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文化研究者时常关注某个现象是如何与意识形态、种族、社会阶级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关连。1956年，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 ( Raymond Williams )和李察‧霍加特 ( Richard Hoggart )对于当时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大叙事”不满，认为文学不仅是为了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而是更应该接近劳工阶级。因为中下阶层的大众更喜欢通俗文化，所以后来的“文化研究”也逐渐以通俗文化 ( Popular Culture )为主要研究范围，故此威廉士和霍加特于1964年成立了著名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翰学派” (Birmingham School) 之名也不胫而走。文化研究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与活动。文化活动是指某个文化中的人们如何去进行某些事情（比如说观看电视或外出用餐），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去进行事情则与某些文化意义有关。在若丁·萨达（Ziauddin Sardar）的《文化研究介绍》（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一书中，列举了以下五个主要的文化研究特色：1970年代文化研究领域开启了之后，英国学者与美国学者之间发展出不太一样的文化研究路线。英国的文化研究路线通常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左派观点，并且批评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它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工业”（也就是大众文化）的某些观点。这种观点出现在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的著作中，比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与保罗·吉洛伊（Paul Gilroy）的著作。相反地，美国的文化研究路线最初关注的，是从观众对大众文化的反应与使用中去了解其主观与正当的那一面；美国文化研究者会写关于球迷影迷这类疯狂爱好者（fandom）的解放面向。请见如约翰·纪乐里（John Guillory）这些批评家的著作。然而，美国与英国两个路线之间的区别已经逐渐消失了。有些学者，尤其是英国的早期文化研究，会将马克思主义模型应用在这个领域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著焦于意义的生产之上。它假设存在有一种文化的大批生产，而权力则为那些生产文化产物的人所拥有。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中，那些控制了生产工具（经济基础）的人，本质上就控制了文化。文化研究的其他路线，比如说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以及美国后期的文化研究发展，则远离这种决定论观点。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为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假设了一个单独的、支配性的意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认为，不同的文化产物消费方式也会影响到产品的意义。另外一个文化研究的主要批判点是传统上会将消费者视为是被动的。有些人挑战这种观点，并且特别强调人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阅读、接收与诠释文化文本。一个消费者可以挪用、积极地抛弃以及挑战一个产品的意义。这个路线将焦点从物品的生产转到其他面向上。他们认为消费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消费者消费产品的方式会赋予物品以意义。有些人则将生产活动与认同作了紧密的连结。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某些评论家会把这种意义的转换形容是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在文化研究的脉络下，“文本”（text）这个概念不只是在讲书写下来的文字，还包括了电影、摄影、时尚或发型；文化研究的文本对象包含了所有有意义的文化产物。同样地，“文化”这个概念也被扩大。对一个文化研究者来说，“文化”不只是传统上所谓的精致艺术（high art）与普普艺术（popular art），还包括了所有日常的意义与活动。事实上，上述的后者已经变成了文化研究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另外一个有些微关系但不同的用法里，文化研究这个名词有时会用来当作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同义词。区域研究这个名词是用来指称针对特别一个文化来进行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伊斯兰研究、亚洲研究、非洲研究等等。