是专业人士，有的甚至是知识分子。他们倾尽所学的一切技能，成为了高效的杀手。在苏联占领地的大规模屠犹任务由党卫队的别动队来完成，由海德里希统一指挥。1939年的波兰屠杀尚存局限，但如今却在规模上有所升级。别动队A队负责波罗的海地区，B队负责白俄罗斯，C队负责乌克兰北部和中部，D队负责摩尔多瓦、南乌克兰克里米亚，并在1942年负责高加索地区。奥托·奥伦多夫（德语：Otto Ohlendorf）在审判庭上称：“别动队的任务是保护军队后防，屠杀犹太人、吉卜赛人、共产党人以及其它会对安全产生威胁的人员。”实际上，被害人基本上全是手无寸铁的犹太平民(在整个行动中，别动队连一个队员都没有牺牲)。到1941年12月，四分队给出的成绩分别是125,000人、45,000人、75,000人、55,000人——总计为300,000人——主要方式是在城镇外执行枪决或扔手榴弹。1942年4月6日是逾越节的第二天，别动队在乌克兰皮里亚京屠杀了1,600名犹太人。在苏联占领地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基辅外的“娘子谷大屠杀”，在1941年9月29-30日的单次行动中就有33,771名犹太人丧命。军政府长官少将弗里德里克·埃伯哈特（德语：Friedrich Eberhardt），南方集团军麾下的警察部队总司令——弗里德里克·耶克尔恩（德语：Friedrich Jeckeln）和别动队C队司令奥托·拉斯彻（德语：Otto Rasch）决意要消灭基辅内全部的犹太人。由党卫队、保安处和乌克兰当地警方执行杀戮。虽然第六集团军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们在将基辅犹太人赶出城镇，送入娘子谷上起了关键作用。周一，基辅的犹太人聚集在公墓，准备登上火车。由于人群庞大，大多数的男人、妇女、儿童都没有来得及知道怎么回事，就听到机枪响起，无处可逃。人们被一群士兵驱逐，然后被射杀。一位卡车司机描述道：1941年，希姆莱在明斯克目睹了100名犹太人在城镇外的沟内被射杀，他的副手卡尔·沃尔夫（德语：Karl Wolff）在日记中写道：“希姆莱的脸色变青。一块儿脑浆溅到他的脸上，他拿出手绢将脑浆擦掉，然后呕吐不止。”心情平复后，他向党卫队员训话，称执行任务时必须遵守“纳粹党的最高道德准则”。从1939年12月起，使用毒气作为屠杀的新方式。起初，毒气罐被装置成筒形，放入密闭的货车中，用以处决疗养院中的精神病人。作为T-4行动的一部分，它被广泛用于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波兰占领区等地。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能处决多达100人的大毒气车在1941年11月被使用，设备为发动机排气装置而不是筒形。这些毒气车在1941年12月被切姆诺灭绝营采用，其它15个则被别动队用在了苏联占领地上。这些毒气车由党卫队生产，并由党卫队国家安全部监督使用。毒气车杀死了约500,000人，主要是犹太人、罗姆人和其它种族。这些毒气车被细心地监控着，在一个月的观察后，报告指出：“三辆车被使用了97,000次，没有出现一点故障。”。波兰总督府的汉斯·法郎克表示需要研发更加新型有效的屠杀工具，而不是简简单单对这些人执行枪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设计一些办法来处决他们。” 这个问题时的党卫队实验出大规模毒气屠杀方式。克里斯蒂安·沃思（Christian Wirth）可能是毒气室的发明人。1942年1月20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柏林郊区万湖主持了万湖会议，有15名纳粹领袖，把包括一些国务秘书、政府高官、纳粹党领袖、党卫队官员以及其它制定与犹太人政策相关的政府部位领导人。会议最初的目的是讨论“欧洲犹太人问题”的彻底解决方案。海德里希有意“在各个不同的占领地区规划出大规模屠杀. . . 作为希特勒下达的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答复……为了确保执行，必须让部委层级官僚知晓，并使其共同承担执行这项政策的责任。”艾希曼所作的备忘录副本被留存了下来，然而海德里希的指示是以“委婉语”的风格写成，因此会议上的真实用语无从知晓。海德里希在会议上的意见表明将把犹太人转送至东方，代替之前的对外移民政策。这项政策不过是最终解决方案之前的一个临时计划，涵盖了1100万名犹太人，范围不但包括德国，而且包括了世界上的其它主要国家，如不列颠、美利坚。解决方案是毫无悬念的：“海德里希明确说明在‘最终方案’阶段，犹太人必须以苦役和大屠杀的方式全部歼灭。”官方称犹太人在波兰总督府有230万人，匈牙利有8.5万人，其它国家有110万人，苏联500万人，但200万依然在未被控制的领土上。这样，总计为650万。他们将会用火车送至地处波兰的“灭绝营”，然后立即被送入毒气室。在一些营地，如奥斯维辛营，可以劳动的就先留下，然后再杀。戈林的代表，埃里希·诺依曼（德语：Erich Neumann (Staatssekretär)）博士则带走了一少部分人用于工业生产。万湖公馆的饭厅，会议在此召开。1942年1月20日，15人在桌上讨论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帝国最佳、最高明的方案。万湖会议备忘录副本。上面记录了欧洲各国犹太人数。奥斯维辛集中营入口的“劳动带来自由”奥斯维辛集中营二号火葬场的毒气室遗址。大屠杀学者罗伯特·简·冯·佩尔特（德语：Robert Jan van Pelt）称该地共杀害了500,000人，是全球人死最多的地方。图为1943年1月寄给阿道夫·艾希曼的电报，报告称在1942年的“莱因哈特行动”中，四所营地处决了1,274,166名犹太人。奥斯威辛集中营伊恩·克肖（英语：Ian Kershaw）在他1983的著作——《第三帝国公众意见和政治异议》（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一书中探讨了巴伐利亚纳粹时期的“日常历史”（Alltagsgeschichte）。就巴伐利亚人的大多数态度来看，克肖认为最常见的态度是对犹太人的遭遇漠不关心。克肖称大多数巴伐利亚人只是模糊地知道“浩劫”的存在，较之“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来说他们更关心正在进行的战争。克肖做了一个类比：“仇恨建造了通往奥斯维辛的路，但做铺垫的却是冷漠。”克肖的观点是巴伐利亚人就“浩劫”来说是冷漠的，并暗示德国大众也同样如此。这一观点受到以色列历史学家、纳粹德国大众意见专家奥托·德芙·卡尔卡(Otto Dov Kulka)，和加拿大历史学迈克·凯特(Michael Kater)的批评。凯特坚持克肖淡化了公众的反犹情绪；纳粹德国时期，许多“自发的”反犹行动上演，是由于许多德国人参与的缘故，但将纳粹看成反犹主义的唯一源泉是错误的。卡尔卡称大多数德国人的反犹情结比克肖《第三帝国公众意见和政治异议》中描写的更加强烈，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冷漠”，“被动服从”可以说是在美化德国人了。在研究犹太或德意志反纳粹统治问题上，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迪珀（德语：Christof Dipper）在他1983的论文《德国抵抗运动和犹太人》（Der Deutsche Widerstand und die Juden）称绝大多数反纳粹民族保守主义者也是反犹主义。迪珀写到民族保守主义“官僚就法律上对排斥犹太人一直到1938年都坐视不理。”虽然迪珀注意到德国抵抗组织没有一个支持大屠杀，但他也提到民族保守主义者也没有打算在推翻希特勒后恢复犹太人的权益。迪珀继续辩称，反对派“中大部分德国人... 认为“犹太问题”存在，应该得到解决...”。2012年的研究发现在柏林就有3,000个不同功能的集中营，在汉堡则有1,300个，研究员认为德国大众不可能对这种大事儿不可能不知道。罗伯特·盖拉特莱（英语：Robert Gellately）认为德国民众从总体上来讲是知情的。盖拉特莱称，政府通过媒体公开了他们的计划，民众也都了然，只有毒气室除外。与之相反的是历史证据显示绝大多数受害人在送入集中营之前，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或是拒绝承认噩运；他们只是天真地认为自己不过是将被重新安置罢了。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布海姆（德语：Hans Buchheim）搜集了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的迫害见证人资料，在1965年写成论文《命令与服从》（Command and Compliance）。文章提到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人时，命令并没有添加胁迫，执行该命令的是出于自由意志。布海姆写道回避执行杀戮命令的机会“...不但随时出现，而且比人们所愿意承认的更加实际...”，并写道没有证据显示拒绝履行命令的党卫队员被拖入集中营或是被处决。不但如此，党卫队规章禁止“无端的虐待”，希姆勒要求他的手下保持“风度”，虐待被认为是行为人极端残忍，或是期望突出表现自己是个非常热心的纳粹党员。最后，他认为非犯罪倾向者施刑事因为他们愿意遵守团体价值，害怕被贴上“懦弱”的标签。大屠杀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德语：Christopher Browning）于1992著书《普通人：预备警卫营101营和波兰的最后解决方案》（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他在其中讨论了德国秩序警察预备营101营，该营负责将犹太人围捕，送往纳粹死亡营。预备营的服役者都是来自汉堡的中年男子，工人阶级出身。他们不适合执行军事任务，也没有在荼毒生灵上接受太多训练。司令员则为部下给出选择：如果他们觉得受不了的话，就可以不参加。绝大多数人没有拒绝——一个500人的营中只有15人选择退出。根据米尔格拉姆实验，布朗宁认为营队的士兵们之所以杀人，是因为服从权威和朋辈压力，而不是嗜血或是仇恨。该书的隐含意思是当环境是紧密团结的群体时，绝大多数人会服从权威，并被认为是合法的，虽然道德上感到令人憎恶——这一假说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得到了详细研究。俄国历史学家赛奇·库德里亚索夫（Sergei Kudryashov）对特拉维尼基（德语：Trawniki）党卫队集中营的守卫训练做了研究，后者负责为莱因哈德行动死亡营提供协助。一些特拉维尼基的守卫是红军战俘，他们自愿参加党卫队以脱离战俘营。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在《普通人》（Ordinary Men）一书中写道，检验那些与德军合作者（一般通称“志愿者”）的方式为态度上是否反共（当然也就等同是否反犹）。他们中绝大部分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志愿协助者”（Hilfswillige），即非徳裔的德国军人。与布朗宁不同，库德里亚索夫则称他没有发现特拉维尼基志愿兵与反犹主义或纳粹主义有丝毫的联系，许多人在被俘虏前都是共产党人。虽然特拉维尼基守卫都没有特殊情结，但他们依然执行了党卫队虐犹的命令，而他们在虐犹上是“系统性的、没有理由的”。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参加了行刑活动，但为莱因哈德行动死亡营服役的绝大多数人都杀了不少犹太人。和布朗宁一样，库德亚斯绍夫辩称特拉维尼基人是普通人变刽子手的典型案例。特拉维尼基人（Trawnikimänner）在所有主要灭绝营都有部署，负责协助“最终解决方案”——这也就是训练他们的初衷。在那里，他们都积极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活动。在1942年间，除了奥斯维辛营以外，其它五个地点也被设立为灭绝营，用以执行莱因哈德计划。其中两个，即海乌姆诺营和马伊达内克营已经被用作苦役营，后被改装、加入灭绝屠杀设备。三个新营被搭建了起来，单独为快速屠杀使用，即贝尔赛克营、索比堡营、特雷布林卡营。第七个营是白俄罗斯的玛丽·特罗斯特内兹营，也承担同样的任务。亚塞诺瓦茨营则负责解决塞尔维亚人。灭绝营常常与集中营相混淆，如达豪集中营和贝尔森集中营。集中营主要在德国境内设立，负责关押囚徒、对纳粹敌人施行苦役（如共产党人或同性恋）。集中营也应该与苦役营区别开来，后者在所有德控区都有设立，负责对各种人士，包括战俘在内，施行苦役。所有纳粹营都遍布饥饿、疾病、疲劳，因而死亡率极高，但灭绝营是单独为大规模杀戮而设立的。灭绝营由党卫队管理，但绝大多数的守卫是乌克兰、波罗的海辅助人员。普通德国士兵则被排除在外。集中营毒气室的人员都是由火车运送的。有时，火车直接开进毒气室，但通常先由营地医生对每个人进行筛检，将一小部分适合工作的拉出来做苦役。绝大多数人则被送入接待区，在那里脱光衣服、放下行李，交由纳粹没收，用以资助战争。之后，人们被赤身裸体地赶进毒气室。通常情况下，他们得到的告知是浴室或是“除虱灭蚤室”，门外的告示是“洗浴”或“桑拿”。有时，守卫会给他们发放一小块肥皂或毛巾，用以减轻恐慌，并提醒他们记住自己衣物存放的地方。坐车许久后人们喉咙干渴，提出要水喝时，被告知营地里有咖啡等着，“赶快走，否则咖啡就凉了”。根据奥斯维辛营长鲁道夫·胡斯（英语：Rudolf Höss）的供述，第一室可容纳800人，第二室可容纳1,200人。当屋子装满人后，门就被关上锁死，齐克隆B从通气孔被送入室内，释放有毒的HCN，即氰化氢。室内的人会在20分钟内死亡，死亡的速度则与囚徒离通气孔的距离远近有关。根据霍伯（Höß）的观点，1/3的受害人是立即毙命。党卫队医生约翰·克雷默（Johann Kremer）负责监视毒气释放，他作证称：“受害人的呼喊和尖叫可以从开口处听见，很明显，他们在为性命挣扎。”由于毒气室常常人满为患，当开门处理时，受害人的姿势常常是半蹲着的，他们皮肤的颜色为粉色，有红色和绿色的斑点，有的嘴上口吐白沫，有的耳朵出血。之后，毒气被排出，尸体被移除（可能会用上4个小时），黄金假牙或蛀牙上的镶金会由懂得牙医学的囚徒用钳子剥离，妇女的头发会被剪除。毒气室的地面被清理，墙壁被粉刷。这项工作由特遣队（Sonderkommando）负责，队员则为犹太囚徒。在第1、2号火葬场，特遣队员住在火葬场上方的阁楼里；在第3、4号火葬场，他们住在毒气室中。当特遣队员处理完尸体后，党卫队士兵对其进行抽查，确认所有的黄金都从受害人的嘴里剥离出去。如果发现有遗漏的，那么对其负责的特遣队员会被扔进火炉，以示惩罚。最初，尸体被放入深坑，盖上石灰。在1942年9-11月，希姆莱下令，尸体被掘出焚烧。在1943年早期，新的毒气室和火葬场被建造，以适应众多的人数。在特雷布林卡，我们所做的一大改进就是建成一次能容纳2,000人的毒气室，而之前的10个毒气室一次只能容纳200人。我们筛选人员的方式如下：奥斯维辛的两个党卫队医生负责检查到来的囚徒。囚徒在医生面前走过。能干苦工的就留在营中，其它的就被立即送往灭绝营。儿童和未成年人格杀勿论，因为他们无法劳动。在特雷布林卡，我们所做的改进是囚徒知晓自己的命运，而在奥斯维辛，我们努力地告诉他们这不过是个灭虱的过程罢了。当然，他们很快就知道我们的意图，便常常暴乱，惹出麻烦。妇女常常将孩子藏在衣服里，当然，一旦被发现，我们就把孩子解决掉。根据要求，我们必须将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但是焚烧尸体所产生的恶心臭气弥漫在整个地区，所有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奥斯维辛在杀人。 — 鲁道夫·胡斯，奥斯维辛营长，纽伦堡证词。在《欧洲犹太种族的毁灭》一文中，劳尔·希尔伯格写到：彼得·隆格里奇（Longerich）在他所做的一项重要研究中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希尔伯格提到了犹太人历史上所遭受的迫害，以此来解释犹太人对这次大屠杀所表现出的服从态度：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遭受迫害时一贯的做法就是向压迫者发出吁求，服从命令，以期能够避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减轻犹太人所受到的伤害，一直忍耐，直到大屠杀结束。“在这些遭受压迫的岁月里，太多的犹太人成为牺牲品。但是犹太民族总是能够重新站起来，就像一块岩石从退去的浪潮中再次崭露头角。犹太民族从未从地球上消失过。”他们只是“被历史的夹缝困住”，而且等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时，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蒂莫西·斯奈德（Snyder）在讨论华沙犹太区起义这一事件时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指出，大规模驱逐发生之后，仅仅是在1942年7月到9月这三个月期间，犹太民族才达成一致意见，共同意识到武装抵抗的必要性。发源于犹太保守政治中心的被动性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犹太人群体与战前的波兰政府达成让步协议从而取得了整体胜利。到最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运动爆发时，也就是1943年爆发的华沙犹太区起义，只有少数波兰犹太人幸存。耶胡达·鲍尔以及其他历史学家争论说，犹太人的反抗运动不仅包括身体反抗，也包括任何使犹太人在充满屈辱和惨无人道的条件下重获尊严和人权的精神反抗活动。希尔伯格争辩说，不能高估犹太人的反抗力度，也不能采用吉尔伯特对犹太人的反抗活动所做的无所不包的定义。“当相对孤立的或分散性的抵抗行为代表着典型的犹太人反抗行为，则德国人的衡量尺度的一个基本特性就被湮没了”，也就是说，对温顺无辜的人民所做的惨无人道的屠杀被美化成某种形式的战争。“反抗活动的高涨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反抗者的犹太人对这一现象感到忧虑。如果英雄气概属于欧洲犹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则真正采取行动的少数犹太人的功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最后，采取被动态度的大多数犹太人和采取积极行动的少数犹太人被混合在了一起，“这不仅是一种稀释形式，在一个谨慎而不愿抵抗的民族中组织抵抗运动会面临多种多样的问题，而这种混淆就遮盖了这些问题；这种混淆也回避了许多与这一群体相关的问题，包括该群体的思维方式以及生存策略。”如果不提及这些问题，就没有办法书写犹太人的历史。最著名的犹太人武装反抗活动就是爆发于1943年1月的华沙犹太区起义，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武器装备非常简陋的几千名犹太战士迫使SS陷入困境并持续四周的时间，但是随后这些犹太武装力量被远远强大于其的武装力量击溃摧毁。根据犹太人的叙述，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有几百名德国士兵被杀，而德国人却对外声称只有17名士兵被杀害，93名士兵受伤。根据德国纳粹的统计数字，有13000名犹太人被杀，57885名犹太人被驱逐。这次起义结束之后，紧接着，1943年五月，位于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爆发了反叛运动，其中200名犹太人从集中营中逃出。他们制服并杀死了一些德国纳粹护卫，并放火烧了集中营，但是在这次反叛过程中，有900名犹太人被杀害，在600名成功出逃的犹太人中，只有40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两周之后，在比亚韦斯托克省（Białystok）犹太区也爆发了起义运动。九月份，在维尔纳犹太区爆发了一场短暂的起义。十月份，600名犹太囚犯，包括犹太苏联战俘，试图逃离索比堡死亡集中营。犹太囚犯杀死了11名德国纳粹党卫队长官以及一些集中营护卫。但是，这一行为被德国纳粹军队发现了，纳粹军队企图放火烧死这些犹太囚犯，结果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不得不在熊熊烈火中奔忙逃命。在这次逃亡过程中，牺牲了300名犹太囚犯。而那些幸存者要么在营地周围的矿场中丧生，要么重新被俘虏并惨遭杀害。大约只有60名犹太人成功逃离了集中营并加入了苏维埃党派。1944年10月7日，位于奥斯维辛的250名犹太特遣队队员（Sonderkommando）攻击了守卫，并用炸药炸了四号火葬场，这些炸药是三名女囚犯从附近的一个工厂中偷偷运出来的。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有三名德国纳粹守卫被杀死，其中一个被塞到了火炉中。特遣队队员试图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运动，但是很快全部250名犹太特遣队队员都被杀害了。据估计，在东欧，大约有20,000到30,000名犹太游击队员积极地同纳粹分子及其勾结者作战。这些游击队员致力于与纳粹分子展开游击战和破坏活动，鼓动居住于犹太区的犹太人起义，并释放犹太囚犯。仅仅在立陶宛，这些犹太游击队员就消灭了将近3000个德国士兵。参加同盟军军队的犹太士兵多达140万人。其中，大约40%的犹太士兵在苏联红军军队中作战。在参加苏联红军队伍的犹太士兵中，大约200,000名犹太士兵在战争中牺牲。在英国军队中，有一个犹太人组成的军队积极同纳粹分子作战，这个犹太军队是由5000名来自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志愿者所组成的。在西部沙漠战役中，来自于特殊闻讯小组的以德语为主要语言的犹太志愿者组成了突击队，在前线后方对纳粹党实施破坏活动。在被纳粹占领的波兰和苏维埃领地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成批逃离到沼泽地或森林中，或加入了游击队，尽管游击队组织并非总是欢迎这些犹太难民的加入。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有一个区域聚集着众多的犹太人，且这一区域也是非常适合游击作战的区域，在这里，犹太游击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使其免遭屠杀的厄运。而对于生活于布达佩斯等城市里的犹太群体而言，就没有这样好的机遇了。但是，在阿姆斯特丹以及荷兰的其他地方，许多犹太人积极地活跃于荷兰反抗运动中。蒂莫西·斯奈德写到，“华沙起义运动中的其他战士是1943年犹太区起义遗留下来的老兵。在这些犹太人中，大多数犹太人都加入到了波兰家乡军中；其他一些犹太人加入到了人民军队中，或者甚至加入到了反犹主义的国家武装军队中。一些犹太人（或是犹太族裔的波兰人）已经加入了家乡军军队和人民军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参与了1944年8月的华沙起义运动并作战的犹太人的人数超过了1943年4月的华沙犹太区起义运动中的犹太人的人数。”参加游击队仅仅是年轻健壮且愿意离开家人的犹太人的一种选择。许多犹太家庭更愿意死在一起而非被分离。法国犹太人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法国的抵抗运动对纳粹和法国维希当权者进行了游击作战，并且为横扫法国的同盟军提供了帮助，为同盟军提供了支持，包括解放法国的武装力量，和同盟军一起为解放许多被占领的法国城市而作战。尽管犹太人在整个法国人口中仅仅占到百分之一的比例，但是在法国反抗运动中，犹太人的人数占到整个反抗队伍的15%到20%。犹太青年运动EEIF最开始时对维希政权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到1943年这项运动被当局禁止，这一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又组成了武装反抗团队。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组建了犹太军队（犹太人的军队），这些军队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参与了武装反抗活动，并帮助犹太人秘密地逃离法国。这两个组织在1944年合并为一体，并参加了解放巴黎、里昂、图卢兹、格勒诺布尔和尼斯的战斗。对于绝大多数的犹太人而言，反抗运动只能采取延迟、逃避、协商、谈判等被动的形式，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采取贿赂德国官员的形式。纳粹分子强迫犹太人群体自行维持群体的治安，通过在德国建立德意志犹太人协会（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和在被占领的波兰领地的城市犹太区中组建“犹太人委员会”（Judenräte）等组织，以此诱使犹太人采取贿赂德国官员的形式来逃避迫害。每当犹太人拿出贿赂用的财物时，德国军官就承诺做出让步，这使得犹太群体中的领导者在这种善意的妥协行为中越陷越深，使得犹太群体不可能做出奋起反抗的决定。犹太人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亚历山大·基梅尔（Kimel）写道：“居住于犹太区的青年人幻想与纳粹分子作战，我认为尽管存在着多种因素阻碍我们对此做出回应，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隔离和历史上形成的接受殉难的心理。”历史条件使得生活于欧洲的犹太群体形成了接受迫害和通过妥协和谈判来避免灾难的心理趋向，这是大屠杀过程中犹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做出反抗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直到大屠杀接近尾声时，犹太人才做出了反抗行为。直到当犹太人口从500,000人锐减到100,000人时，华沙犹太区起义运动才兴起，直到这时，犹太人才明白进一步的妥协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保罗·约翰逊写道：对于德国纳粹的真正意图，犹太人群体一直被蒙在鼓里，可以说这种欺骗是系统性的，犹太人与外部世界的新闻来源之间被隔绝。德国纳粹党告诉犹太人他们要被转移到工作营地——委婉地称之为“移居到东部”——并通过各种缜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